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公共文化服务:从民生概念到民权概念

  ·  2015-01-24

一、文化权利是基本人权

公共文化服务要立法,这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一直以来被理解为民生工程或惠民工程的公共文化服务,要从“民生”概念或者惠民概念上升到“民权”概念,从政府政策上升到法律法规。

民生概念、惠民概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这个概念带有封建家长制色彩(“惠”就是恩惠),好像给百姓恩惠是政府的施舍似的。政府是衣食父母,百姓是子民,所以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是家长。父慈子孝,家长要对孩子好,皇上要对子民好,而老百姓要对政府感恩。

其次,民生概念、惠民概念的重点是强调政府责任,强调政府要做哪些哪些事情,但在这样强调的同时,也扩大了政府权力。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必须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缩小和限制政府权力,而且只有限制了政府权力才能使政府尽到应尽的责任,以免强化政府责任成为扩大政府权力的借口,最后权力扩大了责任又没有尽到。

西方民主国家大致有两种情况(当然是相对而言),一是高福利大政府(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一种是低福利小政府(美国模式)。而中国情况是低福利大政府——政府无比庞大而百姓福利很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纳税人的钱被某些政府官员侵吞了,福利都被政府拿走了。因此在中国,只有限制政府权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福利,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更要限制政府权力。两者必须一起抓,两手抓。

这是我提出要在民权概念和宪政框架下理解和定位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原因。民权即公民权利,属于现代宪政的核心概念,指公民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它本身就是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因为最可能、最有能力践踏民权的是谁?当然是政府。所以保障民权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限制政府。民权首先是指公民的不能被国家和政府剥夺的权利。

以“民权”概念为核心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其最根本的宗旨就是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文化权利,其最重要的内容是明确规定在文化领域政府哪些事情不能做。只是明确政府哪些事情必须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限定政府哪些事情不能做,该做的做好,不该做的绝不能做。政府对文化活动的干预必须有法律依据。

二、公共文化活动不是以前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明确公共文化服务是民权概念后,也就把它和极权国家的伪公共文化服务区别开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 “公共文化活动”还是蛮多的,比如那时有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文化生活(比现在多得多)。它和我们今天讲的公共文化活动有什么不同?今天应该建立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以前的“文化馆”“文化站”等有甚么不同?

极权国家的公共文化的特点是:(1)、群众性文化活动具有强烈的党派政治色彩,是党进行群众动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阵地,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时期的忠字舞,群众集会和演出);(2)、公共文化机构是政府组织、政府机关和政府机构,有党支部。政府不仅是管理者,而且是组织者和主办者,掌控一切;(3)、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全部是党和政府制定的,根本没有公民的真正参与,因此极为单调。

今天搞的公共文化服务必须明确区别于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公共文化服务。也就是做到:1、去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宣传彻底脱离关系;2、去党派政治化和政府化。

只有把公共文化服务理解为落实公民的文化权利,才能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限制政府权力,才能解决社会力量参与问题,才能激活公民的文化活力,让所有人的文化创造力自由涌动。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让公民自由从事文化活动,而不是监督或控制公民的文化活动。限制政府权力实际上也就是保障公民文化创造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成立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应该提供什么服务,文化活动怎么办,这些都应该是公民说了算。保证公民的文化权利,当然离不开一些必要的物质方面的内容,但最最重要的还是给予公民文化创造的自由。

今天讲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我觉得不很准确。对于“政府主导”这个概念要进行严格的限定,“政府主导”的意思不是主管,更不是主办。哪些方面主导?我觉得应该是经费投入方面主导,其他都不应该主导。如果政府在哪些方面都主导,就很难做到激发社会力量,引入市场力量了。我觉得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公共文化服务在资金和设施方面是政府为主,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要社会主导(而不是参与),社会做主,政府为社会服务。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包办现象严重,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严重,政府和社会、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没有活力。最近发布的两办“意见”把 “社会参与”作为建构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原则”,提出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发展活力,积极培育和引导群众消费需求。”但是这一切要真正做到还是必须在源头上限制政府权力,明确政府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的问题,本来积极性是不用激发的,人的自由创造欲是人的天性,以前的问题不是激发不够,而是限制太多,或者只激发政府希望的那种所谓“积极性”。还有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需求不对接的问题。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他们自己最清楚,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的需求不对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直接把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搞就是了。需求用不着培育,不要限制就好。公民自己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培育”的说法也容易被误解。成为政府不正当干预的借口。

