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对我最有启发的几本书

  ·  2018-03-26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作者:王笛

王笛的书单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江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鲁西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

◎[美]史景迁:《王氏之死》,李孝悌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

编辑请我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对我影响大的书不少,但是什么书最大,还真不好说。这里我就谈谈对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最有启发的书吧。

我研究的兴趣在城市史,所以有关方面的书便读得多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当我在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时,便仔细阅读了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他把中国的城市系统划分为九个“大区”,对城市结构和系统进行分析。施坚雅认为,19世纪中国的城乡关系非常密切,各个地区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网络,划分为各个层级,从最低级的乡场,到中级的镇,到县城,到中心城市等等,形成了现代中国城市的完整结构。

施坚雅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思考,过去我们总是按行政区划分,施坚雅根据市场结构把中国划成若干大区,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又根据商业、贸易、交通网络等因素,进一步把一个大区又分为中心与边缘区。他从农民赶集、短途贸易、到长途贸易,探索中国的市场模式。不过,近些年来中外学者对他的这个模式都有商榷。因为他的这个研究主要是根据他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成都郊区的调查,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这个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其他区域。但他的研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系统和社会结构。

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罗威廉(WilliamRowe)的两本关于早期近代汉口城市史的大部头,可以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即1984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和1989年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正是因为他的学术感召力,我在1990年代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对这两本书,反反复复不知道读过多少遍。

在第一本《汉口》中,罗威廉与马克斯·韦伯进行论辩。韦伯指出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成现代的资本主义,是因为城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把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进行了比较,发现在西方有城市自治运动,这实际上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而中国城市本身的弱点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形成一个城市共同体。

通过对汉口商业及其组织的研究,罗威廉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汉口实际上是一个自治的城市,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很少,鼓励商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并非像韦伯所说的受到官僚的严密控制,完全没有自主权。而且中国城市中还存在着非官方的社会团体,罗威廉特别着重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会,他认为这些团体与城市的稳定和繁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居住在汉口的居民,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韦伯所谓的城市意识,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可以看出罗威廉所展示的中国城市与韦伯所理解的中国城市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有些学者对罗威廉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汉口是很特殊的,它处在长江中游这种特殊的交通枢纽,而且汉口是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具特殊性,因此很难推翻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认识。然而我自己对成都的研究,《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实际上证实了罗威廉对韦伯的批评。成都是一个行政中心城市,它是四川的首府,也是成都府的府城,同时它还是成都县的县城,因此行政管理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对成都的研究证明,官僚对成都社会的管理控制实际上是非常少的,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己治理,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罗威廉在两

本《汉口》中的观点。

由于最近些年对微观历史的兴趣,我阅读了不少西方的有关著作,R.达恩顿(BobertDarnton)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便是其中之一,而且也经常在我所讲授的新文化史课堂上使用。本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达恩顿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

本书共有六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为本书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本章对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述的他们的杀猫取乐活动进行文本分析,来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当时,印刷学徒工的生活百无聊赖,平时经常酗酒甚至发生暴力活动。在学徒房里,师傅夫人最喜爱的猫是资产阶级的猫,吃得比学徒们好,还叫春引人讨厌,因而引发了虐猫的恶作剧。

而这个恶作剧是有文化渊源的,当时的民俗,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就有虐猫的传统。而且猫在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免除祓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避邪。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描述女人在恋爱中像猫一样。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象征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象征性地受到性侵犯。在书中,杀猫行为,也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暗喻反抗或造反。

有关中国微观史写作,我认为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算最早,英文版在1978年就出了。在美国给本科生开“中国史”课,以及前些年在华东师大给研究生讲“大众文化史”时,我都将本书作为必读书。上世纪70年代,微观史学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的微观史学。

大家现在看这本书也许会觉得很简单,但我们评价和判定一本书,应该放回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在上世纪70年代,当史学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史景迁就将他的研究视野放在山东郯城县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这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地方。本书以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贫穷的山东郯城的生态以及农民的艰苦生活,从一场地震开始,然后看当地的自然状况、疾病、饥荒、暴力、满人征服等,并讨论土地、天气、农业、赋税、人口、行政机构等。史景迁还重点描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妇如何把儿子抚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种争斗等。

最后史景迁从一桩杀人案的原原本本,来看妇女的遭遇和地位。书中王氏为一个贫寒农民之妻,跟人私奔,数月后因走投无路而返家,丈夫恨其使他颜面尽失,在大雪之夜将她捏死,还嫁祸给邻居。多亏知县黄六鸿发现破绽,侦破疑案。

与欧洲的微观史研究不同,中国历史中关于下层民众的资料非常的缺乏。史景迁并无系统档案记录,只好根据《郯城县志》、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有限的资料来进行研究。他根据不多的材料,重构了几百年前一个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了其运用资料的高超技巧。此外,史景迁前些年出版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也许,人们会批评作者用蒲松龄的鬼怪故事用作学术研究的材料有失严谨,但蒲松龄生活在离郯城县不远的淄博,小说中虽然不是直接地描写郯城县,但风土人情非常接近,补充了人文环境方面材料的不足。史景迁能从非常有限的资料里建构出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下层人民的经历,以及一个普通女人的悲剧,这种方法和思维是非常独特的,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微观史尚未兴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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