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

  ·  2012-09-21

宪政观念在1990年代再度成为改革话语热词之后,宪政转型也成为学界相应的热议对象。但是,在讨论宪政转型的现实性之前,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学判断。换言之,中国的政治转型,为什么要在宪政问题上下大力,甚至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宪政,而不是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任何其他议题?这当然并不是说民主、法治或公民社会不重要,而是说,宪政为何比它们更重要?厘清这个问题,是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基础,更是对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予以展望的关键。

一、官僚社会的源流与现实

无论东西方历史,任何一国的宪政转型都与其转型前的社会密切相关,有些国家的宪政转型成功率甚至完全取决于此前社会的状况。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当代的北非、中东,都有自己特殊的异于他国的本国国情,不了解其历史,不了解其国情,就无法理解其宪政转型的进路。在宪政转型的前夜,中国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国情?

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曾对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有过一个精彩的政治社会学概括:

共产党的官僚机构比国民党大十倍,比传统一体化结构大一百倍。……到80年代初中国拥有4000万党员、2500万国家干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官僚机构庞然大物。随着国家官僚网达到社会底层,近代以来不断萎缩的民间社会终于消失,50年代中国社会组织达到彻底的官僚化。 [1]

金、刘所指出的官僚组织的规模,现已达致更高的水平。根据官方数据,不包括事业单位编制,截至2010年,中国公务员人数已达705万人。 [2]但这样的算法低估了官僚组织的规模,因为一则在事业编制占主导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部门并未实行市场化,其工作人员的收入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国家财政来支付,二则事业编制的各部门由于其在各自社会领域的垄断地位,依然具有高度的行政化色彩。因此,程度极高的官僚社会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

这一官僚社会固然是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出来的,但它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或者说,当代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庞大的官僚社会,首先是因为有悠远的官僚政治历史传统。

远溯国史,可以看到,至迟从秦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官僚政治的传统。商鞅的《商君书》将官僚政治的统治基调与基本方法讲得十分清楚,而这些统治手段在直到今天为止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三千年历史中的中国政治,一个显著特征是王权或皇权的逐渐增强。随着贵族制崩溃,西周以来形成的家产制政治历经千年逐渐被改造成以科考为依托的“皇权—士大夫”官僚政治。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百年中国饱经沧桑,家产制虽转化成党产制,但官僚政治部分不但几无改观,甚至固若金汤、变本加厉。目前中国问题,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涉及一切领域,究其根本,在于党产官僚政治下,“铁打的权力,流水的官”造成的流动但连续的权有制抢劫、无所限制的寡头化伪公权,在侵犯人权方面长驱直入、无所掩蔽,制造无数人间悲剧。

无论古今,中国官僚政治的基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前者解决钱袋问题,后者解决脑袋问题。古代的王是家族,现代的王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群体,目前是中共。中国官僚政治的两大支柱,一是土地权有制 [3],古代是王权或皇权家产制下的权有制,当代则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党产下的权有制;二是权力本位下的等级制。掌控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官僚集团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权力本位的等级制观念则是服务于此的意识形态。在权力不受限制的地方,绝对不存在公有制,只有权有制。因一切涉“公”利益,都需要委托一批人代为管理,管理权如果无法置于公共所有人的最低限监控中,就必然导致腐败,因为管理者不会认为自己贪贿的利益是属于任何人的。然而,公共管理的监督成本很高,需要大众理性、持续地投入精力,同时,公共管理的成本与公共部门的规模成正相关系。“公共利益”的范围越大,制度设计越复杂,管理成本相应越高,管理难度越大,腐败可能性就越大,所需公共所有人投入的精力也越大。发达的公民社会,会以自治形式将专制社会好大喜功的庞大公共管理化整为零,使管理成本降低,难度减少,腐败也相应减少。而官僚社会则恰恰相反,监管成本奇高,而贪贿成本则极低——就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独立而是效忠于党派的司法体系也不可能公平地解决贪贿问题。

