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京吾:爱国之路

  ·  2012-09-23

施京吾/文

爱国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思潮之一。

爱国的最根本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为人们情感提供依托的“国家”,没有国家或国家意识,“爱国主义”的情感就无以附丽。

国家的历史形态

古希腊罗马时代,国家乃“神与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基督教在欧洲传布以后,欧洲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是上帝在信仰领域的代理人,君主则是上帝在世俗社会的代理人。处于封建时代的欧洲,“国家”的内在含义空泛而不确定,国王们也时常搞不清自己“国家”的边界到底在哪儿,随意丢弃土地的现象经常发生。而广大民众则被紧紧束缚于土地之上,只认同领主及其领地,绝大多数隶农、农奴,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过领主划定的土地范围内,“国家”的概念对于从不认识外部世界的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国家”就是区域概念,它不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爱国主义无从谈起。

中世纪教会势力强大,控制着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王权相当羸弱,王位需要通过教会的认定方为合法,形成了政教合一统治阶段。信仰,使民众对上帝的爱远比爱国要庄严、神圣、重要得多。

经过漫长岁月,世俗王权力量缓慢得到加强,文化逐步传递到社会各阶层,教会却蜕化为野蛮。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冲突,到十三世纪末渐渐激烈起来,既然教皇自命为“人间之父”、教会为世人的“母亲”,为与教皇抗衡,国王就把自己当做“国家之父”、把国家则称之为“父辈的土地”——祖国的概念由此产生。

欧洲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1453年),这场历时百余年的战争打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此时欧洲人才朦胧意识到,在不同土地上生活的人具有不同的民族性,近代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开始形成,国家渐渐具备了民族特征。随着基督教势力衰退和贵族权力逐渐瓦解,中央政府作用越发凸显。法国在路易十五时代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变迁:启蒙运动。它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也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潮的来源。

爱国主义的诞生

1755年,法国一位叫考伊尔的修道院院长写到“母亲是为祖国而生儿育女,父母应为儿子效忠祖国以至于死而高兴;社会要以皇冠、雕像、伟人陵墓、爱国节日庆典等来培养祖国崇拜。”考伊尔院长的话成为对“国家”情感的现代起源。而把“祖国”推上神圣地位的是卢梭,他于1764年发表《向祖国圣坛的奉献》一文,文章中,卢梭要求民众接受“举国皆兵”的教育,呼吁对儿童、青年进行爱国和战争的训练,说为了“国家”,他们将在沙场上重生。法国革命前夕,被称为大革命“教父”的西哀耶斯表示:“国家的存在高于一切,国家是一切之所由来,国家的意志永远是合法的,它就是法律。”从此,国家不再是“神和人居住的地方”,不再是冷冰冰的“地域”,它变成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归依。

为什么卢梭、西哀耶斯对国家产生了如此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一方面,它是基督教衰落、宗教思想世俗化的一种体现,对上帝的爱被移情于国家;另一方面,它与启蒙运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有着莫大关联。

直到卢梭时代,欧洲均为君主国,国家权力归君主所有,即主权在君。启蒙时代,理性自觉、权利意识觉醒,反抗封建君主制的斗争在思想史上倏然激烈起来。为伸张民权,使民众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需要通过一种有效的介质方能实现,它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附着于领主、领地,如不能给民众找到一个伸张权利的坚实基础,“民权”就会成为毫无依据的凌空虚蹈。于是,卢梭祭出了“祖国”的大旗,用民主反对君主,祖国成为民权的基础,国家的意义由此显现。因此,爱国主义的最初阶段是为伸张民权而来,人民之所以要热爱这个国家,是因为拥有国家的主权。拥有权利,方能承担义务。当国家危难之时,爱国主义热情得到激发,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主权的历史意义是民权的表达,君主国的主权归君主所有,是集行政、立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权力,在卢梭设计的共和制国家中,君主制被民主制取代,君权被民权取代。民主制的基本含义就是主权在民,或者叫人民主权。这样,国家意志就不再是君主的意志而变成公民意志,公民投票就不是单纯的意见表达,而是一项神圣的举动:投票就是把自己奉献给国家。

爱国主义的极端化

卢梭理论在法国革命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革命正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反对君权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由于大革命几乎完全忽略现代国家的权力配置问题,它导致了严重后果,先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制造的恐怖时期,接着又带来了拿破仑专制。汉娜·阿伦特据此认为,大革命是现代极权主义的起源。

拿破仑专制时期开始了欧洲征服,同时把近代国家形态向全欧洲扩散,当现代国家意识对德国产生深度影响的时候,爱国主义的内容随之发生重大转变:爱国主义在法国是国家与权利的结合,在德国则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主权由人民权利一变而为国家权力。

拿破仑于1806年8月6日取缔了神圣罗马帝国,两个月后,普鲁士又在耶拿战役中惨遭失败,这两件事给德意志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像火一样点燃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神圣罗马帝国是德意志与欧洲的感情纽带,这种纽带遭到外国军事力量强制割裂,这使德国人深刻意识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要求不仅迫切,而且神圣。

