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佳:台湾民主启示录

  ·  2012-08-24

台湾本土民众在日据时代便开始已请愿的方式迫使日本设立州,市议会,争取自治权。到台湾省光复之后,对自治已经有相当经验的台湾民众便迫使国民党当局向下层释放权力,但当时除了乡镇县辖市区长由民选之外,省县市行政首长都不是民选产生,而是自上由下选派的。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有有这样的规定,“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议,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省设省议会,由省议员由省民选举”,但这规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一样,除了是一纸空文,还是一纸空文。纵使只是一纸空文,但总比没有写在宪法上要好得多,而台湾民众则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争取把空洞的条文变成现实。

国民党刚退到台湾的时候,一部分是为了笼络台湾民众,另一部分是为了跟已经成为匪区的大陆展示台湾的优越感,蒋介石曾给陈诚下达手谕,要他收揽民心,于是为了回应台湾民众自治的诉求,并借此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反攻大陆的资本,陈诚亲自宣布说:本席接主省政以后,即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这两句话,以为施政的总目标,要在台湾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理想,本年增加精食生产,实行三七五减租,并发展各种经济建设,即为‘民生第一’的实行。今天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即为实行地方自治,以求达到‘人民至上’的目的。今后我们如能在政治经济上胜过共匪,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了。但这样的自治终究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地方的财政、立法、政策、组织人事等权限均掌控于中央,而且,在选举期间,“政府包办选举事务。从1950年地方选举开始每届选举的工作人员均由政府指定,包括投开票场所的设置、投开票场所管理员的遴选,候选人资格审查,选举结果核定,选举重要案件的处理等均由带政府分控制,事实上也就是处于国民党控制下。” (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不仅如此,在首届县市议员选举完成后,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议员举行研讨会,学习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讲话,说到底,在那个时候,国民党还脱离不了作为社会主义专制政党所偏爱的党化教育。而国民党政府当时渴望用有限的自治来笼络台湾民众终究也是不现实的,就跟如今的我国政府渴望用有限的乡村选举来满足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国民一样的不切实际。

50年代,由胡适为发行人,雷震为编辑的自由中国杂志开始作为台湾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反对党势力的阵地,而最后迫使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的事情是,雷震开始联合大陆来台的精英和本土精英筹划组成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而当时适逢台湾的地方选举,雷震希望借组选举与台湾本地精英组成能与国民党抗衡的反对党,这下可彻底冲破了蒋介石的底线,而中国民主党的死亡可算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原因在于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不能容忍反对党这样出格的事情出现,另一方面,当时台湾的和平土改才刚刚开始,台湾还没有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因而并没有形成后来来自民间的强力反弹。而到了70年代,台湾同时举行“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这是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不少候选人以“党外”的名义参与选举。竞选桃园县长的许信良本是国民党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但当时他选择与国民党决裂,以党外人士的身份竞选,选战过程中,许信良支持者认为国民党舞弊,国民党对此并无回应,民众当然无法容忍国民党当局傲慢的态度,于是酿成了民警冲突,最后台湾当局不得不屈服,将作弊人员法办,并公布许高票当选,民众这才离去,这便是在台湾民主历程中有名的中坜事件。

台湾民主历程中的另一件大事则是万年国会的瓦解。当时国民党偏安于台湾一隅的时候,为了维系法统,但又由于中央民意机构需要代表全中国,而当时国民党所能控制的只是本省人居多的台湾一岛,若真要改选,中央民意机构势必要被本省人暂居,这显然不符合国民党当局的意愿,于是当局只能冻结代表的选举,将代表委员变为资深委员,而当时的资深委员,即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皆是在大陆时期选出来的。于是便造就了万年国会的现象,有数据显示当时的资深委员年龄普遍都在6,70岁以上,等于说基本丧失了议政监督的能力,而大量的委员因为年事已高,不得不带着担架甚至尿壶前去参加国民大会。随着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丧失合法的席位,给当时的岛内造成巨大的冲击,仿佛在一瞬间,台湾变成了亚细亚的孤儿,而冲突也影响到了台湾当局,而为了回应民众参与中央民意机构的要求,但又因为国民党当局不想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于是蒋经国便选择了在法定代表名额之外,按一定比例增加台湾地区和海外侨社的席位的增额选举,还不是自由的全部改选,但增选的代表的职权与终身资深代表相同,这项举措实际上便已经显示了上层机构开始有了松动,随着党外政治势力的发展和不断的给当局施加的压力,再加上《美丽岛》,《文星》等杂志在言论自由上的抗争,使党内开明人士有了改革的想法。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即对外发布三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而到了1985年蒋经国公开声明,说其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已军政府来统治国家,次年,为了表其决心,蒋经国将外界揣测最厉害的接班人外放到新加坡,在党代会上,常委中的将军系人数降至四人。1986 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起了“民主进步党”,并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据陶涵《蒋经国传》的描述,当时“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说,当时只要蒋经国一声令下,台湾的党化势力势必又得得到像雷震时期的中国民主党一样的下场。1987年的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政令上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自此,台湾的政党和民众真正进入了大规模的民主试验。而随着国民党的失利到08重会执政党的地位,台湾政局开始进入了两党和平执政的年代,民众的选举热情也从最初的狂热逐渐的恢复平和,台湾的民主也开始变得成熟。

从台湾的民主历程中可得出,台湾之所以得以开启民主试验不全是蒋经国的功劳,而是得益于民间党外人士不断的抗争,而在民间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之后,还有赖于统治者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蒋经国作为独裁者的事实,他跟其他独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亲自杀戮自己的独裁,即便如此,我还是认同李敖所说,大意是说,一个人把你踩在脚下,但到了一个时刻,他松开了他的脚,让你能够重新站起来,但重新获得尊严的你不必对他感恩戴德,按照我的说法,就是一个人平时见到你都会朝你的脸上来一拳,但当有一天,他见到你后突然不打你了,而你却对他连连道谢,这样的人可称为病态的人,中国大陆如今充斥着这样的人,这种人的普遍心理是由于最近经济的上扬,民众由建国最初几十年的吃不饱到现在的吃饱穿好已不再是什么问题,于是便单纯的推断出我们应该感谢政府,没有它,我们不可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这种人的病态之处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把原本就属于我们的天经地义的,被他们无端剥夺走的自由重新还给了我们,把原本是你的东西还给你也需要道谢?他们忘了是谁害的他们当初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是冻死饿死,他们同样没有意识到属于他们的东西并没有完全的还给他们,而是被我们的政府以各种各样甚至是所谓的为了你们好的理由紧紧的揣在了兜里。

台湾的民主历程还告诉我们,民众的素质不可能在专制体制下得到提升甚至是成熟到足以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众的民主素质需要在实行民主的情况下才有提升的可能,如同一个人只有在跳入游泳池的前提下才能学好游泳一样,单靠坐在泳池边双腿踢着水是永远也不会学会游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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