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

  ·  2012-04-10

2012年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这可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30多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诚然,发展至今,30多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30多年,改革开放是不成功的,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30多年的不成功,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30多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毛泽东的的政绩之一,而毛泽东思想至今还是当局的指导思想。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维稳”。逻辑的结论只能是:30多年的失望,根源就在30多年的社会制度本身。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

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是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当局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30多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几乎完全一样,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30%至50%。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稳定”,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即对人民的“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民众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当局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权贵专制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采用这些说法回应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权贵专制,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再也不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

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更多。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权贵专制不改,它能否走上自由经济的路。

首先,中国的权贵专制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权贵专制,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30年中的多次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 “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其次,中国的权贵专制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这只要看一下执政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历次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搞特权,如今已是大规模的“特权阶级”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权贵专制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还至少说明,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包括所有高级公职人员,都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比如博客和微博。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权者形成了一种压力;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政治内战状态,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维稳”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正因此,人们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上述改革课题,“宪政”是核心。

自清末预备立宪至今,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多部宪法。但它们或未得切实实行,或是假宪法之皮行专制之实的恶法。宪法本为保障人民的根本自由,绝非用来维护党对国家的领导和某一思想为全民所共尊。中国人从未实现宪政民主理想,而今我们推动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欲在我国建立以宪政民主为背景的,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得以保障之政治制度。新宪法大致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主权在民。国家为人民而存在,人民不为国家而存在。人类属社会生灵,有管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国家因此而生,并设立公权力,为国民服务。由于国家产生于人民的需要,所以人权即国家之基础,即人权立国,人权高于主权。

2、定期选举。无形式的实体正义无法实现。可经由定期、公平和自由的选举体现主权在民,实现人民的政治选择权;

3、保护个人自由。宪法的价值在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同时以法律程序限制国家权力运作。当国家建立起公权力后,分散的国民个人较之公权力而言,便显得极其弱小。此时唯有靠宪法来保护个人权力,让人人在公权力面前都能保护自身自由;

4、严格限制国家公权力。当我们通过主权在民宪法,将国家权力由官僚集团私有制变为国家权力公有制后,公权力的运行过程必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凡个人权利能处理的领域,公权力一概不得介入。人的权力行为是社会运行的主体,将主导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以此达成公民自治;

5、对公权力的运行过程进行程序制约。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利用国家公权力犯罪的危害,超越其他一切犯罪。

东西方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保障个人权利之余,有效限制资本转化为社会和政治特权,以此充分保证公平正义,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并重。

就中国的国家形式而言,《中华民国宪法》不适用于未来。我们承认“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当我国走出权贵统治统治后,绝不允许再出现一种主义对15亿中国人的思想统治,哪怕是来自上帝的圣谕,亦不例外。中国宪法要确立精神自由,决不允许国教存在。必须实现精神多元,建立彩虹国度。在法治背景下,重现百家争鸣。

此外,《中华民国宪法》即便是在台湾也不实用,两千三百万民众无法承受包括中国大陆和外蒙人民权力的主权之重。事实证明,历史脚步早已迈出《中华民国宪法》——此一历史陈迹的范畴。至于我们应对其抱有敬仰还是批评的态度,那仅是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更何况《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单一制国体,只适合于专制集权国家,不适用于自由民主国家。而联邦制既能发挥地方积极性,有效实行地方公民自治,又能使各族群形成强大合力,共同与外部世界进行合理竞争。

而“三民主义”之所以不适合未来人类发展,首先在于世界已是地球村,人类大同将来定会实现。当今之世界纷争多源于民族主义,在各族都强调自身高于一切时,民族间或国家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所以大同主义(或称地球村主义)的内涵在于,各族在坚守自身文化和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人类文明和全球利益。不可过分强调本族利益,而忽视他族利益。要将心比心地考虑他族利益,而不是如“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一般,强调“大汉族主义”。民族主义虽然在清末对推动革命起了积极作用,但在今日早已不适用。再者,国民党长期奉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专制,谈何民权?而“民生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即以征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涨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具体做法:私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国家按价征税,以后地价的升值部分归公,同时保留由国家照呈报地价收买的权利,以防地主虚报地价。此法变相剥夺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还不如大陆现行的土地弊政,与“还地于民”背道而驰。综上所述,如未来民主中国再行《中华民国宪法》或“三民主义”,则无异于刻舟求剑、背离民心。