堪称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爱国主义哲学家的当属费希特。费希特于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3月20日,在拿破仑占领下的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连续发表14次演讲。演讲中,他号召德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对唤醒德意志民族意识,树立民族尊严,起到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德国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一位叫恩赛的作家在回忆费希特演讲时说:“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以极大的感召力鼓舞那些垂头丧气、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要有勇气和信心……他那种具有巨大思想意义的,用全部极其真诚的信念力量讲出的言论,也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勇气而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费希特的演讲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结集出版后迅速传遍德国并得到高度评价,基尔大学历史教授黑格维什认为,这将是一部流芳千古的作品,“费希特以他这篇讲话,在世界名著殿堂中获得了一个与克利陶马赫的讲话齐名的光荣席位”。梁启超则赞他的演讲“拔诸晦盲绝望之渊,而进诸辑熙光明之城”。

费希特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还以自己的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者的伟大节操。1810年,柏林大学在费希特建议下建立,费希特担任第一任校长。1813 年柏林保卫战爆发,城中挤满伤员,造成瘟疫流行,费希特的妻子参加了照顾病人工作,结果感染斑疹伤寒并传染给费希特。费希特夫妇于1814年1月先后去世。

但不论是卢梭还是费希特,他们激荡起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受到赞誉同时,都受到后人的强烈批评,而其中尤以费希特为甚。

费希特演讲发表不久,即遭到耶拿大学历史教授卢登的严厉抨击:“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决不能保持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的呢?”

费希特在演讲中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在演讲中,费希特把国家进行了神圣化和乌托邦化,并赋予绝对意义,国家成为高于一切的东西,他要求德意志人民为了国家,不仅要交出自由,还要交出意志自由,他完全不承认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等关系。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上凝结着国家意志,精神上灌输了民族主义情绪,目标的正义性被手段的极端性代替,这种极端性深刻影响了未来的德国,当爱国主义结合民族意志,纳粹主义便破门而入 ——它导致费希特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哲学家,他一腔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却被后来学者一致公认是研究纳粹主义思想的开端。以赛亚·伯林称费希特是“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

德国思想家弗·梅林曾经评价费希特:“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一个世纪后,德国面目全然不是费希特所期待的那样——它变得狰狞和恐怖,一语成谶。

爱国主义在中国

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更加源远流长,但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发育出“国家”的概念。早在《诗经》时代,就确立了中国的“天下”意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大地一片狼烟,他们争夺的“国家”实际是指封土,终极目标直指天下。

先秦之后,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它导致“天下”意识更为持久和深入人心。先秦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则表示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至今,我们还能听到“打天下”这样的词语,都是强烈的天下意识。天下以外的地方又是哪里呢?天下以外乃化外之地,是“非我族类”,按不同方位,他们分别被称为夷、蛮、戎、狄,都是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而不是平等的国家。

天是人格化的自然界,被认为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天为父,叫做“皇天”,地为母,叫做“后土”,作为中华大地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就是天的嫡传子孙。中国是天朝上国之“国”,与西方君主的区别在于,皇帝不是上帝的世俗代理人,皇帝自身就具有神性,是受命于天的统治者。在这种政治框架下的爱国,必然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忠君爱国,维护的实为天命。当遭遇外族入侵时候,残酷的战争塑造了大批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壮烈形象,从屈原到岳飞到文天祥到史可法,等等。这种建立在对“君”绝对效忠基础上的“爱国”,是一种与天下共存亡的生死。中国爱国主义者们的表现,既惨烈悲壮又缺乏理性和深度。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屡战屡败,累计割让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屡次战争失败,引发了国家观念的变化,中国幅员固然辽阔,却不是“天朝上国”,远不能囊括“天下”,不过是与英吉利、法兰西一样的国家。中国遇到了与费希特时代同样的问题:中国需要尽快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这是国家意识的现代性转换。唯有完成这种转换,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最早系统阐述“爱国主义”观念非梁启超莫属,他在1899年2月发表长篇文章《爱国论》,指出“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做一个爱国者呢?梁启超说:“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他指出,爱国者必须要认识到,爱国是与民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民权,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梁启超迅速找到了爱国主义在西方起源的依据。中国晚清启蒙的起点不低。

在中国现代史中,最为壮烈和悲壮的爱国主义篇章莫过于抗日战争,这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持续八年的战争,中国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 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伤亡人数达3500万人;经济损失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抗战的胜利,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篇章。

爱国主义的现代图景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故土,也不可能不属于一个族群,爱国主义是公民的天然情感和自然属性,它具有强大的正面意义。但爱国主义的极端化是一把双刃剑,一切非法行动都会以国家意志强加给个人和他国,人民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世界也不会有和平与安宁。日本侵华战争、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号,以民族主义为底色,以军国主义为手段,以争夺生存空间为目标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哀鸿遍野、血流成河。

殷鉴不远,为防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度上演,进而谋取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不断吸取历史教训乃应尽之义。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中,要求每个国家在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前提下,以国际法为框架,进行适当的主权让渡并充分保障个人的自由不受侵犯。政治主权的让渡充分体现在联合国制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上;经济主权的让渡比较典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于 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先后签署了两个公约,并积极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正式成员国。这都是表明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认同,并努力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化国家的有效举动。

人类社会经历了万千年风雨沧桑,爱国主义的内容也随着对国家体认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从古代国家意识的淡漠,到近代赋予国家绝对而神圣的意义,再到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国家的神圣性逐渐消失,最终使人们认识到,不论是国家的土地意义还是民族意识,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才发生作用的。只有国家对人民承担责任,人民才会与国家的兴衰休戚与共,爱国主义才会成为人类最可珍惜的情感之一。

来源:中国经营网 | 作者:施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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