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为社会主义正名

  ·  2013-06-17

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为导向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特权利益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是西方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的西方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可最近党报党刊突然高调唱响的社会主义却颇为奇特,它与上述社会主义没有一点联系,这些文章显然是有备而来,集中火力把民主和宪政作为唯一攻击的对象,几家主要官方媒体互为呼应,稍后,署名“戴立言”官方系列文章刊出,为绝大多数官员的正直廉明进行辩护,清楚表明当前这场方兴未艾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实质是一次纯粹的利益搏弈,社会主义在这里只是用来维护既得利益的护身符。

理智的人们从来就不反对为官员的廉洁辩护,也没有人认为所有官员都是腐败的,但辩护一定要有理有据。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否廉洁,它的证明是一道简单的统计算术题。比如说中国现有官员总数为1000万,那么如果超过51%的官员,也就是510万官员是廉洁的,就可以说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如果70% 左右的官员也就是700万左右的官员是廉洁的,就可以说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如果要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那至少要能证明90%以上的官员即 1000万中的900万是廉洁的。这样的标准是非常低的了。只要根据国际惯例将官员的财产一一公示,事实就会非常清楚,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才是唯一真实和科学的结论。可现在的辩护者不要这样健全而基本的常识,他们以为仗着官方的权势就可以指鹿为马,一方面指责人们对多数官员的怀疑是以偏概全,一方面却用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数据当作全部腐败官员的数据,且以简单枚举的方式出举孔繁森、牛玉孺、任长霞、杨善洲等几个宣传的典型说他们代表了官员的主流,从而大胆地得出结论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一心一意谋发展。稍具逻辑的论证都不会采取如此轻率的、极不严肃的方式论证,如果罗列三五个好官就以之代表全体官员的品德,那人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列举成千上万的贪官名字和他们的腐败事迹,可他们又代表哪部分官员?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以以一当百,当千,当万,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成千上万的贪官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文章的作者可能觉得有权力撑腰就可以既不要站得住脚的论据,也不要言之成理的论证。他们所作的全部辩护都是为了说明一点,即现存的利益格局是最合理的,绝对不能改变。把千余万人的利益看得比10多亿人的利益还重,且振振有辞,这要算社会主义主流媒体发出的最奇葩的声音。他们不为那些孤苦无告、流离失所的人辩护,不为被暴力施政踩在脚下的人们辩护。上访人员是一个巨大的流动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冤情,这些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成员最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注。他们只看到民众对官员的愤怒,却无视社会对民众的严重不公。还有人啼饥号寒,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在贫困线上下艰难度日,可每年的“三公”消费都在万亿元以上,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多年来从无改变,从不收敛。

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敌视无法理喻。长期的不能遏制的严重腐败激起民众日甚一日的愤怒,他们肯定知道,这种愤怒一旦于某一天变成燃烧的怒火,后果将相当严重,但他们认为民众的愤怒不是因为长期腐败的事实引起的,而是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引起的,是因为敌对势力夸大了官员腐败的事实。他们的社会主义只允许官办报刊电视电台发言,不可以人人都用麦克风,不允许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发言,人们只有卑微地向权力献媚的自由。他们的社会主义要靠阶级斗争才能维持,要时刻打击敌对势力才能获得生存空间。所有不服从统一意志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敌对势力所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有一天没有足够的能量打击和消灭敌对势力。苏联社会主义就是由于再也无力打击敌对势力而寿终进寝的。它自身没有生命的原动力,因此非常脆弱,似乎民众手里的麦克风就足以使它遭遇不测。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社会不但一直都让人人拥有麦克风,而且还让人人拥有选票,它的政府从没有要实行专政的敌对势力,更有甚者,它还保护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权利,保障人民用选票定期颠覆政府的权利。

把社会主义同民主与宪政对立起来,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和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社会主义从来是同下面的人类愿望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即它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更高的平等和更多的自由。选票是普通人最重要的政治权利,一人一票是政治平等的基本体现,宪政则是限制权力的基本方式,民主与宪政的结合使社会普遍利益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尽量利用一切人类成果促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而绝不会排斥这些成果,否定它们的价值。社会主义的全面实践始于俄国,即使包括它在该国完全失败的历史,也总共不到一百年时间,而民主和宪政的探索与实践已有数千年之久,其经验之丰富和制度之完备是社会主义无法比拟的。其源头要追溯到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宪政制度。罗马共和国经选举产生的公民大会拥有推举行政长官、批准法律等多项重要职责;国家设立两位最高执政官,他们的权力互相竞争互相抵消,而且他们只有一年的任期;他们实际上只是终身任职的元老院的执行长官,特别是财权,由元老院独自掌控,它对钱财的审核权就是今天民主国家国会的赋税审核权;为了保护平民利益,罗马共和国还特设保民官,保民官有权否决较低级别的官吏的命令;它还实现了军权与民政分离,在法律上民政高于军权,并规定统帅和军队平时不能进入罗马城。从一开始,民主和宪政就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它们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成果。如果要说专利,电灯电话、电影电视、西药西医、航天飞机、互联网络,才是最彻底的西方专利。一方面以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名义尽量鼓励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产品和技术,一方面却否定民主宪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样的话语体系从来不存在某种内在的一以贯之的逻辑和政治理念。

如果社会主义还意味着某种公正理想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包含了不断的制度革新的内容。人类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道路上没有终点。公正和平等总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一是因为公正和平等的内涵和范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拓宽,它们的每一次拓展,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一是因为它们总是会受到各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威胁,人的贪婪的本性总是会产生侵蚀社会公正的力量,邪恶与社会相始终,对邪恶和特权的抵制也与社会相始终。

