陈行之:秘密政治是阴谋家的乐园

  ·  2015-04-26

——从法国政治阴谋家富歇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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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喜欢的作家中,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占有重要位置,几乎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全部茨威格写的和写茨威格的文字。茨威格是罕见的文学天才,他为数不多的小说每一篇都是文学经典,他的非文学作品(回忆录、历史特写、人物评传),就精神空间和思想视野来说,也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1928)、《一个阴谋家的画像》(1929)、《异端的权利》(1936) 、《昨日的世界》(1942)等作品时,带给我的震撼就像地下核爆炸一样内在而深远,其余波延伸到了我以前从未到达过的精神领域,我甚至觉得是茨威格使我的阅读兴趣从文学转向了历史、哲学和政治学。

前几年我写《马基雅维里:把政治与道德分开》(2012-4-12)和《韩非子:宫廷政治的布道者》(2012-5-6),着眼于秘密政治,说出了一些观感。在这个话题中,约瑟夫·富歇(1759-1820)实际上远比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更加不可或缺,也更有典型意义,这个躲藏在历史深处翻云覆雨、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是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学说最卓越的体现者和行动者。我原本还想写《富歇:一个阴谋政治家的标本》的,后来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之所以要写他,首先由于茨威格在《一个阴谋家的画像》中以传神之笔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个人幽闭、阴鸷、诡谲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了人类群体中一种特殊的类型,一个值得注意的危险种族;其次我意识到,历史人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历史生成的,他们创造历史,历史也同时在创造他们,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富歇的人性特点,渊源于在普通人视野之外神秘运行的宫廷政治(在我们的话题中,我将其称之为“秘密政治”),没有这个条件,即便是富歇也难于成为富歇——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人民无法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地方,才会产生秘密政治,只有在秘密政治的条件下,阴谋家才可以存活,才可以大行其道,秘密政治是阴谋家的乐园。

“陈行之先生,那你为什么想起要在今天写这篇文章呢?”

中国成语有“触景生情”四个字,说的是看到某种情景,人就会想起一点儿什么,或者刻骨铭心的恋人,或者令人忧伤的往事,总之心情颇为复杂,于是就想抒发一下。君不见,现在而今眼目下,庙堂之上风诡云谲,神出鬼没,暗流涌动,昨天还在和蔼可亲地向人民频频招手,今天就成为全民声讨的国家罪人;昨天还默默无闻,今天就登上了令人咋舌的权力高位;似乎所有东西都在翻腾,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惯常的面貌,既无所谓正义亦无所谓邪恶,一切都那么难于判断难于预测;我们不知道事情怎样起始,亦不知道演绎,怎样终结;我们更不知道在重重的迷雾之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当然也就无法知道显示为真的东西是不是假,显示为假的东西是不是真,一切都处在迷茫之中……这当然会让人多想一点儿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躲藏在法国历史深处的富歇。

既然是有感而发,如果再用几年前谈论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的方式谈论富歇,就有些不合时宜了,所以我用副标题强调“从法国政治阴谋家富歇说开去”,“说开去”是要说到哪里去呢?说到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中来,说到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关切中来。

2

我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过于详尽地引用茨威格的描述,只能择其大概引用某些段落,大致说明富歇是怎样一个人就可以了,有兴趣了解富歇的读者最好阅读原著。现在这本书有了各种中文译本,我读的是三联书店1988年版,侯焕闳译,译文很好——读到好的译文,在中国似乎成了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这本书的译者。

富歇出身并不显赫,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不是“红二代”,也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他甚至连宣布“我爸是李刚”的资格也没有。富歇的父亲主要职业是海员,平时也做一些小生意用以维持生计,大概属于我们今天被城管人员驱赶和殴打的小贩之类。作为小贩的儿子,不难想象会聚积起多么强大的图谋发展的精神能量,更不难想象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他要想图谋政治发展会面临多少困难多少阻遏,他必须比所有人都更精明谨慎,更擅长见风使舵,更残忍无情,更心毒手辣,更卑劣无耻。好在这个看上去羸弱苍白的家伙天生具备这样的素质,他有能力担当他所谋求的社会政治角色。

