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变革的印迹

  ·  2018-03-19

作者:朱悦

知识,变便宜了

名师讲解、专家咨询、在线答疑,统统打包成产品、盖上标记、摆上货架、标上价格、铺天盖地宣传。只花一二百块,甚至更少,就可以听平时压根没机会见面的大家侃侃而谈。运气好,还可以提几个问题,翘首以盼答复。没有互联网,这种模式压根就不会出现:虚拟教室,千万人听讲不是问题;实体教室,仅仅几百人,已经挤得没法想象了。

这一浪潮会驱动怎样的变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裹挟于浪花中,未必能看到大海的全貌。五百余年前的欧洲,历经近20年探索,古登堡终于折腾出了实用的印刷机。从此以后,想出海,未必要竭力交好癖好怪异的老水手,也不必犹豫要不要相信手绘的老旧海图(辗转复制几次,标出的位置早就变了),市场上有更准确的地图;想经商,也未必要给脾气暴躁的师傅打多年下手,市场上涌现了许许多多教经商的书籍。知识,变便宜了。

互联网经济和印刷机,二者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研究前者的学者总犯愁:明明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生活,统计数字里为啥就是看不见这部分贡献呢?Brynjolfsson、Eggers和Gannamaneni在2017年的研究就发现:1993年和2015年,互联网高歌猛进的20年间,信息产业占整个经济体的比重一直没什么变化,总是不到5%。同样是高效传递信息的技术,几百年后再回顾印刷机,经济史上留下的痕迹就深刻得多了。

如果只从经济的角度看印刷术,那就太狭窄了。在开辟之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当中,作者列举了印刷术扩散对宗教、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近十年,沿着这个方向,量化历史研究者得到了许多新发现:一方面,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更迅捷灵活,这又大大便利了新教在欧洲的扩散。以路德为例,没有这一前提,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不可能传得那么快、那么广——仅1518年,他的小册子《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就印了14版,每本至少1000册。

印刷术也带来了“呆板”的一面。在此之前,交流多诉诸口传,准确拼法为何、有无标准写法,在民间并不是那么重要。书商要印书,就有把拼写固定下来的动力:每次都只需排相同的活字,能切切实实地降低印制成本。纯粹出于盈利的举措,却带来了极深刻的改变:语言的标准化有助于强化民族意识,加速民族的形成。最早系统分析这一点的,是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借助新的数据源和分析方法,量化历史学者得以严格检验这一早已成为经典的论断。

研究印刷术会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低估了一些问题的重要程度?其中最显眼者,便是垄断问题。是的,量化历史确实发现,印刷术的扩散有助当地经济增长,但如果当地的书商是“一家独大”,垄断了市场,这个效应就要减弱很多;确实,印刷术的扩散有助新教等新思想、新观念在当地的传播,但如果当地的书籍市场缺乏竞争,这一影响的幅度也会小不少。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忧巨头掌控出版事业对思想市场的影响。近代欧洲,是思考当代极好的基准。

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技术,于“变革动因(theagentofchange)”这一称谓,印刷机当之无愧。本文接下来将详细介绍印刷机带动的变革:第一部分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尤重人力资本这一渠道。第二部分含两小节,一是对宗教改革的影响,强调新教思想传播;二是是对语言的影响,例子是民族语词典的编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在稍作展开的同时,也会与互联网做一点简单的比较。

印刷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本系列之前刊载的《“韦伯假说”的错与对》(《经济观察报》2017年12月11日第849期38版)中,介绍了Becker和Woessmann两位教授量化新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新教最早发源于维滕贝格,再逐渐向周围扩散。维滕贝格周边“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更易受新教影响;距离较远的地方,思想传播就比较困难。然而,除开新教,距离维滕贝格的距离,本身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拿这个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就可以把新教对经济的影响算出来。

Dittmar(这个名字,后面还要多次提到)用相同的办法研究了印刷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展初期,制约印刷术扩散的因素很多。一是怎么铸造活字。强度大、不易磨损、冷却后保持平整……再当时,寻找适宜铸造活字的材质并不容易。古登堡找到的配方,是铅、锡和锑合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配方和相应的工艺都处于秘密状态。开始用合金铸活字的时间,1450年;有公开的文字材料记载铸活字的详细方法,则要等到100年以后了。这是来自技术供给层面的限制。

需求层面,制约技术扩散的因素也不少。首先,一套印刷机的成本,大致是一名熟练工人4-10年的工资;其次,开工以后,作为重要生产原料的纸,在当时的欧洲并不便宜;最后,起码在技术发明的前几十年,印书的利润前景并不确定,不乏有来不及收回成本即黯然关张者。早期敢“吃螃蟹”,涉足印刷生意者,有些设法争取大学、教会等有稳定需求的客户,有的则怀着讨赞助人欢心的意思。