同民主和宪政对立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阶级的利益。实现了民主,官僚的特权就不复存在;实行了宪政,官僚统治者就无法为所欲为。同民主和宪政对立,其实是同平等、自由和公正对立。同改革对立、抵制改革、压制改革,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所有特权利益都会压制和反对改革,特权利益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维护不公正的特权制度,特权也有自己的理想,它也需要继续推进,需要扩大自己的地盘,改革是阻止特权推进,并消灭特权。

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特有的普遍自负的表现。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进步后,各种学科都纷纷使自己挤进科学的殿堂,孔德称自己创立的实证社会学是科学社会学,基督教科学也应运而生。马克思把其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经济学之上,便认为自己的社会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象当时普遍的经济学著作一样,从劳动开始他的论述,根据生产资料把社会成员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资产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把他看到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都归之于资本的罪恶。

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科学之处,不仅表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过于简单而粗暴,还表现在它简化了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以为只要剥夺剥夺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消灭了资本特权,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能建立起来,可它引来了另外一个同样大的问题,甚至是更大的问题——生产的效率问题。社会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马克思建立在经济决定论之上的社会图景,顶多只能算是一幅粗线条的草图。他通过社会阶级的概念将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结为一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获取财富而进行阶级斗争便构成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忽略了一个与经济至少同等重要的社会因素,即权力因素。社会成员不仅为财富而斗争,也为权力而斗争。马克思只看到资本特权的剥削,资本家通过资本占有剥削他人的劳动,却没有看到官僚统治特权的压迫,不占有资本的官僚统治阶级以直接掠夺的方式占有财富。马克思对西方社会长期的宪政传统和限制权力的经验缺乏透彻地认知。列宁斯大林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所忽略的恶的一面充分展现了出来,把马克思批判的那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人压迫人的社会,政治上的压迫又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掠夺和剥削。苏联社会主义的官僚拥有的权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力,令沙皇时代的官僚望尘莫及,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极权统治的社会。

社会主义与官僚制度的荒诞结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苏联最先得到实践不是偶然的,他设想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只能采取政府占有的形式,政府则依靠庞大的官僚管理体系来实现对庞大的国有资产的控制。在欧洲,只有俄国拥有官僚管理的长期传统和经验,它长期处于沙皇的官僚制度统治之下,而它的贵族不但没有象西欧那样形成统治的力量,而且在沙皇专制下被日益边缘化,最后成为俄国社会“多余的人”。西欧社会的传统统治者是有产者的贵族,在贵族统治下,个人财产权受到不容置疑的保护,当俄国的一批革命无产者成为统治者,并全面对个人财产实行国有化、不但剥夺剥夺者也剥夺农民和剥夺任何想要剥夺的人时,西欧国家坚决与红色俄国划清界限,反对以国家名义进行财产剥夺的社会改造计划。

社会主义与官僚制度水火不容,官僚制度连接着特权利益。内部任命和提拔,严格的等级,绝对的利益排他性,是官僚制度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与官僚制度没有共同之处。当社会主义在一个官僚制度早已成熟的社会内诞生并从此寄居于官僚制度内时,就注定了社会主义的特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就象狼孩的人性不可能得到发展。官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徒有其名的空壳,它不但不是普通人解放的福音,反而是为他们打造的最严酷的镣铐和榨干机,当1991年苏联民众抛弃它的时候,整个苏联社会平静地实现了和平转型,这与该政权诞生时的情形截然不同,在1918年到1920年间沙皇的臣民对红色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抗,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等沙皇军队的将领分别组织武装力量(白军)与红俄作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重新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为高尔察克建立了纪念碑,邓尼金作为爱国将领被迎回莫斯科安葬。

官僚阶级在中国是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它无数次引起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今天,官僚制度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落伍的和被淘汰的制度,官僚阶级正在成为历史。在当代世界的多数国家里,国家治理是由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代理人来完成,作为政治代理人,他们没有上下级的等级区别,只有代表选区的不同;他们不能通过自我授权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特权阶层,他们的进退只能由选民决定;他们不能享受种种特供特权,无权干预独立的司法,不得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政治代理人与官僚遵循完全不一样的规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官僚的权势使他们盛气凌人,他们在他们治下的百姓面前具有着极大的心理优越感,代理人的代理资格使他们自己的选民面前优越不起来,他们必须向选民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不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引起了什么样的反作用,不管官僚社会主义给人类造成了什么样的苦难,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社会主义曾经在矫正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方面起到过有益的作用,今天,这个名称在积极的一方面仍然代表着追求平等的探索。

当我为社会主义理想辩护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优势,也不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优势。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想,资本主义同样有自己的理想,社会主义表达集体的理想,资本主义表达的个人的理想。社会主义表达对经济平等的追求,资本主义表达对效率的追求。平等对效率谈不上什么道德优越与否的问题。没有基于个人效率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平等也毫无意义,因为它仅仅是贫困的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不具有道德优势就更好理解了,因为穷人对富人不存在道德优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平等理想而言,社会主义并不是就代表人类全部的平等理想,社会主义只是代表人类平等理想的一个方面,而民主宪政代表着人类平等理想的另一个方面。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是经济平等的理想,民主宪政代表的是政治权利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民主宪政主张社会占有国家权力,社会主义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有效途径,更没有找到解决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同生产效率之间的矛盾的途径,民主宪政则有实现政治平等的可靠途径。资本主义与民主宪政的结合,使效率与平等达成了一定的平衡。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同民主宪政的结合,正如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同民主宪政的结合一样。没有基于政治权利的平等,社会主义经济就沦为权力掠夺的天堂,资本主义经济就成为资本剥削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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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3条评论

  1. 关山明月说道:

    我们要瑞典的”社会主义“,不要朝鲜的”社会主义’!

  2. 应该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型市场经济道路。

  3.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型市场经济已经解决了生产效率问题。就看你管理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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