众所周知,以普选制为原则和特征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她是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一步步才走到今天,才形成作为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普世价值”的。即便是启蒙思想发源地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也还等级森严,社会流动的渠道被制度性堵塞,平民阶层向上逾越的可能性很低。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很好地表现了人的这种困局,单以法国作家为例,司汤达在小说《红与黑》中塑造的于连·索黑尔,莫泊桑在《俊友》中塑造的乔治·杜洛瓦,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塑造的拉斯蒂涅,即为典型和代表。富歇和于连、杜洛瓦、拉丝蒂涅之类的文学形象一样,出身卑微穷困潦倒而又激情澎湃野心勃勃,他唯一出路是想方设法在体制内找一碗饭吃,报考公务员,或者托人寻路挤进某权力机关,在当时的法国,进教会谋求一个职位,就成了最引人入胜的事情。于是富歇想方设法混进了教会,并且当上了教士,这意味着他获得了体制承认,寻找到了升迁的机会,说不定还可以当上精神权力和物质权力都很大的神父乃至于主教(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光荣地成为“人民的仆人”)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个脸色苍白、独往独来的准神父在修道院的走廊和静悄悄的斋堂里泡了整整十年”。源于天分,富歇在这里“主要学会了沉默的技巧、最最重要的隐瞒自己思想的艺术、洞悉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的本领。从此,他终生都能够控制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即使在激烈冲动的时刻也是如此;从此,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他那死板的、仿佛在沉默中木然的脸上发现愤怒、凶狠、激动的迹象了;从此,他以同样平稳而单调的声音沉静地说出最最平常和最最恐怖的话语,以同样悄没声息的脚步走向皇帝的寝宫和汹涌澎湃的民众集会。”这个极善于隐秘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的阴谋家厌恶奢华,从不出风头,具有无比伦比的沉着冷静和超强的自制力。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步入政治舞台,他对剧情的影响将会改变整个戏剧的结构,改变历史的走向。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果真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幕布上如期出现了富歇的身影——他感觉到法国即将爆发社会风暴,政治将主宰这个世界,于是,这个善于揣摩风向的阴谋家脱下僧衣,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政治漩流之中,在法国南特成立了一个名为“宪法之友”的政治组织,并且亲任这个组织的主席。他就是利用这个平台,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开始他政治谋求过程的。

3

无论韩非子还是马基雅维利,在其学说中都把“术”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术”在政治领域是无所谓信仰更无所谓道德的,手段就是一切,目的就是一切。读《韩非子》和《君主论》,之所以常常使人产生阴森恐怖之感,就是因为它们不约而同抽取了信仰和道德的精神内容,把政治变成了冷冰冰的纯技艺的东西。富歇是韩非子、马基雅维利学说的出类拔萃的践行者,这既源于富歇本人的独特品性,也源于法国大革命非常难得地为他提供了政治表演契机。

茨威格描述说,富歇于1792年9月16日作为南特国民公会议员来到巴黎,他不事张扬,静静地察言观色,竭力判断哪方势力是当今政治舞台上最强大的力量?1793年1月16日,国民公会表决是否处决路易十六,富歇前一天还信誓旦旦反对处死国王,但当他计算投票情况以后,马上像变色龙一样迅速改变了态度,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为此他成了正在风头上的雅各宾派中的一员,并逐渐成为这一激进政治团体的头面人物。

插一句:纵览法国大革命史,你会发现法兰西民族在其血液里就有“革命”的因子,这一点与中国人颇为相似。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情景、活跃在那个舞台上的政治人物,经常会唤起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拿破仑、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富歇等人,经常会从历史深处走出来,进入到中国的政治情境之中,你甚至还会以为中国的某些时段(譬如1949年的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复制法国大革命,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很早就预演了中国的当代政治事件和社会政治事件,这很耐人寻味。

富歇巧妙地因应历史潮流,是以我们所熟悉的极“左”面貌出现的。我始终认为,无论古今中外,极“左”均与信仰无关,那是一种把卑劣的个人目的用冠冕堂皇的东西掩盖起来的政治技艺(在中国属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政治之“术”的范畴)。不是吗?富歇以革命的名义取消教士独身的规定,鼓动满怀革命激情的人毁坏教堂,没收教会资产,命令神父脱去袈裟,戴上表示革命的小红帽,在他所领导的地区,甚至开始了大规模的消灭私有制运动……所有这些举动皆不是源于信仰,而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手段,仅此而已。

