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印度腐败”不是“适度腐败”的盾牌

  ·  2012-06-05

环球时报说“适度”,听取“哇”声一片。《环球时报》总编胡赐进发社论,首提“适度腐败”论,引发轩然大波。各种义正词严的反驳文章,充斥此间网络和平媒,俯拾皆是。中青报评论员旗帜鲜明痛批为“祸国之论”,更有资深媒体人义愤填膺,要踢馆,三下战书,邀请胡总编公开论战反腐,颇有一番“战国策”的味道。

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按理说,官方、民间两头不讨好的“适度腐败”论,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应该偃旗息鼓了。但是,“适度腐败”论不乏信奉、推崇者,不甘心谬论破产,绞尽脑汁,发出各种奇谈怪论,混淆公众视听。

有人言辞凿凿地认为,《环球时报》的“适度腐败”观点没有错,“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命题,从而导致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风波”。错误的时间,是指十八大召开前夕,容易被误解和歪曲;错误的国家,是指乏道德化的中国,说真话往往要被道德卫士痛扁。正确的命题,就是“适度腐败” 论。

毋庸讳言,真理具有相对性,不同时空有其相应的表述形式;但真理的精神内核,是超越时空的,是内在一致的。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尊重、包容、和谐,这些凝聚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真理,不论什么时间和地点,都是令人向往、勇敢追求的;而专制、独裁、贪污、腐败、阴险、狡诈、残暴、杀戮,这些凸显人类魔鬼一面的负面词汇,不论何时何地,民众都是唯恐避之不及、坚决抗争的。“腐败”,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是国家政权的毒瘤,是民怨民愤的爆点,是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因素,每一个文明国家都会以国家意志和民意力量,彻底、坚决地予以铲除,而绝不可能“适度”理解、默许甚至纵容“腐败”。

“腐败”之于国家,就如同“溃疡”之于人体。试想,一个健康人体怎能容忍“适度溃疡”?“适度溃疡”的人,活着该有多么痛苦。身体溃疡如何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发作,会不痛苦呢?只要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一个荒谬命题。国家对待“腐败”也是同理,只要党纪国法存在,只要良知公义存在,“适度腐败”就不可能正名。

有人批判中青报“舍制度和民主,腐败无解”,是带有道德高度的假话和空话。奉劝大家要学习《环球时报》事实求是的文风和讲真话的勇气,理解“适度腐败”,“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捍卫“适度腐败”的理论勇气至此,叹为观止。

说真话,无疑值得肯定。“说真话”,对一个公民而言,是基本人格;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基本国格。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捍卫公民的“真话权”,而不是“造谣权”、“歌颂权”。但是,“说真话”并不等于“追真理”。我们常说,现代人要“说真话、道真相、追真理”,其中,真话、真相是真理的缘起,真理是真话、真相的宗旨。从“真话”出发,一路跋涉,到达“真理”彼岸,而不是魔鬼老巢。希特勒、东条英机作侵略战争动员时,也自以为是说了很多“真话”;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接受警察审讯,也坦白从宽说“真话”。强奸犯说真话:我想满足淫欲;盗窃犯说真话:我想窃取钱财;杀人犯说真话:我想谋害性命。这些 “真话”都让人惶恐不安的。难道,因为这些恶行者说真话,就要被包容、被宽恕,甚至大加赞赏吗?不能!“说真话”不能成为恶行盾牌。《环球时报》拥有“真话权”,可以客观分析转型时期的腐败特征,探求反贪解决之道;但绝没有“话霸权”,不能要求大众理解、包容“适度腐败”。虽然“说真话”,但追求和捍卫的并非“真理”,用一句革命语言,那是“给人民打麻药”。

有人再三厉声质疑《中国青年报》:难道不知道,俄罗斯走向民主之后,腐败严重恶化和泛滥了吗?印度都民主六十多年了,不是比中国腐败严重的多吗?

苏联时期的专制暴政、人道灾难,罄竹难书,不再提起。俄罗斯在民主化之后,特权阶层被逐步清理,特务统治被彻底清除,意识形态迫害被喊停,腐败面虽广但程度不深,普金总统铁拳打碎一些垄断巨富们的美梦,实现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人权得到宪法保障,活得更有尊严和幸福感,这是俄罗斯民众的普遍感受。虽然苏联垮台解体了,邪恶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了,但公民站起来了,俄罗斯民族必将更加伟大。

“印度腐败比中国严重的多”,这是一个“谣言”。中国腐败,众所周知。印度国家究竟怎么腐败?美国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女士率研究团队,长期深入印度调查,将印度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调查报告认为:“印度基层腐败相当严重,而高层相对清廉。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腐败较少。”

印度基层严重腐败,一方面是和中国一样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印度民主社会缺少对事务官的约束力,事务官缺乏有效监督,所以基层事务官的腐败比较严重。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腐败现象就特别猖獗,社会的腐化程度也最为严重。印度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是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沉疴难以根治,公民社会尚未培育成熟。民主自由的社会,最终必须依赖于它的公民,依赖于他们的知识、技能与道德。美国就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培育公民的使命就是为了增进公民理性与感情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在立宪民主内维护合格政府所必不可少的。美国人认为,公民的品性、道德和公民的能力与特质,是一个自由社会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民主政治品质让世界推崇,贵在公民社会的成熟。而菲律宾、印尼、印度等亚洲民主国家的腐败严重,民主政治照样治不了腐败,病在公民文化。一些民主国家基层腐败猖獗,绝非是民主政治之过,而是其民族文化之劣根、国民理性之顽疾。没有公民理性文化,就没有真正的民主社会。

应当看到,虽然印度腐败严重,但和中国相比,高官贪腐比例较少,群体贪污犯罪比例较少,天文数字巨贪硕鼠很少,裸官外逃更是罕见。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横向问责,包括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效应、新闻自由、社会舆论和制裁等各种手段,有效克制印度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印度很少特权横行,很少世袭利益集团,很少 “三公消费”。印度议会、媒体和公民组织可以大胆揭露高官,不遗余力监督所有贪腐行为。而这些,在中国都是欠缺,或者不够完善的。

世界管理学“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也可称为“短板效应”。同样,一个国家的文明和竞争力,也并不取决于最优势的力量,而恰恰取决于最弱势的“短板”。效率、经济成就,是中国的“长板”;公平,政治文明,是中国的“短板”。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不能一味炫耀长板,故意掩饰短板。不要和印度菲律宾比“腐败”,而要和欧美发达国家比“清廉”。唯有努力弥补短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更加丰盈,人民才不会坠入“适度腐败”的痛苦迷茫中,而生活在“新闻联播”的莺歌燕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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