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顾颉刚的“朋友圈”

  ·  2018-03-08

在没有翻阅过《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之前,实在难以想象,顾颉刚先生在书信中搭建的社交网络竟然如此强大,绝对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在那个没有短信、互联网、电邮、微博、微信的时代,书信可以说是民国学人最为倚重的“社交媒体”,从书信往来中,基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朋友圈”构成和交友范围。以书信“朋友圈”的广度深度而论,胡适先生自然是最厉害的,与“我的朋友胡适之”通信的大人物实在是太多了,横跨政学两界,基本上可以编成一本民国名人录了,不信可以参阅《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胡适的朋友多也就罢了,他本就是以圈子野著称的,而顾颉刚先生有那么多通信的大V“笔友”,的确把我小小震撼了一把,这可是一个搞上古史起家的纯学者啊。如果本着外行看热闹的阅读方式,你会在《顾颉刚书信集》中发现无数大大小小的名人交友八卦。

《顾颉刚书信集》中的第一个通信对象是叶圣陶,收入的第一封信写于1911年,那年,顾先生刚刚十九岁。问题是,叶圣陶远远不是顾先生青年时代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从私塾时代开始,进而是小学,再后来是中学,一直是同学,翻一翻《顾颉刚年谱》就会知道,顾先生九岁时就认识叶先生了。这两人绝对绝对是“发小”呀。

这还不止,在《书信集》中,还有两位顾先生的中学同学。一位是大画家吴湖帆,他爷爷就是晚清重臣吴大澄,顾先生曾写信向吴湖帆请教秦代金石器物的问题。还有一位中学同学是文史大家王伯祥,《书信集》中收入了顾先生给他的二十一封信,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这三个人属于中学时代的死党,后来都成了大学者。

中学同学都这么厉害了,大学同学那还得了。顾颉刚上的是北京大学,和他交好的同学就至少有傅斯年、罗家伦和俞平伯三位,通信数量最少的也有十八封。

在大学时代,和顾颉刚关系最好同学应该是傅斯年,用顾在1920年6月的给傅的信中所说就是:“我的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最可怕的是,顾颉刚和傅斯年竟然还是大学室友。

顾颉刚写给傅斯年的二十四封信大约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封信写于1918年年底,两人一开始的关系当然是无比亲密,还和罗家伦三人一起发起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后来傅斯年还力邀顾颉刚到中山大学共事;但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已经可以发现顾傅二人的关系已经处于破裂边缘,顾颉刚在信中说:“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到了1935年,两人的通信才重新密切了起来,但当年的室友情谊貌似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顾颉刚的通信“朋友圈”中,师长的阵容更是豪华。这其中有李大钊,顾颉刚虽未听过李大钊的课,但毕业后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李大钊正是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还有北大校长蔡元培,书中收录了顾颉刚从1917年到1934年的8封信,双方关系应该挺不错,顾颉刚甚至还去信请求蔡元培帮助营救据称和他关系暧昧的学生谭慕愚。

除上述两人之外,还有陈独秀、章士钊、陈垣、沈兼士、钱玄同等一长串的学术大佬,特别是钱玄同,这位号为“疑古”的大师和显然和顾颉刚在“疑古”方面有着深深的共同爱好,书中收入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信也有三十九封。

毕业走入学术圈之后,顾颉刚在通信网络中大大扩充了他的朋友圈,其中大多为当时或者未来的学界大佬。在这份名单中,有荣庚(72封)、冯友兰(3封)、丁文江(2封)、王国维(3封)、冯沅君(2封)、徐志摩(1封)、郑振铎(4封)、郭绍虞(2封)、钱穆(2封)、陈望道(2封)、杨树达(1封)、闻一多(1封)、刘海粟(1封)、周予同(1封)……基本上是亮瞎双眼的节奏。在这其中,还有一位特殊人物——顾廷龙,这位古典文献大家虽说比顾颉刚小11岁,却是他的族叔,顾颉刚还曾拜托傅斯年帮这位族叔到燕京大学读书。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顾颉刚的“朋友圈”心服口服,小学同学牛、中学同学牛、大学同学牛、大学老师牛,连族叔也牛,更别说,逐步的,顾颉刚的通信圈中还多了像弟子谭其骧这样的明日之星。

在所有学术界的通信人当中,顾颉刚写给胡适的最多,书中就收入了156封之多。在两人通信的高峰期时,光是1921年4月,就写了11封。胡适算是顾颉刚的正牌老师,顾曾是他“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但两人关系的密切应该是在顾颉刚毕业之后,正是胡适为顾谋得北大图书馆的职位。

事实上,顾颉刚1920年8月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写于他进北大图书馆之时,由于收入低微,信中还商讨了他每月向胡适借三十元一事。粗粗翻阅两人的通信,两人基本上是言必称学术,比较缺乏八卦线索。不过,顾颉刚在心中也偶尔同胡适谈谈政治,比如在1927年4月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向就此截断了罢”。

顾颉刚显然也继承了胡适的乐于提携后进,在通信中向胡适推荐了如杨向奎和周一良等人,“能提拔这人(周一良)一定是值得的”,就这一点来说,顾颉刚的“朋友圈”所以如此广阔也是继承了胡适的基因。足可见顾颉刚与胡适知心的是,他还曾在信中倾诉自己和傅斯年友谊破裂的缘由经过,希望得到共同的老师胡适的理解。

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还提到了鲁迅,直指“周氏兄弟假公济私……万不可使他们再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书信集》中可以看到不少处顾颉刚与鲁迅交恶的内容,如与罗家伦、傅斯年和沈兼士的通信中均有谈及。最过瘾的是,顾颉刚还曾在1927年7月给鲁迅去信两封,在信中单刀直入的质问鲁迅说:“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承明教,良用耿耿”。

显然,鲁迅之于顾颉刚的“朋友圈”而言,是一开始就进入了黑名单的,并且,顾颉刚一直试图在圈子中反击比他声名要比他大不少的鲁迅,挽回被鲁迅破坏的形象。

如前所说,与胡适“朋友圈”最大的不同在于,顾颉刚的交友高度集中于学术圈,有过通信往来的政治人物不太多,较为熟络的戴季陶和朱家骅也是因为这两人曾任中山大学正副校长,和顾颉刚有同校之谊的缘故。顾颉刚在1948年还在蒋介石写过信,为的是申请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贷款,信中还顺便抱怨了物价飞涨;1977年还给华国锋邓小平写过信,声称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又感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一般的温暖,当然,信的最后部分还顺便请求了一下,可以换一个更“宽敞和温暖”的房子不?

最重要的是,当年“朋友圈”中的那些通信人,此时早已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了。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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