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曾想根治官僚政治的这个痼疾,但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分权,而是更极端的集权,结果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官民均不聊生,且导致官僚政治反弹后使得原有的痼疾更加强固。官僚制只能改造,无法取消——任何社会都需要官僚制,改造的方式不是疾风暴雨的重锤,而是改变其基础。因此,土地权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改革,以及结束权力的暴力来源、结束其等级制组织形式以及结束其所依赖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是终结官僚政治与官僚社会的核心命题。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英国奥卡姆(William Ockham)的逻辑学法则,哲学史上称之为“奥卡姆剃刀” (Occam’s Razor)。在我看来,套用奥卡姆的名言,“若无必要,勿增公共,”这或许应该成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制度领域的“奥卡姆剃刀”。这是大社会小政府的人性基础。政府与社会、个人都存在着权力与自由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权增加,社会权、私权必受挤压,善治国家必然是私权和社会权发达,公权则由上述两者将其限定在必要限度内。任何国家都存在官僚制,是社会必需,唯有在公权力被垄断私化之地,才会配以效忠特定党派并具有自身非职业的私利益的官僚制,从而产生以侵犯人权为基本特征的官僚政治。

中国官僚政治的悠久传统与极权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为它们都是以官僚机构为其核心的运行枢纽。古老的官僚政治配以现代科技,便是天然的极权主义——从而成就官僚社会。虽然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了部分经济领域的半松绑性改革,但与真正的结束官僚政治——官僚社会所需要的改革——还距离十万八千里。官僚集团在国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人类生活最重要领域的决定性垄断地位,没有过任何根本性松动,甚至连松动的端倪也没有出现过。

二、官僚社会的症状

正常社会有正常社会的基本特征,病态社会也有病态症状,官僚社会自然亦有其基本症状,这些症状涵纳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但集中于政治领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官僚社会应该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的概念,因此,其症状也该是与公民社会相比较而言——当然,都是在韦伯(Max Weber)“观念类型”(ideal types)意义上的比较。

(一)流动性等级制

官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其基本等级则是官僚阶层与被官僚阶层统治与管制的奴民阶层。官僚阶层内部也划分为无数等级,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 就是官僚等级制最到位的概括;同时,被奴役的奴民阶层也在自己本阶层内模仿官僚阶层确立等级。这种等级制毒瘤不但弥散于所有领域——包括学校、医院、报社等任何部门,甚至连家庭也会形成严重等级特色的人际相处,父权制是其基本特征。不但官僚阶层奴役奴民阶层,就是奴民阶层内部大量依附于官僚阶层的奴民,也会利用这一依附关系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等级制压迫关系。这种压迫关系根据其依附对象官僚的级别,甚至会常常延伸到官僚阶层内部,对级别不够高的官僚形成逆向压迫。由于意识形态效忠体系具有一定开放性,这种等级制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特征,古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描述的是科举流动性等级制,而共产党体制下的流动性等级制则改科举为入党,作为基本的等级制门槛。

(二)资源的流动性垄断以及财富积累的抢劫性与分赃性

所谓流动性垄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流动性,指垄断者作为具体的个人,具有流动性,这是官僚职位的变迁所带来的;二是集团性垄断,此处垄断的根本含义是指相对封闭的集团性垄断,当代中国则是由共产党官僚集团所垄断;三是垄断领域的全面性,即垄断遍及所有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所有领域的资源,都在官僚集团手中掌控,民间能够分享的利益极其有限,而能通过市场公平交易分享的则更少。垄断导致了财富的积累方式,具有浓重的抢劫特性,以及依附抢劫、参与抢劫的分赃特性。

由于中共官僚集团的流动性垄断资源,导致了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抢劫,文化上专制。只是出于有利于抢劫而一定程度上放开的市场,一方面只是从垄断中分一个小小的口子,另一方面替垄断作掩护,化明抢为暗夺,利用暴力政治的垄断地位收获市场的主要份额,进行寡头式分赃,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性质。这就是秦晖先生所谓“化私为公——化公为私”的各种利益与财富的掠夺过程。 [4]