Gilmont于1998年的文章,简洁地概括了影响印刷术扩散的因素:“偶然,比任何基于利润的解释都更有力”。更准确地说,决定印刷术扩散到西欧某地的时间,主要就是当地距离美因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地方)的距离。细究历史上欧洲各地印刷商的分布:1450年代,仅古登堡一家;1460年代,法国、意大利境内靠近德国一侧,以及德国中部南部,零星点缀几家;1470年代,遍及德法意,西班牙也出现了两家;1480年代以后,数量开始爆发,欧洲遍地开花。距离,是最主要的因素。

因此,和新教一样,距离印刷术发源地更近的地方,也更早地拥有了这项新技术。同时,到美因茨的距离,本身又不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用一模一样的办法,就可以算出印刷术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在1450-1500年之间采用新技术,能让一座城市在1500-1600年间多增长78%。单单“有没有采取印刷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1500-1600年间,不同城市增长率差异的近70%。说得再简单一点:新技术垂青的城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大踏步前进;没有跟上的城市,几乎没什么增长。

印刷术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最简单的答案:知识的价格因此下降,有知识的人因此变多;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城市的腾飞。再问得细一点:发挥魔力的,究竟是哪个类型的知识呢?经典的文章《素养的量化研究:年龄堆砌和人力资本的历史》(Quantifyingquantitativeliteracy:Ageheapingandthehistoryofhu-mancapital.),把人力资本分了两类:一是识不识数。这个指标和能不能计算密切相关,在商业当中非常有用;二是识不识字,这一点更接近我们通常对知识的认知。他们分析了很多欧美的数据,发现和长期增长关系更紧密的,是前一类资本。

怎么才能学会识数呢?印刷术出现之前,除了当学徒、一点一点学艺,没有太多办法。这也容易理解:怎么算利率、利润和汇率,都是贸易这一行的吃饭本事,怎么可轻易授之于人?有了印刷术以后,这些知识,花钱都可以买到。现存最早的“商业算术”教科书印行于1478年,其序言开门见山:本书旨在给有志于商业的青年提供基础的商业算术训练。之后,此类培训班大量涌现。

商业技巧当然远不止于识数。怎么记账(尤其是刚刚出现的复式记账法)、哪里的港口有水源补给、哪里有盗匪强人……以前只能口传心授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印刷出来,四处贩售。老师也可以开班,印辅导材料,给大家来一堂“理论结合实务”。15世纪末,市面上只有寥寥几种商业指南;到16世纪,这个数字已经上千;截止17世纪,光是留存到今天的商业书,就有四、五千种了。

总之,通过把知识“固定”下来,变成有形、便携、便于交易的形式,印刷术为欧洲带来了丰厚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直接的利好,就是从商人才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长期中,经济因此受益良多。实际上,Dittmar还发现:无论是老印刷商去世,还是新的印刷商进入,都会提高当地出版书籍的数量,进而加快城市未来的发展速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印刷术影响经济的渠道:保持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有助于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

印刷术,助推思想革命

按照Spitz在1985年的统计,1517到1520区区三年间,路德写作的小册子就销出了三万多份。无怪乎路德要如此慨叹了:“印刷术是上帝传福音的道路,是他至高之大的仁慈赐予。”路德的支持者四处推荐小册子,书商、小贩和旅行者又将这些宣讲带到四面八方。当时的作者,已经深谙今天吸引眼球的“套路”。他们并不介意当一把“标题党”;相反,他们主动把标题写得很有吸引力,方便背诵、传播。之后,才是字号更小、也更繁杂无味的正文。

这类材料数量甚多。没有人会怀疑印刷术对新教的意义,但是,这一助益究竟有多大?另外,天主教有没有从印刷术中获益呢?量化历史领域的一系列研究,帮助我们理清了这些问题。最早定量研究前一个问题的,是JaredRubin。利用和Dittmar相同的方法,利用距离这个工具变量,他发现:1500年时拥有至少一台印刷机的城市,1530年时信奉新教的概率要提高超过50%!到1560年,印刷机的影响仍然超过40%;哪怕是100年之后,这一影响仍然十分显著。

量化研究的脚步不止于此。结合近年来盛行的机器学习技术,Dittmar将这一领域推进到了微观层面:具体来说,他首先收集了1454-1600年间,西欧各地超过100000份出版物。研究者自己先看一部分,标注这些书册的立场是支持天主教,还是支持新教。接下来,利用已经标注过的这些样本的语言特征,可以把剩下的成千上万份材料按宗教立场分类,大大节省了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