政府不能彻底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退出,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放心,最社会存在恐惧心理,特别是对哪些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存在畏惧心理,怕出政治问题,造成不稳定。比如学校学生会搞一个活动必须层层审批,对场地、时间、特别是演出的内容严格把关,而且主管学校领导到场监督。这样的活动虽然全部是学校投入资金,但学生完全没有自主性和主动性,当然也就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领导对于任何自发的学生文化活动心存恐惧。

这样被严格控制的公共文化活动当然没有活力,死气沉沉,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真正的自由交流和自由创造,有了设施也没有用,就像监狱中的摆设。

三、与国际接轨

只有从民权和宪政的原则框架中理解和定位公共文化服务,才能与国际接轨,与普世价值接轨。说到底,文化权利是人权、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让公民自己做主。文化部专家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起早说明及草案》(2014年4月)中有这样的表述:“文化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但是在正式的文件中,我好像没有看到“文化权利是基本人权”的表述,更没有把它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

联合国《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第一条:“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这就从根源上规定了文化自由权利的神圣性。

民主国家的经验是:制定公共文化方面的法律,目的是保护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利,因此主要的限制对象是政府。《俄罗斯联邦文化基本法》的立法宗旨:“维护并捍卫俄罗斯公民从事文化活动的宪法权利;为俄罗斯联邦公民组织、各民族其他族裔社区自由从事文化活动提供法律保障;为文化活动各主体间的关系确立相关原则和法律规范;确立国家文化政策的原则,为国家支持文化发展确立法律规范,国家保证不干涉创作过程。”

第二章“人在文化领域的权利与自由”,第八条“从事文化活动是每一人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在俄罗斯联邦,文化活动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无论其民族、社会出身、语言、性别、政治倾向、宗教或其他信仰、居住地、财产、受教育程度、职业或其他情况。”第九条:“在文化活动领域人权优先于国家及其任何机构、社会和民族运动、政党、族裔社区、种族教派团体和宗教组织、工会和其他协会在该领域的权利。”

第十条“创作权”:“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从事各种创作活动”;第十一条“个人文化独创权”:“每个人都有道德观、审美观及其他价值观的自由选择权,其文化独特性有权受到国家保护。”

四、政府应该放开的具体内容

必须确立政府不干预原则,严格规定政府哪些事情不能做。不具体规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保障他们的文化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1、公民在公共领域有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可以自由在文化场所发表演说,可以自由讨论国家大事。公共文化领域就是哈贝马斯说的公共领域,它扎根于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公共文化。培养现代公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最核心使命,而现代公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参与公共事务,行使公民权利。公共领域离不开物质设施,公共文化也不是庸俗化理解的那些休闲娱乐,公共领域是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现在的问题:公共文化场所有设施但没有实质性的公共讨论和公共交往,或者所谓“交往”就是打麻将、打扑克、跳集体舞等等。所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文件都强调保障文化权利,满足文化需求,但是最最重要的文化权利是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去政治化是指去党派政治化,而不是抽象的去政治化。在去党派政治化的同时还要再政治化,再公民政治化。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决不是只让老百姓沉浸在娱乐活动中不问政治,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身份不是空洞的,而是建立在对公共事务的实质性参与之上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这种参与创造条件。

2、自由成立公共文化机构。比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拟似稿,2014年4月)第三章第31条:“国家鼓励和扶持公民自办文化实体、文化团队,开展文化活动。”可是实际上要成立一个文化学术类的民间机构层层审批,困难重重,几乎不可能。应该用法律形式保证不用审批就可成立,备个案就可以。

3、公民有权利自己自主组织文化活动,政府不得随便干预,也不需要什么审批。公共文化机构应该推进非政府化,不能设立党的机构,管理人员由社区代表选举产生。

4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应该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提供必要的资金、设备、条件和服务,但是绝对不能直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比如政府应该建设图书馆、电影放映设施、演出场所,提供经费,但是买什么书、放什么电影,演什么戏,不能由政府决定。

5、公共文化资源平等开放。首先必须明确“公共文化资源”包括哪些内容(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文化基本法》:“每个人对文化价值都有知情权,并有权使用国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及其他文化活动领域的收藏品”)。可见档案资料也属于公共文化资源,但是现在很多都不开放(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图书馆的图书原则上应该全部开放,哪些书不能公开借阅不能由政府说了算。不能只提供政府想要提供的那种服务。

6、公共文化服务不应该和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纠缠在一起,不应该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不应该加入特殊阶级或党派的价值观,不应该规定公民必须有什么样的信仰。如果一定要加入价值观的内容,那也必须是普世价值观,让公民了解人权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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