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我家族的长辈杜亚泉

  ·  2018-10-14

《一溪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了。有朋友问我,你是个忙人,怎么会想到替杜亚泉编一本生平与思想的集子?说起来,还有某种偶然性。我与杜亚泉有一点血缘关系,他是我祖母的伯父。虽然我是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惭愧得很,在这以前我对这位先祖了解十分有限,也从来没有过特别的兴趣。

1993年春节,杜亚泉的子嗣杜其执夫妇以及杜的外孙田建业先生将我找去,告诉我《杜亚泉文选》已经编就,希望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作一个序。我不暇思索地推荐了王元化先生,并答应由我出面去请他。

元化先生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我再三对他说,你只要写一个短序就行了。不过,以先生治学之严谨,尽管只是一个序,他依然嘱咐我将有关杜亚泉的资料尽量找全,他要在动笔以前大致阅读一遍。过了一段时间,先生打电话给我,语气颇为兴奋:“小许啊,这个杜亚泉不得了啊!我读了他的文章,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呵!”

我后来才知道,元化先生当时的思想重心,正在反思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传统,杜亚泉当年许多敏锐的看法和观点,在先生的内心引起了深深的共鸣。这年的夏天,上海是格外地炎热。王元化谢绝了不少避暑的邀请,整个暑期呆在家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苦读杜亚泉。

秋天来临了。先生拿出了一叠改了又改的稿子,这就是那篇一万多字的长序:《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文章在《文汇报》先行刊出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是轰动。随着《杜亚泉文选》的出版和纪念杜亚泉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全国讨论会的召开,一时间,满城争说杜亚泉,一个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故人终于重见天日。

杜亚泉虽然重新获得了历史评价,不过,这几年来关于他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息,个中分歧不仅仅是关于他本人的,而是涉及到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如对五四启蒙运动的评价、对五四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价值分歧等等。

分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屑于起码的学理研究,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睥睨对手的激昂姿态。陈独秀当年与杜亚泉论战时,就曾经有过类似“气盛于理”、“以气取胜”的激烈与亢奋。正如柏林所说,只有那些自信真理在握的一元论者,才会有如此“道德的傲慢”。

然而,真理毕竟是多元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以五四启蒙运动来说,它究竟是一元的,仅仅属于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还是多元的,有多种思想和学派共同参与其间?近十年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表明,五四实际是一个多元的、各种现代性思潮互相冲突的启蒙运动。

过去,我们对五四的研究过于狭隘,仅仅局限于《新青年》、《新潮》等几个知名刊物上。我们现在知道了,除上述之外,当年同时在作启蒙宣传的,还有梁启超、张东荪“研究系”知识分子办的《学灯》和《解放与改造》;杜亚泉、钱智修等人主持的《东方杂志》。如果说《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在年轻的、激进的青年学生中发生影响的话,那么,《解放与改造》和《东方杂志》则是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挥着作用。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假如一种新思潮要替代旧思潮成为主流的话,仅仅获得青年人的欢迎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赢得中年知识分子的认同。而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恰恰是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权威刊物。正因为其鲜明地趋向于科学与新文化,才与其它新思潮一起,汇成了五四时期不可阻挡的启蒙大潮。

说杜亚泉也是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科学是五四的两面大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做的,不是去争夺“旗手”的响亮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和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多项第一: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早已随风而去,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科学规范硕果依然。

至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杜亚泉看起来似乎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意味着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模式:转化与调适。

转化论者相信,传统可以像一件旧衣服一样脱去,新文化可以在理性主义的建构下平地而起。问题只是在于,是否有勇气与传统告别。陈独秀当年就是一个最激烈的转化论者。而调适论者则认为,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的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从梁启超到杜亚泉,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调适的变革线索。假如我们不再持有一元论心态的话,就无法否认这也是一种启蒙。不过是另一种启蒙,一种温和的、中庸的启蒙。

激进的启蒙与温和的启蒙、转化的模式与调适的模式,其复杂的关系和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可以进一步讨论,但绝对不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机械思维可以概括。二者之间,并非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而是启蒙阵营中的分歧。五四,不仅属于激进的“新青年”,也属于温和的调适派。

五四的无穷魅力,恰恰在于多元,在于其复杂的内涵,正是其复杂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五四,是现代中国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的思想源头。假如我们将五四诠释为某种单一的趋向和狭隘的精神,不是光大了五四的意义,反而倒是曲解了五四的胸怀和内涵之博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杜亚泉究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一个儒学自由主义者,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其思想和性格肯定要比某种知性的定位复杂、丰富得多,过于简单的标签化处理,反而无助于对其真实面貌的了解。当然,以目前思想界之时风,人们似乎更愿意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即使毫不相干的也要攀一回亲。

保守主义者,似乎至今为止依然令人敬而远之。我想,个中原因,也许还是那个一元论史观的作怪,好像各种主义之间,非得分出一个忠奸神魔不可。其实,历史不是由哪种思潮独自创造的,也并非哪种主义天然地具有历史正当性和道德优越感。真正可忧的,是某种主义的独大,是君临一切、无法制衡的话语霸权。激进主义如此,自由主义何尝不是如此?

杜亚泉最令人敬佩之处,是当某种潮流滚滚而来时,他没有像一般人那般赶紧易帜,追波逐流,他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独守不合时宜的识见。虽然一时看来似乎落后于时潮,最后历史却证明了:惟有他,才超越了那个时代。

末了,想交代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心愿。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是第三代移民。当年我祖父从老家绍兴,来上海滩谋生,到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正是杜亚泉牵的线。假如没有杜亚泉,或许我的祖上还会一直呆在那个沉闷的小县城里,我父亲就很难有机会到西南联大读书,最终也就不可能有我这样一个生命的存在。

人生乃至生命永远只是一连串的偶然造化而已,即使如此,我还是要感谢造化了这些偶然的人们,包括杜亚泉先生。他当初并没有想到索取报答。然而,善意终有善报。编辑这本《一溪集》,就算作我个人对先祖的一个小小的报答吧。

1999年1月

来源:许纪霖之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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