(三)私权无保障

由于中共官僚集团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其依托于暴力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垄断,使得立法行政司法通通笼罩于党权之下,因此,无论是诚实劳动获得的合法财富,还是利用官商勾结得来的非法财富,究其本质,都不具有制度保障性。任何人的私权安全都具有侥幸性,而不具有确定性。只是从概率上看,官僚集团及其依附者获得的各种利益,无论合法非法,都更能得到制度的一般性保护,而无权无势的奴民们的利益,则难以得到一般性保护。近20年来各地极端惨烈的血拆现象,便是私权不得保障最典范的实例。

除了直接面对伪公权的私权难以得到保障,私权难得保障的另一个特征,是私权与私权之间的相互侵害,也很难得到来自伪公权的公平司法,私权受损者无以得救济。而且从官僚集团的统治利益出发,他们更乐见私权之间的相互损害,私权之间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是官僚集团统治安全的重要保障。除了官僚社会的长期存在,私权缺乏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社会自身严重缺乏自由精神,从而缺乏尊重私权的常识。

这种局面导致了未来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困难,因为自由是民主之根,没有自由作为基础的民主,很难保障自由,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多数人暴政。缺乏私权观念的人群,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造就私权通过契约的自由而联合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是制约政府权力的主要来源。

(四)其他症状

其他症状都是派生于上述症状的并发症,例如,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权力行使缺乏正当性,因此,以公共利益或任何公共之名行使的权力,都不具有公共含义的合法性。虽然政府施政在一些诸如路政、救灾、具体个案的司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结果正当性,但权力的总体特性是非法的,其行使的程序也是非法的。再如,由于权力并非来源于非垄断性的选举制度,没有民主政治做依托,权力本质上集中于党权,因此,立法、行政、司法的分工不具有三权分立的特性,权力并未分立,即使其本身相互之间有微弱的制衡,也只是垄断集团自身的权斗——哪怕这种权斗的结果在有利于人民时具有一定正当性,但依然不是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制衡。

从上述三大症状中派生出来的各类社会并发症,难以一一归纳,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全民腐败、社会道德全面沦丧的末世景象,整个社会丧失了正常健康的价值观、伦理观,因此,各种造假、损害环境、只顾私利罔顾公益的短期现象层出不穷、登峰造极。

三、宪政转型的几个难题

官僚社会的转型必有相应的难度,因此研究中国宪政转型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如何认识其难度才能明白转型之困难及其克服之道。虽然在具体实践中未必能克服,但至少在明了需要克服的目标之后,行动更有针对性,既不至于因此气馁,也不至于盲目乐观。

(一)自治与联邦

中央政府能否成功地转型为宪政型政府,从长远眼光看不是最重要的。倒是以县级为基本单位的民主自治政治是否能成功,才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关键。大陆这样地域辽阔之地,不走联邦制道路,善治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这是政治治理与经济财政双重问题所决定的。美国学者奥茨(Wallace E. Oates)在其《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一书中,通过对集权政府和分权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的财政研究后,得出结论,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是最合理的。 [5]其政治经济学路径的研究结论,与200多年前麦迪逊(James Madison)、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美国国父们所著《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政治学路径的研究结论,异曲同工。联邦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联合,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人自由联合”理念也是一致的。

当年美国走向联邦制时的阻碍,主要集中在原各地邦联州的分离倾向,是过度分权带来的松散、缺乏联合、缺乏凝聚力,是各州边界壁垒过甚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则在于自秦废封建之后,数千年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随着多年来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强化灌输,许多人早已将大一统意义上、中央集权意义上的“统一”视为不容争辩的公理对待,这是深藏在民意中极端顽固的偏见。中央集权造成中央无力管理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又不屑于对地方民众负责,其结果便是官僚阶层鱼肉人民游刃有余。早在明末,顾亭林便已发现“郡县之失,其专在下;封建之失,其专在上”,并提出“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 [6]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联邦制这样的制度主张,但他看到的问题,与今日并无性质上的差异。

如果中央政府的内部集权问题被打破而走向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三权分立宪政道路,并自上而下推广地方民主自治基础上的分权政府结构,那么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必须重组。在目前根本没有推行县级民主自治的前提下,这个重组的过程,历时多久,难度多大,是否会引发真正的分裂导致的内战,都是难以估量的。而如果中央一级政府暂不改革,推行地方民主自治改革,待县级改革基本完成,中央或许不改也得改。如此,联邦制或许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但这可能无法避免西藏和新疆的独立,即使实行联邦制也可能无法使其自愿加入联邦。

