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昂:北岛:城门开后

  ·  2018-04-15

“那次回乡使我终于意识到,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没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运,一个漂泊者只能四海为家。治愈,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彻悟”。”

旅居国外的日子里,诗人北岛曾写下诗作《乡音》。开头写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语是他在异国缓解乡愁的唯一方式。而结尾则深埋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

2011年11月的一天,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北岛再一次朗诵了这首诗。此时,“中文”仍是他人生行李箱里最重要的物品。而北京,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再也无法让北岛感到思乡的恐惧了。

“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他说。

2001年底,在阔别家乡十三年后,北岛回到了北京。这显然不是一段如他预想的愉快行程,他后来回忆到,在飞机降落时,自己看到万家灯火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是一个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可在儿时的记忆中,北京至少要暗上一百倍。

1989年离开故乡时,北岛见证的是一个尚未消逝的古老城市的尾巴,十三年后,呈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城市,它脱胎换骨,生出一副和许多世界级大都市一样美妙而千篇一律的面孔,这显然让北岛有些措手不及。他发现,自己甚至连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

在居留北京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诗作《黑色地图》,后来他解释道“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

这也成为了他一个念头的起源,他要借着作家的身份,以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重建“他自己的北京”。

于是,2010年末,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这本回忆老北京和童年生活的著作中,北岛把自己视作那个古老城市的看门人,“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在开篇的几章里,作者纤如发丝般地回忆了北京城的光与影、味儿、声音。然后是家具、钓鱼等一些更有故事情节的“事儿”,再后面的几篇,追忆他的成长,最终收尾于《父亲》这个具有精神象征的意象之上。

有书评这样写道,“在这本书中,北岛不仅仅用文字重塑了一座记忆之城,也为归乡的游魂们建立了路标,使他们得以从物质上的细节启程,一路前行,来到一个安放精神的所在。”

以精神上的家园,取代物质意义上的故乡,这或许是这个游子为自己找到的“回家之路”。

他一度丢失了自己的故乡。8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岛和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一起看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他抱头大哭。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北岛知道,回家的路断了。

后来六年的时间里,他近乎疯狂地搬了七个国家,十五个城市,这种感觉“令人惶恐”。北岛说,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发那漫漫长夜。

他为寻找回家之路而忧愁。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里,北岛这样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包括国内的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甚至包括“朦胧派代表诗人”这样的头衔,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乡也是回不去的。

这时,“对着镜子说中文”,也就成为了北岛与故乡之间唯一的羁绊。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漂泊其实不但没有使他与中文疏远,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他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

事实上,身为作家的北岛从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向上气质的精神故乡。“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 就像诗人布罗斯基的一个比喻,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

而2001年的归乡,使他更加确认了地理意义上的故土难回,不是回不去,而是故乡已经没有了。从此之后,他的乡愁变得没有指向性。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北京,也是加州,可能也是巴黎”。

其实,他的乡愁已经开始指向了新的方向,他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他把自己漂泊在外时的经历结集,取名《失败之书》,他觉得“失败”比起“成功”,更能让人安宁。

好比北岛把《父亲》一文视作他与父亲的“和解”一样,《城门开》这本书,或许也可以看做他对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道别,在为这座城市的残骸默默祈祷之后,他要继续构建自己新的故乡。

2007年8月1日,在旅居欧美近二十年后,北岛定居香港,执教于中文大学。1987年,诗人曾经来过这座城市,当时留下的印象是,这里拥有秩序之美,但它的效率太高以至于没有缝隙,艺术无从生长。

“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北岛这样定位自己与香港的关系。

尽管自己脚下是很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但北岛并不试图寻求回到故乡生活,他说:“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对于这位花甲之年的游子来说,精神上的自由舒适最重要。

他还乐观地认为,香港有着独特的文化生态,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比如国际化程度很高,除了改变香港本地,也会影响到大陆。况且,相对于以前在美国小城市教书时得首先考虑“在哪里能买酱油”,香港的生活环境已经够好了。

当然,一切还可以做得更好。2009年和2010年,由北岛亲自策划的两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成功举办,他希望借此改变这座城市没有诗歌传统的文化生态。2010年刚刚举办的这一届上,有一个诗人与香港中学生诗歌分享会的环节,活动结束后,北岛特意叮嘱学生们去买一本诗歌之夜专门制作的诗集,一本只有一瓶水的价钱。

在一次名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演讲中,北岛说道,“没有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加入,一个再富裕的香港也是没希望的……”

或许,这句话适用于每个人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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