将一部适合现在和未来的新宪法献给世人,她要体现“地球村意识”,淡化国家概念,强化国际意识;淡化民族对立,海纳百川、求同存异;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为有效体现各族平权,未来宪法中有必要规定,“大汉族主义”是违宪。对于少数民族,应在法律上对其文化和生活进行保障。要设法使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议会中拥有与汉族和富人同等的权力与地位。

而在持枪自由方面,应明确“犯罪的是人,而非枪”,即不是枪在诱人犯罪。更重要的是武装民众可以有效地威慑,那些欲实行暴政的当权者。

历史上的国家巨变,都伴随着制度的根本转型,而中国正在走向联邦制。犹如清末的分税为北洋军阀割据提供了便利一样,今之大陆自1994年推行分税制后,各地方政权便形成了“经济割据”之势。发展至今导致普遍的政治割据(重庆的“社民主义模式”与广东的“自由经济模式”,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上海模式”,都是地方割据代表),其结果必然催生联邦制。若中国实现民主,纳税人是不愿将地方税收进行全国性分配的。经济决定政治,战争又是政治的延续。所以,不排除未来各地间,因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内战的可能。在中国由单一制转向联邦制的过程中,如何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平稳过渡,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执政党已无法阻止地方政权与驻军的日趋各自为政,出现裂土自立的野心家,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新宪法应注重对联邦的设计,而无论未来产生几许联邦成员,中国的统一都会固若金汤。因为源于自愿的联邦制统一在发展文化、经济上,优于专制政权强迫性的所谓“大一统”。

宪法如无超越于人的神圣性,那么便会失去权威,即法的权威来自高于人的神传道德。国家因个人而存在,所以宪法重在保障人权。而人的本质又是精神的存在,即法律源自信仰,如《美独立宣言》写道“上帝造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未来中国宪法应体现有神论观念,保留各不同信仰体系对其所信之神的各自表述。但国家必须政教分离,不设国教。同时,“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国家亦无权干涉信仰和定性邪教。宗教团体更不能以信仰的名义从政,即宗教不得干政,而其信徒可以个人名义参政。总之,如何处理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宪法中应有规范。同时,未来宪必须尊重少数,并争取广泛共识。如为尊重思想信仰的多元,将宗教词汇请出宪法。中世纪的黑暗并非源自上帝,而是假冒神谕的人——教宗之罪。虽然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其政治中仍保留一些宗教文化传统。所以未来宪法,既要体现人权宪政的神圣,又要借信仰力量来推进民主宪政。

庞大复杂的宗教群体是中国的国情,执政者要考虑广大信众的权益。并将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结合成为推动社会向善进步的合力。

中国面临多种发展前景时,民主宪政也绝非坦途,所以需尽快以法律形式表述中国人的前途。共产主义和黑暗的中世纪有共同点,即以绝对真理之名控制人心,由此掌控世俗权利。马列主义党便是此类曾造成无数历史悲剧的“政教合一”政权在当代的代表之一。其罪恶在于用无神论思想去屠杀其他思想。应让宗教规范人心,成为对人的心灵安慰;世间正义则由法律和理性来主持,这是中国宪法必须坚持的原则。绝对不允许一种思想、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主导国家权利,更不允许任何思想和宗教凌驾于其他思想与宗教之上,所有的思想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宗教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当一种思想、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主导国家权利而否定其他思想的生存权时,首先便否定了自身的生存权。

新宪法的制定要贯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精神自由。如世界上有什么是绝对的话,那就是精神必须绝对自由。而法律与信仰的关系,简言之是“心灵的归上帝,世俗的归法律”。

中国目前处于从权本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化的阶段。在我国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当下,提出限制资本是超前的想法。中国很可能在建立民主社会后,直接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阶段,进入一个新的民主时代。我们后来者将超越前者,成就新的自由模式。限制资本可促进人类平等,民主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是代议制民主,即大部分人的民主,并不代表如艾滋病患者、同性恋等少数群体。但现今网络社会的民主,则要使全民都得兼顾。宪法应是指导性的框架,而非注重成文的形式。宪法的象征意义在于,昭示未来的共同理念。

“东方需要自由来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中国人在饱受五千年专制后,急需一个与中国自由民主未来相适应的伟大国家形式。能让人自由生活,各族群和谐共融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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