以目前政治形势观察,后一种路径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作为集团的中共,绝没有主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意愿。而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一旦中央权威失控,由于缺乏地方民主自治的底盘,即便中央政府能和平改革,地方改革也因地域过于辽阔而产生诸多混乱,很难展开有序、稳步的改革。同时,西藏、新疆等地的分离倾向也可能随中央权威的失控而得以实现;若是和平分离还好,倘若不能,便可能是腥风血雨。

(二)军队国家化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对军方有个描述性判断:“三心二意而又强大”,因此他提出旨在“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的十条方法。 [7]但这些方法,纸上是一回事,落实到具体政治生活过程中是另一回事。作为外力的政治领袖能否促成军方的自律,不但要看其是否拥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而且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军方自身拒绝诱惑的节制能力才是首要的。

许多事实表明,在宪政民主化过程中,即使军方不参与政体改革的过程,对于转型之后的民主政体来说,军方也是一个严重威胁。许多时候,在威权政府垮台过程中,军方并不急于出手,以中立态度坐等其被人民推翻,但在建立新政权过程之中或之后,军方则会主导甚至操纵新政权。除了直接参与政变,新政权常常被置于军方的隐性操控之中——即使像智利这样民主政治实行了160年的国家,军政府的成立也只是一夕之间,武力摧垮文官政府确实不是一件难事。因此,如何防止军队干预政治,如何使军队保持克制,一直是个大难题。越是专制传统深厚之地,越是弥漫着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军队的危险性正是源于如此思维方式的政治传统。

在中央集权的郡县时代,中国历代王室对军队问题都极为头疼,武将染指政治或其他阴谋活动者染指军队而生事,尤其在文官政府丧失权力之后,军队干政造成的苦难比比皆是。自汉代以来,新政权建立初期的几十年里,地方诸侯拥兵自重而带来的削藩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江山代出。虽然那是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集权的冲突,但对于人民生活的安全威胁,则与任何军事冲突没有本质区别。现代热兵器时代,无论何种形式的军事冲突,都要比古代冷兵器时代更具破坏力。

在皇权时代,由于政权合法性尚有所谓“奉天承运”的“神授”、“天意”来源,因此军队直接威胁政权会有更多顾虑,从而需要更多的外衣;而在丧失了超验合法性的现代专制国家,军队干政的危险将会变得更为赤裸和危险。因此,军方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在关键时刻是否会支持宪政民主化转型而保持中立态度,这都是难抱很高期望的。军方比任何其他权力机构更明白,在威权政治下和民主政治下,其本身的地位大为不同。威权政治以贿赂性态度对待军队谋求支持,或者说,专制者与军方的利益原本一体;而在民主政体下,和平时期的军方地位,将一落千丈,更因为国会对财政拨款的民主化控制,军方不可能像在威权时代那样呼风唤雨、吃香喝辣。

因此,宪政转型,也必然是对军方权力的大大削弱,军方能否接受这些明显的未来利益中断?对军方高级将领来说,唯有能约束他们的,可能只有军人的荣誉感,这个职业是所有职业中荣誉感最强的职业,因此,可不可以将枪口对准人民,会成为让军方极度焦虑的问题。在1989年***事件中,据说也有一些军队将领抗命,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军人都是这样的,并非所有军人都有这样正确并且不顾后果地坚持的荣誉感。“****”屠杀依然发生,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中共事实上的军事统治,使得转型过程中军队能否中立,而不将枪口对准人民,并非一件可逆料之事。“六.四” 悲剧是否会再度发生,并非绝然可判。即使威权政府出现危机时,军方不表现明显的立场,但在整个宪政转型过程中,军方是否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而不参与政治,至少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不是件容易预期之事。毕竟,对于襁褓中的民主新政权,军方有无能力拒绝轻而易举干政的诱惑,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军队的态度与作为或不作为也决定了政治转型是否会有暴力,以及暴力的程度,甚至直接决定未来政治局势的优劣。