我们可以从雅各宾派实行恐怖政治所导致的三方面社会后果来认识政治阴谋家富歇给法国政治肌体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害与侵蚀:第一,雅各宾派恐怖而极端的政治政策狂热推行者的残酷杀戮,松动和瓦解了雅各宾派的社会基础,导致其走进政治死胡同,无论他们怎样强辩“特色”,无论他们利用国家手段规定多少“不讲”,也无法摆脱被历史淘汰的命运;第二,恐怖而极端的经济政策不仅遭到新旧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也严重损害了最广大的下层民众的利益,这意味着罗伯斯庇尔政权必然会丧失民意的支撑,成为沙上之塔——沙上之塔也是塔,并且看上去很美,然而它毕竟是不稳固的,所以它必然色厉内荏,必然极度恐慌,必然杯弓蛇影,必然草木皆兵,把滔滔民意视为洪水猛兽,进一步站到人民的反面;第三,恐怖而极端的宗教政策树敌过多,增强了政治反对力量,极目之处,齐刷刷地站起各色各样的敌人,这意味着它将陷入被政治对手鼓动起来的舆论包围之中,处境艰难,再也无暇顾及其他,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这通常是其走向衰败和崩解的标志。

你看,个人就是这样创造历史的,历史就是这样创造个人的,真是所谓“乱世出英雄”也!法国大革命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映照和折射很多人(尤其是拿破仑)的内在品性,富歇并非主角,也仅只是其中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足以让我们为之瞩目了,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某些方面确实很容易让我们多想一点儿什么。

4

1794年4月,罗伯斯庇尔因为怀疑富歇的忠诚而将其召回巴黎,大概是要对其“双规”,进行腐败调查,在合适的时机将其作为“老虎”打掉。然而富歇不是周永康,或者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坛尽管很黄很暴力,相对于深度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宫廷政治来说,也还是比较单纯的,这就给命若琴弦的富歇创造了得以逃生的机会,奇迹般逃过了罗伯斯庇尔的掌心。

大难不死的富歇做困兽斗,马上反过来作为雅各宾派的死敌参与和策划了热月政变,并且反败为胜,最终于1794年7月28日将昔日的主人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庇尔的人头从断头台利刃下滚落的时候,这个曾经掌握对富歇生杀予夺大权的人,一定是痛苦地意识到了什么叫“养虎为患”,他一定是在心底里悲凉地号啕:“悔不该当初丫跟我奴颜婢膝的时候没有灭了丫的啊!”我们现在再来看这幕历史大戏,真是有惊心动魄之感。

在随后的日子里,富歇似乎并没有趁势走机会主义道路,另立中央,弄个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当当,这是他失算之处,结果,政治战场正如俗语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富歇在长达三年时间里既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作为,白瞎了。我现在很不明白,残存下来的罗伯斯庇尔旧部以及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为什么也没有及时把富歇弄死?或者换一句话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动用国家力量将其从历史教科书剥离,从一切诉诸于文字的记述中抹掉,让其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为什么还要罗伯斯庇尔重蹈养虎为患的覆辙?可见,相对于中国政治之博大精深,法国大革命确实还是很幼稚很肤浅也很愚拙的,远不及中国政治戏剧来得深邃和精彩。

结果,不死的富歇又活转了过来,三年之后当上了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这要归功于他与督政官拉上了关系。1799年,富歇被任命为警察部部长(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之类),自此以后他虽然得到过多种职位,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权力很大的部门,始终掌管着法国秘密警察系统,历经督政府时期(1795-1799)、拿破仑时期(1799-1814)和波旁王朝复辟之初(1814-)而不倒。

富歇是近代警察密探和间谍体系的创建者,是他亲手创建了法国的秘密警察系统,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密机构虽然隶属于国家,然而在封闭的政治条件下,它也必然会成为富歇施展个人邪恶权力的基础。为了控制社会,掌握意识形态制高点,他查封了全国数十家报纸,监狱里关满了与政府意见不合的人;他利用人性弱点大量使用奸细、密探和线人(他甚至把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路易十八在伦敦的御厨也发展成了告密者),这些眼线遍布在巴黎所有沙龙、政府部门乃至于军队内部,编织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恐怖网络。

政治永远都是瞬息万变云诡波谲的,谁也无法预料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即便如变色龙一般狡猾的富歇也有赶不上趟的时候——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富歇闻到了不祥的气息,觉得这个主子也靠不住了,马上变色,心急火燎地投奔了新的主子,幻想复辟的老王朝会给他提供更为灿烂的前程。尽管他如愿以偿地在波旁复辟王朝临时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然而1816年1月5日颁布的法令,却又使他保全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这道惩治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人的法令,终止了富歇在政治赌场上的狂奔,最终以“弑君罪”结束了这个呼风唤雨的阴谋家的政治生涯。

