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愤怒的和平与失败的民族自决

  ·  2018-04-22

高凌/文

《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之际推出的一系列纪念作品当中别具一格。在本书开头,作者罗伯特·格瓦特用我们熟悉的俄国的革命与退出战争、中欧同盟国的崩溃揭开了作品的序幕;在结尾,他又用1924年《道维斯计划》的制定和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署,结束了全书。在这熟悉的一头一尾之间,描绘了1917-1923年这段长期被忽视的“战后时期”,并对这段时期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观点。

相似的战败者

在本书中,作者最大的新意在于把1917到1923年,即“战后时期”遍及东欧、中欧甚至近东地区的动荡、社会崩溃、革命、内战和外战、甚至很多国家的法西斯化都看作一个整体,并指出所有这些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联系——所有发生这些事件的国家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者。

书中比较了俄国的1917年革命和德国的1918年革命,揭示了两者内在的相似性:1916年俄国在东线发动的全面进攻,已经把中欧盟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俄国的后方社会已经有了胜利在望的期待,但是1916年的冬天到来,中欧盟国顶住了俄国的进攻,和平并没有降临,于是俄国社会在这种失望情绪中崩溃了,俄国爆发了革命。同样的桥段再次发生,俄国的革命和退出战争,以及1917年秋天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伊松佐河前线对意大利发动的进攻,令1917年冬天里的整个中欧同盟国人民产生了胜利在望的期待。俄国、罗马尼亚已经战败,意大利到了战败的边缘,只要在东线腾出手来的德国能够赶在美国远征军跨过大西洋之前在西线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攻势,和平就会随着中欧盟国的胜利而降临。1918年鲁登道夫的“皇帝攻势”在这种胜利在望的欢乐情绪中发动,德军精锐突击队员的口号就是“前进向着和平!”,但“皇帝攻势”也被阻止了,战争的第五个冬天降临时,和平并没有降临,中欧盟国、尤其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士气也崩溃了——在柏林爆发的革命几乎可以看作是彼得格勒革命的翻版。

只不过在彼得格勒建立的临时政府没有得到普选的制宪议会授权,所以缺乏合法性,他们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军队,而沙皇俄国的军队、尤其是军官集团大多是偏右的,所以临时政府在面对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威胁的时候,选择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以及苏维埃的赤卫队合作,所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而在1918年11月的柏林,同样没有得到选举授权的、缺乏合法性的艾伯特的人民委员会,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人民水兵师”支持的左翼的威胁,所以在最后时刻他们倒向右翼的军队、甚至极右翼的自由军团,于是在柏林右翼取得了胜利。

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停火时,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国家实际上都是战败者。1918年初,东欧的两个协约国沙皇俄国和罗马尼亚王国已经战败,《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合约》和《布加勒斯特合约》宣告了中欧盟国对它们的胜利。而随着1918年局势的逆转,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在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在后,也都成了战败者。他们即将到巴黎去听候协约国的发落。但这些战败者自己虽然刚刚在1918年初的对俄合约里漫天要价,却对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心存幻想。原因在1918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十四点纲领》,这一纲领主张在民主化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上重建战后的欧洲秩序。这给了战败者以通过本国的民主化和民族自决,即使不能得到体面的和平、也能得到宽大制裁的希望。

这种希望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欧,尤其是德国和奥匈帝国革命的基础。鲁登道夫就基于这种希望承认了德意志帝国的立宪制改革,而当人民建立共和国时,普鲁士军官团也为了得到体面的和平而放弃了他们的皇帝。而在奥匈帝国,如果说威尔逊许诺的只是“自治”,那么奥匈帝国的政治家把它变成了“自决”,奥匈帝国的各民族在民族自决的大旗下纷纷抛弃旧帝国。在这些新生的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早已经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虽然没能得到捷克-斯洛伐克般的地位,但是他们向协约国成员中的塞尔维亚发出呼吁,要求和塞尔维亚结成三元君主国,这就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籍此它们希望摆脱自己战败者的身份。而帝国的剩余部分,奥地利建立了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匈牙利在经历了共和国、苏维埃和内战之后,虽然恢复了君主政体,宣布自己为王国,却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由一个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统治。还有类似的经过革命的保加利亚王国和奥斯曼帝国。它们都希望通过革命和民主化在和平会议上得到宽大,至少也是公平的对待。

虽然这些战败者的形象显得五花八门,国体从共和国到王国不一而足,但它们的处境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且都到了崩溃的边缘。长期的战争、巨大的伤亡、经济封锁和农业劳动力不足导致的粮食匮乏、药品奇缺,还有随着遍及中欧和东欧的革命与“民族自决”所带来的领土争端,种族矛盾和仇杀。这些国家已经金融紊乱,经济崩盘,政府破产,社会组织崩溃,更糟的是还有着一支原本服务于世界大战的旧军队。这些正在慢慢撤回和“复原”的军人,发现自己随着1918年的革命,一夜之间从祖国的保卫者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杀人工具!这些经历了漫长战争的军人回到战后的家园,得不到补偿、找不到工作,而且受到公开的厌恶和仇恨。于是他们成了各种准军事组织的支持者和成员,积极地投身于各种内战和外战,成为作者所说的“战后之战”的基础。所有这些战败者都寄希望于协约国的和平会议,正如作者所引用的奥地利总理卡尔·伦纳的讲话:只有在协约国的公平和善意的基础上才能够给这些战败者“带来真正的和平”。

