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从“宋教仁案”看民初政治

  ·  2018-04-22

谭徐锋/文

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乱世,枭雄与游士辈出,无数波光诡谲的疑案有待揭示。其中,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惨遭刺杀,一时牵动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当局的纷争,最终导致初生的民国走向了第一次分裂,号称民国第一大案,至今依然众说纷纭,难得确解。

面对百年来的既往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坦言“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此话初看,似乎有些冒犯,但实际上只是道出了真相而已。由于宋案的特殊性与巨大争议,对其关注一直都相当多,不过在这些长篇累牍的研究中,其实往往在少量的史料上打转,既谈不上对于已公布史料的认真考察,更谈不上对于新材料的搜寻。由于新式传媒的鼓吹,一些历史写手似是而非的研究更耸动一时,让人啼笑皆非。

尚小明以为,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并尝试纠正这一偏差。

其新作《宋案重审》,对于案发当时即正式公布的宋案文献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对不少蛛丝马迹做了深入解读;并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袁世凯档案,对袁世凯、赵秉钧在此案中的言行一一解密,澄清了此前包裹在二者身上的迷雾。

该书以为,不能一开始就对袁世凯、赵秉钧进行有罪推定,首先应该厘清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诸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其中亲疏缓急进而探讨谁有暗杀宋教仁的动机与时机,并将此前很多误读做了剖析,让人将袁赵与洪应区分开来,在过程的细化中将此案的来龙去脉做了切割与再现

尚小明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将宋案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脱不了干系的袁世凯

那么,宋教仁是因何而死?是不是很久以来人们所说,因为挡了袁世凯当政的道而惨遭杀害?

是,也不是。

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试图对袁世凯当总统做出些许限制,不过多为徒劳。袁世凯接任总统,想通过国会选举正式当选,而国民党方面则期待通过实行内阁制对袁世凯进行反制,这里面的急先锋就是黄兴、宋教仁这两个湖南籍国民党人。

黄兴曾经想鼓动身处武汉的副总统黎元洪与袁世凯竞争总统职位,为此大费周章,但是黎元洪不为所动,甚至走漏了消息。

宋教仁则力主造党,成立国民党来与袁世凯抗衡,舆论以为倘若成立内阁制,阁揆很可能是宋氏本人。宋教仁也颇以此自期,纵横南北,鼓吹其内阁制主张,并时不时抨击袁世凯当政的问题,指点江山之余,更有染指新政局的雄心。

这些举动,袁世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如何对国民党人进行限制,以便今后自己的执政能够顺利而长久,是袁世凯念兹在兹的目标。

于是,洪述祖登场了。

洪述祖在清末即已名动一时,不过江湖上对其风评实在不佳,他尽管有办事之才,但往往贪小便宜,总是不忘假公济私,导致官场屡屡失意。

但是这样一个名声不佳的洪述祖,却得到了非科甲出身的袁世凯的赏识,经常引入左右,作为一个能干的幕僚,为其出谋划策,甚至有清帝逊位之过程洪述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之说,洪述祖自己也以为有再造民国之功。

袁世凯需要收拾一下气焰日高的国民党,洪述祖则从中嗅到了可乘之机,主动请缨收集诋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的证据,企图损坏后者的名声,进而打压国民党的气势。

为此,洪述祖迅速与应夔丞联络,试图让应氏搜罗证据,以便让袁世凯的企图顺利实现。

谁也不曾想到,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收不回来,以至于有了后面的宋教仁被刺惨剧。

洪述祖:利欲熏心的蓄意谋杀

洪述祖对外的角色是总理赵秉钧的秘书,其实只不过是袁世凯放在赵秉钧身边的一枚棋子,赵秉钧对洪氏并不太信任,因为洪更大程度上是袁世凯的监军。

为了满足袁世凯击溃国民党竞选气焰,洪述祖四处张罗,应夔丞只是其抛出的一张网而已。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与其说洪述祖联络应夔丞是为了向袁世凯报命,不如说他想趁机做一个局,以便为自己捞取更多好处。应夔丞作为会党中人,也很想从中渔利。

当洪述祖以袁大总统身边红人的身份要求应夔丞为其搜罗国民党领袖的罪状时,应夔丞也是将计就计,不惜虚以应付,用虚拟的罪证向洪述祖骗取信任,而且二人为此还达成事成之后如何分成的构想。

当洪述祖将应氏声称有国民党领袖罪状之事禀报袁世凯,并得到袁世凯称许能做事之后,应氏所谓的证据却迟迟未能递交,原本夸赞洪述祖的袁世凯对洪氏颇有微词,洪氏原本想从中捞到一杯羹,不想反而被袁世凯嘲笑。

在这一推演之下,他们慢慢形成以针对宋教仁的共识。洪述祖假传圣旨,要求应夔丞做出激烈文章,并许以“燬宋酬勋位”,应夔丞还提出以低价购买公债的要求,洪述祖也表面答应,并步步紧逼应夔丞尽快动手。

此时的应夔丞颇多犹豫,洪述祖与应夔丞之间也渐生嫌隙,但面对宋教仁即将北上,再不动手,或许就无机会,应夔丞只好雇杀手武士英将宋氏刺杀。

二人所设想的事成之后大分其利润的计划顿时化为泡影,朝气勃发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很快因伤不治去世。

应夔丞利用其会党尤其是共进会的人脉,多方制造虚假证据,试图混淆各方视听,尤其是自己故布迷阵,想将祸水他引。尚小明却从这一虚假证据得到了真实信息,坐实了应夔丞是谋杀真凶。

一方面是民国新造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是官场旧人的暗线操作与利欲熏心,宋教仁成了袁世凯亲信政治失控的牺牲品,“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其中既见证了权力的黑光,又提示了政治新派力图革新的艰难。

暗杀政治的反省

清末民初,暗杀似乎成了一股潮流,动辄进行暗杀使得朝廷官吏变得风声鹤唳,也加速了社会的激进化,这一潮流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并未停止,以致革命党人之间互有暗杀,朝野之间也互相暗杀,其中不少陈案都值得重新考论。

然而,暗杀终究不是政治治理的常轨,其中的悲情与残酷更是让人感叹。这里面涉及黑箱操作与黑金政治的层面,尤其是如何进入现代政治治理,否则其中的教训很可能不断重演。

宋教仁对告诫他务必警惕的言语毫不在意,袁世凯也并不赞成置宋教仁于死地,但是,由于有了寻租的空间,无数正常人的生死却可以成为政客的置换工具。用人失察的袁世凯不仅仅间接促成了宋教仁的被刺,而且导致了民初和平局面的破产。

政治的角逐更多是实力的较量,理念之争往往是承平时期的奢侈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背后更需要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宋案类似的惨剧重演。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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