法令颁布之时,富歇还在萨克森当公使,他将再也无法再踏上法国的土地了。在余下的岁月里,失去权力的他再也无法呼风唤雨,就像普通人一样先后生活在布拉格和林茨。1820年12月25日,富歇在奥地利帝国管辖的意大利港口城市特里雅斯特去世,终年61岁。

5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这样谈到过富歇:“约瑟夫·富歇那份独特的、叫拿破仑如此害怕的天分,并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这个国民公会的不起眼的议员是当时最出类拔萃也最不易为人理解的人物之一,他在革命的风暴中诞生成长,在督政府治下攀登上峰巅;他思想深刻,既登峰巅,能够立足于过去的经验而预见未来。随后,在闪电般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他又突然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灵活机变,仿佛平庸的戏子,火花一闪,成为了天才的优伶。”不能不说,巴尔扎克的观察是准确的。茨威格通过《一个阴谋家的画像》则细致地揭示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个人不仅决定了一个时段法国政治生活的质地和颜色,还对未来的法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茨威格在解释为什么要为阴谋家立传时说:“我们时代需要的,欣然接受的,是英雄的传记……我丝毫没有贬低英雄传记鼓舞人心、激励民气、引人向上的作用……然而从政治上说,英雄传记包含着歪曲历史的危险,也能为它们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古往今来世界的前途都是由真正崇高的人物决定的。英雄仅仅以他的存在便足以在几十年几百年内控制和驾驭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政治力量活动的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杰出的心智,不是思想纯洁的人,而是低下得多然而比较机灵的一种人——幕后活动家。”

茨威格接着指出:“在1914年到1918年,我们曾亲眼目睹,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世界重大问题,并非由(杰出人物的)理智和责任来把握,而是由躲在幕后的人决定。我们每天都能体会到,各国人民往往老实巴交地把自己的孩子和前途信托给肮脏的、往往亵渎神圣的政治游戏;而在政治游戏中,处于主宰地位的并不是精神视野开阔的人,不是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而是我们称之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是手法巧妙、空话连篇、冷血的老手。”也许正因为如此,拿破仑才在一百年多年前断言,政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毒瘤。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之毒,毒于封闭,毒于少数人的游戏,毒于个人卑劣品性对政治事件、政治过程的直接侵入,这是一种被称之为“专制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形态——孟德斯鸠认为“神秘和恐怖”是专制统治的两大特点——如果不是在这种国家政治形态之中,譬如在经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嘲笑的宪政民主的国家体制当中,一个政治阴谋家即使如蛇蝎一般歹毒,也无法全面干预政治进程,因为在这种国家体制当中,除了统治集团之外,还有一种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决定性力量,那就是通过选举权表达对统治者同意、并对国家事务进行有效监督的人民。无论有的人如何吐沫星子乱溅地诉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虚伪,也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国家政治进程和发展方向不是几个沆瀣一气的腌臜小人就可以决定的,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搞什么人民公社,没有像下决心不过日子的人那样吆喝着去吃公共食堂,没有一下子把数以百万计的国家精英打成“右派”,或者剥夺自由,或者肉体消灭,也没有搞什么被称之为人类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动无理性的个人崇拜……总之所有在中国正常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在那里发生,就是因为人民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普选)更换(美国《独立宣言》表述为:“推翻”)不合格的政府,这就是说,他们拥有让自己的意志进入国家政治事务的途径和手段,是这种被政治学概括为人民“政治权利”的拥有或者不拥有,决定了中西方政治境况的绝不相同,换一句话说,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所谓的“中国特色”,也正是从在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对比中显现出来的。

政治,尤其是国家政治,当然需要手段,需要智慧,甚至可以说需要圆滑,需要狡诈,需要残忍无情,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富歇这样鬼鬼祟祟专门在暗处做事的阴谋家。富歇,如果把它称之为国家政治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以在国家事务中对人民意志的蒙骗、欺辱、强奸乃至于排斥作为代价的。一些人之所以在国家媒体上一再揶揄、贬斥和诅咒“普世价值”,或者换一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对普世价值恨之入骨,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普世价值”通过“程序正义”阻止了阴谋家对政治事务的垄断,终止了那些吃人饭不拉人屎的渣滓们如入无人之境可着劲儿折腾的条件。也正因为这些人诅咒它,所以你才可以从中国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的国家事务中不断看到富歇类型的家伙人模狗样地向人民频频招手,却很少听说狗日的美国出现一个叫约瑟夫·富歇的总统或者副总统把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折腾了个底儿掉。可见,警惕富歇之类的阴谋家在国家事务中瞎折腾,仍然是中国人民面临的重要课题,一个初始的也是终结性的课题。