(三)转型政治家

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口号式历史唯物论洗脑洗了60多年的中国人,一方面曾自相矛盾地大搞领袖崇拜,另一方面却又极端蔑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看各国历史,没有任何一场改革运动与杰出的政治家无关,这些杰出政治家的作为常常甚至是关键时刻的决定性力量。

由于掌握政治资源的差异,更由于政治资源掌握者个人的品质、性格、才能等诸多禀赋的差异,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中,普通个人与具有政治地位的政治人物,在政治判断力、决断力、政治动员力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说任何一场改革都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固然政治正确,但杰出政治家的个人作用,也是无论怎么高估都是不过分的。

极权政治在经过一两代传承之后,通常会进入极权领袖个人素质十分平庸的时代。这些平庸的政客,既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第一、二代领袖那样凶狠暴虐,他们通常只求稳,以保住自己的权力和保住权力集团的政权为己任,因此,在政治上通常处于守势。如果权力集团中有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地位而行出格之事,无论是正向的改革者,还是逆向的倒行者,都在他们阻止之列,前者因妨碍政权稳定而被阻止,后者则恐激起民变而被阻止。

当威权政府因侵害人权持续时间过长、经济改革因政治障碍无以推进,社会不公严重加深而出现危机时,尤其是威权政府的后期通常是一种寡头分赃体制,这时就不排除权力集团中有政治家会出于全盘考虑而试图推行根本性变革。这里的全盘考虑,至少包括政治家维护自己权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实现政权与人民的和解等多重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混杂的通盘考虑。这些政治家一方面在原体制内享受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是最高权力,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常常是决定性的力量。戈尔巴乔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和叶利钦(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都是这样的转型政治家。

当代中国是否存在这样的转型政治家——至少是潜在的?应该相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件奇怪的事,完全没有才是奇怪的。分析政治家,和分析其他任何领域的人物一样,无论是否将分析的主目的锁定在公共利益上,首先必须将人的行为动机锁定在要分析的对象的个人利益上,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个人利益千差万别,这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人们甚至常常因为价值观的差异,而完全无法理解他人的利益。韦伯明确地将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分析中的利益确定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8]被所谓唯物主义毒害的国人常常在思考利益时只能想到物质利益而无法深入思考并理解精神利益,这尤其在分析具有特别公共性的政治人物时就会有失公正和准确。

对于政治家而非政客而言,尤其是权力地位很高的政治人物,什么是他们的利益?应该说权力、安全、历史地位都是政治家们最重要的利益。家族经济利益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在分析政治家时,这种利益是次要的。许多人将政治人物的家族经济利益置于首位而对政治人物进行分析,这是庸俗低能之见。

当威权政府尚未陷入严重危机时,其中的高级掌权者通常会以自保与保权的姿态成为平庸的政客,但当威权政府陷入严重危机时,如前述尤其要注意到威权政府的后期通常是权力寡头制的特性,原本有些隐藏了抱负的政客就可能有转化为政治家的可能性。这些政治家是从政客转化而来,因此,他们可能始终会将继续拥有权力作为其首要目标——尤其在他们即将因掌权集团内部的权力更替规则而自然丧失权力时,而从政治策略角度看,要想在濒临崩溃的威权政府中为政治转型作出贡献,保住权力也是前提条件。因此,只有从权力角度看待,才能认清转型政治家的可能行动,这可以解释有些政治家为什么在最初的掌权期间没有改革的动力,而到即将失去权力时才会戮力推进改革。

分析转型政治家推进改革的可能性还得考虑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地位。每个人都有虚荣心,但表现形态各异。除了有些政客出于掌握实权的强烈欲望而刻意隐藏虚荣心之外,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不倒翁政客富歇(Joseph Fouché),真正的政治家都会有留芳历史的强烈渴望,这种强烈渴望当它与正确的价值观相容时,就会转化为政治家的荣誉感,而不简单是虚荣心。应该相信,在威权政府濒临崩溃之际,其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政治家,他们希望自己因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而留芳后世,而不是在政权崩溃之后成为被人唾骂的末代政客。而要成就这样的历史地位,就需要他们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是艰难和危险的。

