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可怜生前身后名

  ·  2018-04-12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王小波自1997年4月11日溘然长眠,离开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世界已经八年了。三年前,《南方周末》“文化专刊”将他作为新闻热点,特意策划了“王小波逝世五年祭”专题。时至今日,人们还纪念着他,新京报讯:人们在鲁迅纪念馆举行“王小波生平展览”,展出了王小波各个时期的照片,以及他的手稿、奖杯等各种遗物。他没有想到他生前的冷落与身后的哀荣居然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

在出版业发行低迷的今天,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王小波作品的出版社花过一分钱的广告费,却发行量持续居高不下,成为名副其实的长销书。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而在其生前,每一本书的出笼都要劳心伤神,甚至有被篡改与阉割的危险。从第一本没有稿费、仅印刷4000册、错字连篇、编辑动了手脚的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到“时代三部曲”即《青铜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首发式与研讨会,王小波完成了从弃儿到宠儿的受众转变。这个转变超越了循序渐进的常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思维跳跃轨迹。与之相印证的是,当王小波因心脏病猝死,《南方都市报》以《作家王小波逝世》为题刊发消息时,不要说文学圈,即便是文化圈知其人者寥寥无几,至《北京青年报》以《知名学者王小波在京因病逝世》为题发布同样信息,方声名鹊起。

王小波的快速成名过程是一个比其文学作品更值得研究的课题。说句老实话,王小波最引以自豪的小说“时代三部曲”只是一个圈外人士的佳作,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亦然。难怪乎中国主流作家与正统评论家至今大多保持沉默,包括王小波五周年忌辰,“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对王小波的文体与文学成就进行适当的评价”。而唯一的一部评论集《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之中则以对思想性的评价为主,对文学性的探究为辅。事实上,就像蒙田与培根的随笔一样,王小波的作品,尤其是杂文,思想性远远大于文学性,与其说他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文学界持续的谨慎沉默的另一面,是广大的读者的刻意张狂,特别是文学圈外的知识分子,超脱于“乱拳打死拳教师”的门户之见,他们看到的是一位挣脱所有制羁绊的具有文人文格与灵魂的特立独行者:尽管没有茅盾、曹愚、郭沫若之类钦定的文学成就,但他不会像茅盾那样,为了“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去写《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像曹愚那样,为了周恩来一句“歌颂民族团结”,去写《王昭君》;像郭沫若那样,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去写《李白与杜甫》……人们在王小波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前不见古人”的骨气、傲气与灵气。

中国文人大多具有悲剧性格。“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晋书》说他“才藻卓绝,爽遇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他曾将“枕石漱流”一语改作“漱石枕流”,解释道“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不合流俗、兀傲不驯之本性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位狂妄的王粲,到后来虽位居高官,经封建专制的打造,却只不过是陪曹操父子“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的高级尤物罢了。意识是不会像人死了装入棺材,埋入地下了事的,还会传承,散发出让人几乎窒息的臭气。现代文人的奴颜更是令人受不了,正如迅翁所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变成死相。”等到“行将就木”,才敢痛哭流涕地说一句“我太听话了”,为时已晚矣!王小波作为一个学者,辞去一份既有脸面,又有俸禄之重的大学教师工作,当自由撰稿人,放飞自己的思想,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难以走出的一步。这一步,使他在放弃所有制保护的同时,也放弃了世俗标准;使他在走向死亡之后,于知识分子哀己不幸,怒己不争的矛盾心理中突然升华,突然走向辉煌。

一个人一生只要留下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就足够了。培根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毛泽东留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王小波留下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从而赢得了大多数在人为的设置中无奈地生活的人们的青睐。

(本文撰于2005年4月,原刊于《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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