茨威格提醒人们:“权术家们是世人至今几乎还没有研究的现代最危险的精神种族。”我们不能无视茨威格的这个警告,在延伸的意义上,我认为茨威格的警告有两个意思,一是人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政治阴谋家的广泛存在;二是低估了这一危险种族带给世界的伤害。这两者都指向了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封闭社会的秘密政治。

实际上我前面已经在议论这一命题了。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

6

所谓秘密政治,可以简单地将其定义为:被隐秘政治动机支配的隐秘的政治行为。如果简单定义尚不足以说明其内在品性,那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表述为:秘密政治是相对于开放社会的封闭社会的国家统治政治,这种政治的突出特征是:拒斥人民意志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国家政治只能在晦暗的被故意遮蔽的通道里运行,就像京剧《三岔口》那样,由政治角力者(国家权力舞台上的参与者)在隐蔽的空间捉着对儿厮杀,外面(置身于国家政治过程之外的人民)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质疑,无法探求真相,只能被动地接受胜利了的一方对结果的解释,那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在这种情况下,黑的当然有可能就是黑的,白的有可能就是白的(我们其实也是很愿意这样相信的)。然而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凡事都有例外,就像最近有人怀疑他妈不是他妈一样,谁又能排除另一番情形呢?如果黑的不一定就是黑的,白的不一定就是白的;如果白的有可能是黑的,黑的也有可能是白的;或者如果黑的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五十度灰,是红的、粉的、绿的、蓝的、黄的……其实也正常啊!西方有一句谚语:“只有潮水退了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现在潮水正涨,所谓波升浪滚,暗流涌动,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无法知道是谁光着身子在水里晃动那个丑陋物件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胜利者对现实政治和历史的解释,未必靠谱,道理很简单:只要没有人民意志的进入,他们就不可能约束住自己扭曲和遮蔽现实政治景况和历史真实面目的冲动,因为这样做最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图谋,最有利于他们对国家政治的掌控,否则我们就将很难理解为什么总是有大量历史真相被遮蔽,为什么总是有一些历史人物“遗臭万年”之后,甚至在盖棺论定数十年数百年之后又从棺材里爬出来,指着自己已经难于辨认的脸,对人们痛心疾首地说:“亲!你们看,这才是我呀!”

在这些痛心疾首的人中,我们看到过陈独秀,看到过瞿秋白,也看到过彭德怀、罗瑞卿,更看到过刘少奇、邓小平……如果历史提供机缘,我们或许还可以看到赵紫阳、胡耀邦。当然,我们也同时会看到被人民大会用哀乐送走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是恶鬼,譬如,在这样的恶鬼中,我们就看到过很容易让人想到富歇的一个叫康生的家伙。

极为聪明的中国人用一句话调侃历史:“胜者王侯败者贼”,我认为这句话说尽了其中的道理,然而这只是一部分道理,另一部分道理则存在于无情的历史逻辑之中,那就是:时间会消散任何形式的遮掩和涂抹,人们终究会看到真相,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那一庄严时刻的到来。

7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认为历史是伟人的历史,他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一再强调说:“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驾奴者,是那些真诚地研究它的人,是那些把世界当作柔软的蜡一样任意捏成各种形状的人。”

茨威格的描述之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他所瞄准的富歇的精神生命状态,至少在权力还不那么公开的地方仍然在延续,与他同种同宗的宫廷政治家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相对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里呼风唤雨狼奔豕突,在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政治舞台的台前幕后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澜,书写了一部肮脏的充满政治暴力并且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谎言精心包裹着的历史。曾经的苏联是这样,附庸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东德,等等)也是这样。如果要寻找一个当代标本,目前仍旧把持朝鲜国家权力的金家流氓政权则当之无愧,这个如同粪便一样让人厌恶的政治集团,利用国家暴力将国家政治之恶发展到了极致,在世界舞台上,任何与其不能分割的国家都会被世界视为与其没有什么分别的异类,让人唏嘘的是,中国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竟然为这个邪恶政权付出如此巨大的国际声誉代价,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已经不是国际地缘政治需要所能够解释的了。