对这些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地图书市场越集中,新教的出版物就会更少。垄断,或者竞争者数量很少的地方,一旦在位者的当家人(当时的书商,大部分仍有创始人浓重的个人色彩)死亡,新进入者和更激烈的竞争通常会随之而来。之后,当地会因此拥有更多的出版物,也因此能看到更多的新教小册子。很有意思的一点:宣扬天主教的小册子数量,也会因此增加。

结合前面提到“竞争有益经济增长”的研究,这些长时段的历史证据,也促使我们去反思竞争的价值和垄断的危害。出版资源日趋集中的后果,是图书定位日益趋同。许多小众口味或极富创新的作品,或许因此胎死腹中。众多书商的存在,迫使大家不停尝试新口味、开拓新市场;集于一隅后,再要探索未知,就没那么容易了。经济增长的动能,或许就蕴含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当中。

印刷术的研究,还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助推民族语的形成。一方面,在利润驱动下,书商不断尝试开辟新的市场:在会说拉丁语的知识精英外,还有只掌握方言的普罗大众。经商指南等小书,可以直接印方言版出售;经典著作,那就翻译过来出售。这带动了各地方言的使用。另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印刷这一技术,本身就要求语言的“沉淀”:什么时候成本最低?一个词,只有一种拼法的时候。二者结合,为各种方言制定辞典,也就成了自然的趋势。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年轻的经济史学者Sasaki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的变量有二:一是欧洲各民族第一次印刷出版本族语词典的时间;二是各民族历史上是否有印刷术传入的记载,如果有,是什么时间。结果,到1900年的时候,已有超过25个有传入记载的民族出版了属于自己的民族语词典;没有记载的民族,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很遗憾,只有1个。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到2000年,有记载的民族,出版词典的概率比没有记载的民族要高50%以上。记载时间越早,出版概率也越大。

再深挖一层,就是安德森的著名观点:印刷术推动的语言“固化”,构成了“古老想象图景的中心”。共同的语言,强化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在这个例子中,印刷术,单纯的技术力量,以及由技术派生的逐利的企图,包括印制方言本和“正字”,以一种时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是谁?长远一些的尺度看,在我们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所谓“天经地义”的回答前,这些答案,或许都已在历史长河经历了漫长的漂移。

结语

本文的分析,无疑是“挂一漏万”这一成语的最佳注脚:对印刷术带来的变革只提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子还有许许多多。比如说,Eisenstein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提出:印刷术破除了知识垄断,缩小了民众与学者间的差距。这篇专栏,即是又一个例证。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各类学术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术前沿的科普、入门进阶的书单,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或许,这也会带来类似的影响。

另一个相当重要、但难以量化的方面,是著作权等概念的诞生。Gold-stein的名著《著作权之道》,选取的起点即是古登堡。在印刷机之前,书籍依赖手抄。极高的复制成本,本身就是一道壁垒。此外,既然直接售书,很难获取太多利润,著作权这个概念也就缺乏根基。有了印刷机后,一位当红的作家,作品可以卖到几十、甚至数百万册。此时,保护这个权利的需要就显得十分迫切了。今天,我们的观念已经习惯了无处不在的知识产权,但这同样不是“天经地义”的。

和印刷机一样,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印刷机,便利了别人利用你的著作,但范围仍有局限;互联网大大强化了这一点,个人各个维度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收集、传递、存储、利用。此时,这些信息属于谁?如果确定产权归属哪一方,其它当事方要不要给出相应的补偿?自古登堡后,有关著作权的问题扯皮了几百年;互联网时代,有关个人信息的争论,近年来愈演愈烈。两种信息技术,外表大相径庭,却带来了实质相同的问题。

最后,同是信息技术,既然印刷术对社会的推动与市场结构密切关联,互联网在这一问题上会有所区别吗?赢家通吃、跨市场传导势力、财富收入中极高部分的飞速抬升……许多观察者已经表达了对互联网产业集中的忧虑。来自上一次变革(如此规模的,总共也没有几次)的经验提醒我们,印刷行业的集中,长期内对社会是负面的影响。在思考当下问题时,这一点也应该纳入考量。总之,人类社会,类似规模的变革,样本数量太少。慢慢展开全貌的历史,是少有的理解今天的线索。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环境研究所研究助理。文中提到论文名称为暂译。本文省略注释若干,将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微信公众号推送时补齐。)

* 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阅想网立场。 *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最新文章

  • N/A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