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李敖为人,与我何干

  ·  2018-03-20

编按:本文发布于“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期间(2005年9-10月),原刊于“南方都市报-媒体思想专栏”。

一个知识分子的私人品德与他的公开言行有关系吗?他有桃色新闻,他日进斗金,他张狂自大,他甚至还有背信弃义;然而,这一切一切是否就推翻了他在一个社会起到的历史作用呢?看到李敖五十多年来第一趟回大陆的热闹,我在家静静回想这个老问题。

我第一次看见李敖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到十岁。那年在台湾随家长去一个长辈家中做客。大人说话,我无聊,就在人家家里自己乱逛,进了一间书房看到满架子书,其中两排整整齐齐地在书脊上印了一行「李敖」。翻了一会儿,我跑到客厅打断了正在谈天的大人们,问了一句:「谁是李敖呀?秦爷爷怎么有那么多他的书?」秦爷爷和我外公交换了一个眼神,跟着又起来带我去吃水果,意思是小孩子不要多事。

那是蒋家父子治下的威权政治年代,书有禁书,报有报禁;就连学生的头发长度都有规定,那叫做「发禁」。在这样的社会底下,以批评和反省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用太聪明,也不用太有学问,他只需要很简单地提问,问谁有资格去决定什么书该禁,问一份报纸的张数为什么不能超过三页,问男学生们为什么一定要理平头。在一个独裁而专制的社会里,一个人要当知识分子用不着别的,只要有常识和最简单的逻辑就够了,可是就在做一个知识分子这么容易的情况下,当年却没有太多人担当这个角色。大部分人,大部分学者都只是偷偷地读李敖;在读他那些旁征博引但道理简单的文章时,自己到底还是个知识分子,因为那些道理我也懂。当然,读李敖的时候不能忘记讪笑他的狂妄,不耻他的某些行径,这样就能把自己拉得地位更高了。

那就是我的戒严台湾岁月了,和今天很不一样。今天的台湾,黑社会大哥的女儿大学毕业也可以成为头条新闻,没有太多人会对德国大选的结果感兴趣。但那时不同,随便一个出租车师傅都能对你侃侃而谈冷战结构的变迁。这是专制社会的特征,大家都不能评论自己家的事,所以盛产国际问题专家,老百姓也都很有国际视野。但久居守岛的李敖不同,他最喜欢嬉笑怒骂岛里的事。

李敖的书往往是禁书,但读者却奇怪地越来越多,他赚的钱可能也因此不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机,不知道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更不知道他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理由。我只知道他的书启发了很多人如我,我后来回到香港,但有更多的人留在台湾,成为当年「堂外运动」的骨干;还有一些人进入媒体,每天努力张开更大的空间;还有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观察默默地思考。李敖和他那一辈少有的用常识说话的人,在他们可能也预料不到的局势发展下,耕出了一小片土壤。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于是守御领土又大了一点。再后来,又有一本叫做《野火集》的书,一把火般的烧焦了杂草枯枝,地就变得更肥了。

我无意夸大几个文人的作用。事实上,在蒋经国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一大批年轻人正抱着无比热情于暗夜中涌动。他们后来都是台湾转变的急先锋。当时台湾大学的学生喜欢说「每个人总得交起码三年的学费」,他们所指的交学费就是坐牢,台湾民主大学的学费。如果你跟那时正在忙着开研讨会,或者正紧张地伏在案上印传单做标语的青年说,李敖其实是个自私鬼,柏杨和龙应台也都很有问题的话—我想,他们会昂起流汗的前额,笑着问:「那又怎么样?」这些人未来的成功,吊诡地使得李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光环。李敖致力争取自由,然而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再需要斗士的。

与其关心李敖的为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在威权体制里活了下来,而且著述不断?他和他的先行者后来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发挥影响力?那时候的台湾执政者,又为什么可以容忍他们的存在。在李敖访问大陆的当儿,我以为,这些问题要比他对胡茵梦好不好,对萧孟能是否恩将仇报,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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