转型政治家是否做出推进改革的决断,还需要考虑他们对自己安全的考虑。极权政治的权力更替常常缺乏最起码的安全退出机制,这在第一二代极权政治中尤其体现得明显。那种权力斗争常常是十分残酷和凶险的,无论苏共还是中共,其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几代之后,权力更替依然危机四伏。掌权者退出权力中心之后,能否安然生存,甚至继续发挥一定影响力,会成为退出权力中心者焦虑的内容。尤其在权力寡头制下,部分权力寡头犯下无数罪恶,手上沾满鲜血,而另外的权力寡头并不沾血;当后者退出权力中心后,因其高位而被视为必须与前者共同承担血债,这种被绑架感也会导致这部分权力寡头惊恐于退出权力中心后是否会在威权政体解体后被清算,或者被作恶的权力寡头裹挟一起维护丧失了合法性的政权。因此,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部分权力寡头也会有改革的动力。

转型政治家在威权政体尚未解体时,通常并不急于表现出他们全面的政改目标,而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启动改革。因此,他们到底是为了维护现有体制,还是要摧垮现有体制,一时难以定论,但无论如何,任何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措施都是值得支持和鼓励的。以前者论,一定程度上的松绑式改革,可能会延缓旧体制的寿命;以后者论,掌握好步骤和节奏的改革,会产生多米诺效应,最终摧垮旧体制。以政治家本人而论,过早暴露目标,会成为体制内外保守派的众矢之的而香消玉殒,改革将随之失败。因此,转型本身决定了转型政治家必然同时兼具政客和政治家特性,一方面具有政治家的智慧和远大抱负,另一方面则适当地运用政客谋略手段,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自身安全,这是无可避免的。亨廷顿把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改革战略战术归纳为“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并举,即在政治谋略首先避开难题,然后一旦决断,以保守派来不及反应的速度推行改革,同时心中的战略目标直到整体改革成功后才加以明确的宣示,而在改革过程中则秘而不宣。可以说,凯末尔将政治战略与政治谋略结合得很恰当。

当代中国威权体制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政客兼政治家,人们当可拭目以待。民间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既保持清醒冷静的独立,又保持对政治家的鼓励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治家本人的个人人格魅力与政治才能以及最重要的改革行动。这样的人物会使得转型成本降到最低点。

四、结语:百年孤独汇入世界大潮

清末以降170年,中国人没有一代人是未经动乱度过一生的,不是外侮,便是内乱,这样的苦难既是古代官僚政治的遗产,也是现代官僚政治发展到官僚社会的现实结果。要结束这样的恶性循环,要结束官僚集团统治人民的格局,改为使之服务人民,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土壤不同,即使耕种的植物相同,也可能种植的结果不同。普世价值的异域移植过程中,既要防止以土壤差异为由拒绝普世价值,又要防止对任何别国的制度设计生搬硬套。可取的思路,是应该在捡取那些具有全球宪政制度共性的制度公约数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添以必要的辅料(例如对议会中的两院制,就应该设计适应中国国民特征的方案,未必需要照搬任何一国的两院制,各国也都有自己的两院制),而目标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

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以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很容易被暂时的一时一地得失而盲目乐观,或盲目沮丧。中国正在走向何方?中国能够走向何方?还要走多久?走的道路对不对?如果走错会有多大的代价?这些都是长期的疑问,答案在所有人的思考和行动之中。

2012年4月24日於追遠堂

注释:

[1]金观涛、刘青峰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371。

[2] (http://cq.people.com.cn/news/2012327/2012327758436738676.htm)

[3] 权有制是我在分析中国政治史时经常使用的术语,这个术语在学术界也有其他人使用,但我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主要是从权力制衡角度进入,认为当权力不受限制时,任何掌握权力者就会公权私用,因此,所谓公有制等所有制形式,一旦与权力不受限制相配合,必然蜕变为权力所有制,简称即“权有制”: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僭夺公器,既肆意践踏他人私权,也践踏公共利益。

[4] 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五期;

[5] (美)华莱士.E.奥茨Wallace E.Oates著,陆符嘉译,《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页19

[6]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2。

[7](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页305—307

[8] (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上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页309


来源: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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