正因为即使在当代条件下,我们这个星球的某些区域也还存在着适宜政治阴谋家产生和成长的土壤,在国家政治中出现个把或者一批富歇式的人物,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国情不同,政治阴谋家的表象也绝不相同。在我们这里,政治阴谋家对国家政治的搅扰所引起的波动,像冲击波一样在被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领域广泛蔓延,一直传导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而非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质量;是宫廷政治家这个特殊群体造成了我们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困顿,我们一切现实的处境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都与他们的存在息息相关。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隐没在红墙之内、掩映在宫廷帷幕之间就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千万不要这样以为,这是因为,在贪恋物质财富问题上,他们连富歇的精神境界都没有。富歇至少没有贪污数以吨计的人民币,把难以计数的文玩古物堆在地下室,至少没有偷偷在美国购置豪宅;他至少还不是裸官,没有把自己的爹妈子女送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去享受自由生活;我也没有从法国大革命史中看到他满处物色处女,然后拖到深宅大院去糟蹋,或者去睡某位当红歌星以及中央电视台女播音员;我更没听说他指挥黑白两道动用武警在风高月黑之夜强拆民居,把巴黎某个街区夷为平地,让他兄弟媳妇的舅舅的叔叔的三爹的四大爷搞什么房地产开发;他也没有让七大姑八大姨借助于国有企业全面进入石油、通讯、金融、交通、矿产、水利、电力等行业进行国家垄断,张开血盆大口吸食民脂民膏……他都没有,他只是喜欢玩儿政治罢了,只是喜欢在政治斗争中耍耍手腕儿罢了,与我们眼前这些鬼影幢幢、居心叵测、翻云覆雨、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阴狠歹毒、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比豺狼还要凶狠贪婪的“仆人”相比,我们简直可以认为富歇很单纯很善良,就像是一个刚走出校门急于建功立业的半大小子。

我前面引述过,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和恐怖,我认为他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他的这句话是能够被我们的感觉和经验证实的。这位满腹经纶的政治哲学家也许是从抽象的哲学推演中归纳出这个见解的,我们的感觉和经验则来自耳闻目睹的中国故事,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存在着一个完全封闭的独自运转的世界,那个世界就像一架结构完美、精密运转的机器,拥有自己的动力总成以及把动力传向隐秘角落的传输系统,有承载各种传输功能的零部件,当然,作为机器,它也有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就是这样的产品,就像从机器末端蹦出来的螺丝钉一样。

8

众所周知,螺丝钉是没有意志的,它很少知道它成为螺丝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理由,它也不可能背着手沿着流水线往回溜达,以便弄清楚自己从何而来,去往何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鲁迅先生就是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人,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的;西方人也是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人,认为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一盘散沙、不可能构成集体力量向权力者讨要尊严,所以才导致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机会微乎其微。

然而细想起来,我总觉得中国人挺冤枉的——鲁迅先生用刻毒的目光审视国民性的时候,为什么不更多着眼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幸,中国人为什么不争?西方人注目于中国人在朝廷面前犯贱的时候,为什么不对中国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艰难处境做更多的研究呢?鲁迅先生如果不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如果没有被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边沁、阿伦特、伯林的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也将和普通中国人一样,不但“不幸”,而且“不争”,也会吵闹着要去睡吴妈,也会去抢人血馒头。可见,是政治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着人的精神质地,这既符合政治逻辑又符合形式逻辑——在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人必定会像人那样站立;在兽类猖獗的地方,人的位置必然狭窄逼仄;当国家机器不具备人的体温时,它的产品也必定只具有物的特征而非人的特征。

本文标题正是对此所做的确认和指证。

是的,我们就是沿着这条逻辑线来到孟德斯鸠所指认的地方的。在这样地方,人民被阻隔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国家政治神秘而恐怖,成为了阴谋家的乐园,我们这些被称之为“屁民”的人,只是这个乐园的副产品和下脚料,是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存在。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清楚我们自身的处境,就在我们满足于吃上窝头而不再挨饿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们已经拥有了整座金山和整座银山;就在他们满大街追问我们“你幸福吗”的时候,我们很少意识到他们早就用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手段绑架了整个国家,我们不过是那架制造精良的机器精密运转的结果罢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只是被他们追问是否幸福的“螺丝钉”——难道螺丝钉还有什么幸福不幸福吗?!

这就是“物”,一种与人的特质不发生联系的某种存在方式,我们都深陷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这就是说,在国家事物的范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用处,所有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一种绝对力量用精神药物绝对地控制着我们,今天它指鹿为马,你就只能说:是的,那头鹿确实是一只马;明天它说黑的是白的,你就只能说:是的,黑的确实是白的……如此而已,往复不已,而这正是形形色色的政治阴谋家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他们哪里会有我们?同样,没有我们哪里又会有他们呢?

这才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啊!

(本文写给201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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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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