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防腐比反腐更重要

  ·  2014-12-26

——从历史教训看制度反腐的关键

纵观古今中外之史迹,历代统治政权之所以覆灭,无一不与统治者的腐败有关,可谓内耗最终导致内溃。只要借助于历史教训的视角,就不难发现当今权力腐败的严重性与制度反腐的紧迫性。

以晚清的历史为例,“康乾盛世”之后,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就已比较明显。自辛酉政变以降,宫女出身的慈禧太后开始主掌政权,接连耽误几次改革的机会,到了义和团排外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等事件发生之后,迫于中外压力,才匆匆启动姗姗来迟的“新政”。“新政”十年期间,清朝政府不但不曾整饬腐败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贪官趁机再捞,既给旨在挽救清朝危机的“新政”增添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凌驾于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1904年,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1] 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 说:“我宁愿让我的人民嘲笑我的小气,也不愿让他们为我的挥霍而哭泣。”慈禧的做法则恰恰相反。

“上梁不正下梁歪”,清朝政府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还有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劻的贪鄙循私,卖官鬻爵,更是朝野咸知的公开秘密,彼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的庇护,俨然一不倒翁。办事能干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于宫中与王室之打点,孝敬慈禧与奕劻等,一半则自留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的奢侈无度,曰:“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胡思敬《国闻备乘》)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 [2] 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 (胡思敬《国闻备乘》),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曾奉张之洞之命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的钱恂面对庚子之变后的东北危机,函告汪氏:“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 [3] 他甚至还说:“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 [4] 一个由官方派充的省级留日学生监督大小也算是个官,竟敢私下斥上谕为“狗屁大话”,此时此刻慈禧一伙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钱恂这一句“狗屁大话”,数年后由钱氏的同乡———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写的那份《革命协会章程》斥清廷的上谕为“狗屁的上谕”,还有钱氏的好友章太炎那句训斥皇帝的“国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之出台,都不足为怪了。

无独有偶。1902年5月,清朝驻美国使臣伍廷芳在华盛顿接到上谕,即将召回北京,将与修律大臣沈家本一起主持清朝的法典修订时,对未来充满信心。[5] 但经过四年的努力,他却看不到法治的希望,尤其是经过起草民事和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典,“这项改革使诉讼人沮丧,因为它势必导致人们像贿赂地方法官一样贿赂陪审团,而对目前的诉讼花费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些观点导致伍沮丧而退休。司法体系改革没有合理的前景” [6]。云南学政叶尔恺稍后在致书汪康年时,说得更是直截了当:“弟尝谓作官者非良心丧失,人格堕落,不能为也。综观中外情形,敢断言中国不亡,必无天理。” [7]

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清朝的垮台,固然同慈禧的继承者载沣与隆裕太后倒行逆施地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有关,也同清朝统治者长期带头腐败不无关系,民心思变。

清朝统治者缺乏反腐的能力,更无防腐的自觉。

近30年来,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市场经济的步伐持续加快,随之而来的是贪腐跟进,泥沙俱下,而且大案、要案频仍与日俱增,涉案人数与各案的赃款数额都相当惊人,举世为之瞩目。有关肃贪信息的披露,既体现了现任国家领导力量惩治贪腐的决心与力度,也直观地揭示了贪腐的普遍性与严重性,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已有65年。65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反贪的举措不少,贪腐之风不止,运动式反腐的成效不大,需要回到制度反腐的轨道上来,已成共识。至于怎样实施制度反腐,却依然见仁见智,值得讨论的空间不小。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既要推行制度反腐,又要防腐,应当将二者同时抓,而且防腐才是治本,防腐比反腐更重要。有鉴于此,愚意以为,以下三个方面与治本有关,亟待着手:

第一,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理念不仅要加强,而且还应付诸全党与政府部门的行动。许多官商勾结的贪腐行为就是以侵害民众的基本权利为前提与条件,比如侵害民众居住权与生存权的某些强行拆迁行为,只有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与法律的权威才有可能确立。仅就概念来说,“严打”、“严惩”等词从来都不是法治语言,而是运动语言,“严打”也罢,“松打”也罢,都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主张,应予摒弃。既然腐败现象是如此普遍,新闻的监督职能与司法的公正性还没有到位,应当增加反腐行动的主体,欢迎民众参与反腐,而不是党和政府包办反腐。总之,制度反腐的本义不是别的,就是法律制度反腐,亦即依宪与依法反腐。

第二,在推行制度反腐的同时,亟需重视和清理制度养腐的现象,从逐步解除干部特权开始。比如,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重新制定自1950年代就已开始形成的在岗与退休干部及其家属的各种待遇,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迅速解除党政干部出身的服刑者的监狱特权,不要把监狱变成腐败党政干部的疗养院。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早就说过,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有关官员应当知道,人民群众对此很反感。

第三,反腐也罢,依法治国也罢,均需各级领导带头。根据欧美等地成功反腐的经验,应当尽快制定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从源头抓起,既利国利民,也利己,不必延缓。

参考文献:

[1]陶湘致盛宣怀函,1904年11月至12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4-19.

[2]梁启超.上涛贝勒书.近代十大家尺牍.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粱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505.

[3][4][7] 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013、3012、2487.

[5]伍廷芳的新职位,他将帮助制定现代中国法律.纽约时报,1902.5.15.

[6]伍廷芳退休,对改革失望.纽约时报,1906.5.26.

[8] Danny M. Leipziger,ed.. Lessons From East Asia.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85.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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