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重返辛亥革命现场

  ·  2018-04-07

本文为《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引言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著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做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社会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集团、个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逼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做出的任何历史解释毫无疑问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在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了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了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这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他们留下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社会的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

这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瓦解。清朝去势矣,最终冲垮清朝的是时势也,时势的后面是人心的变化,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义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的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最先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界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乱世的恐惧,渴望安全、渴望和平和秩序。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垮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导致对话成功,达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说: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本国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对,1912年1月12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志帜”,“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高度共识。正是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起伏不定的浪涛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乃至儿童,不仅有蒋介石、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赵景深、黄药眠……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他们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视角同样不可替代,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背影,也禁不住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靠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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