愤怒的和平

在巴黎和会的谈判过程中,战败者始终被排除在外。战败国代表的形象有的像是“被带去宣判的罪犯”,有的像是“去见董事会的办事员”。英法美三强主导了巴黎和会。法国无法肢解德国,所以主张削弱德国,同时在不能指望俄国做盟友的情况下,希望利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在东欧给自己找到新的盟友,也就是日后所谓“小协约国”。于是英国为了避免过分削弱德国,法国为了争取盟友,接受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要求。但是这种民族自决必须服务于英法的利益。

于是民族自决原则虽然得到了和会的承认,但在东欧和中欧问题上必须服务于英法。由此民族自决原则几乎成了盟国分割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工具,但只在符合协约国和协约国盟友利益的情况下才遵守民族自决原则。一旦与这些利益相矛盾,民族自决就被弃之不顾。

随着俄国的崩溃和德奥的衰退而独立的波兰被法国视为重要盟友,所以德国的波森、西里西亚被划归波兰。如果说这种划分还有着民族自决的色彩,那么为了兑现《威尔逊纲领》中给予这个波兰国家以出海口的诺言,遍布波罗地海东南岸的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决权就被无视了。已经德意志化的普鲁士地区被“波兰走廊”和德国隔断,成为新德国一片陆地上不接壤的“飞地”。

同样的,在德国之外的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决也遭到协约国的拒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西部的苏台德地区,那里的德意志人希望并入德国的要求被协约国拒绝了。1918年成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整体并入德国的要求符合《威尔逊纲领》里的民族自决原则,但是也被拒绝了。因为协约国的政治家无法向自己的选民解释为什么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德国的领土反而扩大了。在不允许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并入德国的同时,奥地利共和国对捷克西南部德意志人聚居区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已经山穷水尽的奥地利被要求自己生存下去,同时它对德意志人领土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甚至奥地利共和国还被要求承担赔款。而此时,即使是协约国的观察员也承认奥地利的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济,奥地利的整个社会就将崩溃。

为了削弱德国和保障捷克,多达一千三百万德意志人被排除在魏玛共和国之外。在柏林,右翼和左翼一起批评《凡尔赛和约》。在维也纳,因为《和约》的签署而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哀悼。与德国、奥地利相比,匈牙利的损失更大,新生的匈牙利王国最终签署《特里亚农合约》时,“斯蒂芬王冠领土”上三分之二的土地和73%的人口被剥夺,其中大部分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王国。几百万匈牙利人被排除在匈牙利王国之外,布达佩斯政府机关楼上哀悼《特里亚农合约》的“半旗”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对战败者来说,《威尔逊纲领》所许诺的民族自决成了一纸空文,甚至比一纸空文还要可憎,它成了一种欺骗的谎言。民族自决只在协约国的盟友之间(比如捷克和波兰之间)的领土争端,或者战败者之间(比如奥地利和匈牙利这对难兄难弟)的领土争端,还有协约国根本没有兴趣过问的领土争端(比如奥地利最西端的福拉尔贝格是否并入瑞士联邦),才被适用。在这些战败者的社会里,人民越来越把《威尔逊纲领》看作是让他们放下武器的谎言,把革命建立的民主政府看作是“协约国的帮凶”。这就为战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民意基础。

而且不仅仅是战败国对协约国不满,战胜国的意大利没有得到满足它野心的领土,也对和约不满。在对和约不满的民意支持下,墨索里尼领导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虽然如此,面对协约国“签字、还是继续作战”的威胁时,大部分战败者还是签了字。但是有一个战败者虽然也签了字,它国内的军人却拿起武器公然反抗《凡尔赛和约》——那就是奥斯曼帝国。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里,奥斯曼帝国的凯末尔帕夏不承认自由派内阁和协约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与按照条约占领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作战。他的战争持续到1923年,并且成功地迫使协约国放弃武装干涉,在洛桑召开新的和平谈判。在这次谈判上,大部分对和约不满的国家的首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保加利亚的首相斯坦博利耶斯基,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签署的《洛桑和约》使《色佛尔条约》成为《凡尔赛和约》第一个被废除的组成部分。这件事在整个中欧和东欧引起了震动,正要效法墨索里尼发动军事冒险的希特勒和所有大大小小的这样的人,都看到了《洛桑和约》的意义,那就是背靠武力、通过战争就可以推翻《凡尔赛和约》。

在本书的结尾,《道维斯计划》的制定,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署,作者把我们带进了熟悉的两战之间的世界。在传统的认知里,这个世界的开端就是1924年,对那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在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2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醉生梦死的欧洲,当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他们纷纷坠入法西斯的深渊。而格瓦特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他向我们指明了两战之间被忽视的那段“战后时期”,并且指出虽然1929年的危机是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但是战后时期中欧和东欧的这种失望情绪,和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也是把“永久的和平”变成“二十年的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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