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狐狸分饼,双输单赢

  ·  2013-06-05

——应然的底线,争取的共识(5)

现在我们要讨论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两个主张是不是有争议?我觉得如果即使在西方这两者都不一定构成对立,在中国有什么必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呢?

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一点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政府不是一个宪政政府,如果你要寄托于这个政府进行干预,这个政府很可能不是站在劳方立场上,也不是站在资方立场上,可能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且劳资双方都不能制约他。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当年宪政以前欧洲的左派就已经提供了他们的答案,比如列宁在1895年的一篇文章《社会民主党纲领及其说明》,他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不受限制的政府能够保障劳工的权利,这是完全胡说的,工人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工人不仅不能指望不受限制的政府能够保障劳工的利益,相反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从不受限制的政府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也许有些左派朋友讲了,你讲的不受限制的政府是指资本家的政府,资本家的政府当然工人不能指望。但是且慢,列宁马上接着就讲,这个政府不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资本家也要反对的政府。他讲的就是沙皇政府,专制政府。但是他说如果资本家反对这种政府,我们工人是应该和资本家联手反对的,因为这种政府既坑了我们也坑了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上等于我讲的共同的底线,列宁都把这个话讲了。

真正有了民主政府以后,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民主政府是为多数服务的,我们假定劳工是多数,这个政府的权力大一点就有利于多数,当然这个有利于多数可能从长远来讲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如果压抑了资本的积累,资本更稀缺了,最终劳工还是得吃亏的,或者你把资本吓跑了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何况全球化以后这个问题更尖锐了。全球化以后劳工力量如果大了,资本就跑到劳工没有力量的地方,比如中国,现在的趋势似乎全西方的资本家都要被他们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如福利国家、工会、环保公益干预)赶到中国来了,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相反的,是最能保障他们利益的,可以放手搞血汗工厂。这样一来,西方的资本就不过剩了,而劳工就更加过剩,更没有谈判实力了。所以西方的工会为什么讨厌全球化?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的确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真问题了,一个由多数人控制的政府,它的权力更大,使得资本积累受到障碍,这到底对劳工从长远观点讲是不是有好处,从经济学自由主义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从福利经济学的逻辑,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当然也可以得出一个别的答案,总而言之即使是别的答案,答案也要有限度的,不管凯恩斯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总而言之你是不可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在中国存在的不是这种问题,在中国本身政府就不是多数决定的政府,本身不为多数决定不见得就有利于资本家,不利于资本家也不见得就有利于劳工,就像列宁讲的,很可能是一个劳工和资本家都需要去限制的政府。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当涉及到这样的劳资问题的时候,无论中国的企业和劳工的问题还是外企和劳工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并不是希望政府介入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劳资双方的博弈来自行解决?

我想答案应该是:作为劳工,第一我们要有自己的维权能力,要成立自己的工会,要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第二,假如有了这个权利以后还是不够,比如在劳工非常过剩、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政府干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也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是一个问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追问政府的责任,不是说放纵它有更大的权力,不是说只要政府权力大了,我们等着它恩赐我们保障,而是我们要跟政府谈判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现在的劳动合同法,劳资双方其实都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就在于劳资双方都觉得政府是在推卸责任,同时又过分擅权。比如说社会保障责任,政府一方面收了社会保障税,但是又在现行合同法中把很多保障责任推给了资本家。资本家说,如果你是自由放任,当然我可能要承担更多保障责任;可如果你征了重税,凭什么还要我承担?一方面从资本家那里拿了重税,另外一方面国家又不承担保障责任。如果资本跑路了,对工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工人谈判能力也下降了。而过分擅权则体现在劳资都“被代表”了,双方都丧失了博弈权。

最近20年来,我国工资增长一直严重慢于GDP的增长,而政府收入增长率则长期数倍于GDP。同时由于成本提高,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税负增加,融资困难,非垄断行业实体经济经营日艰,盈利空间缩小,大量资本逃离实体经济转向投机领域。可见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大饼” 中,最大的一块不是劳方也不是资方,而是官府所得。而且官府同时压抑着劳资双方的博弈能力。有人说:这等于是两个人在争论把饼做大更重要,还是分饼公平更重要,却不知道那最大一块饼已经被第三个人抢走了。过去还有个“狐狸分饼”的寓言:两只小熊都说自己的一块饼太小,狐狸过来说我最公平,我来给你们分吧。他先说:小熊A你的饼太大了,我要咬掉一口。接着叫道:哎呀现在是小熊B的饼更大,我也要咬一口才公平。咬罢又说A的饼大……如此两边轮着咬,结果两只小熊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饼越来越小,而狐狸则吃了个够。……如果面对一个劳资双方都没法制约的政府,结果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方面劳资双方都要有自己的博弈能力——不仅和对方,还要和“狐狸”博弈。尤其是劳方。现在我们国家虽然从整体上讲没有结社自由,我们的商会也不是真正的商会,工会也不是真正的工会,但是严格来说,我们的工会的虚假程度要比商会大得多。现在国内的商会虽然总体上还是官办,但是至少现在有外商的商会,台商商会、港商商会,这些商会是官府领导不了的。官府不可能在外商商会,比如美国在华商会插手,它不可能领导美国在华商会。就是国内商会现在也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化,过去只有“工商联”这个官办的“商会”,现在除各级工商联外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各种其他商界组织,尽管它们并非完全“民间”,但总不是工商联大一统了。

相比之下,我们的体制对工会管制要严得多。工会还是高度一元化,它是完全官办的,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大的。这就造成劳资双方都没有博弈权利,假定你是自由主义者,你主张政府不干预。但是你不能说“政府不干预”的意思是只有资本家有结社权,工人没有,那是不行的。即使按照彻底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也是说不通的。

所以,现在劳工方面争取平等的博弈和维权的努力,这个我觉得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应该反对。至于将来劳工有了这些权利以后,政府还需不需要人为地加强劳工的谈判地位,这完全是以后的问题了,由劳工授权的,真正偏向劳工的政府也只有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才谈得上,现在中国离争论这种问题还早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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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1条评论

  1. 940412说道:

    所有的手都伸向了底层,以政府带头其他各资本阶层毫不谦让,现代版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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