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骥:有过饶宗颐,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

  ·  2018-02-28

作者:许骥(香港文化评论人)

立春刚过,“国宝”饶宗颐先生溘然长逝。消息立刻刷屏朋友圈,转发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学术圈、文化圈的朋友,无不惊叹惋惜;第二类,凑热闹的朋友,大多发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之类;第三类,略知饶公事迹却不太留意饶公近况的朋友,竟有人说出“原来他还活着”这样令人尴尬的话。

然而,这似乎又情有可原,香港多处可见与饶公有关的事物——香港大学设有“饶宗颐学术馆”,香港浸会大学设有“饶宗颐国学馆”,荔枝角有“饶宗颐文化馆”,而且饶宗颐文化馆内还立有等人高的饶宗颐铜像——为生人立像的时代,容易令人错乱。

学术无出其右,学历只有小学

世人皆知饶公学术成就高,但知其成就如何高之人恐怕无甚。近代大学问者,如钱穆精通儒学经史,冯友兰精通中国哲学,钱锺书精通中西文学等等。而饶公则可谓在甲骨文、经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古典文学等领域均有造诣,更精通英文、法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语言,又深谙诗、书、画、琴等多重艺术——真配得上他人送之“业精六艺,才备九能”八个字。饶公学问之大,以至于有人提出对他本人的研究可称为“饶学”。

饶公自己曾说:“我的天地,有中国的,有印度的,还有西亚的。近东、远东,合起来一起做的,而非只是一方天地。”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认为:“饶宗颐堪称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最后一位通人。”学界素有“南饶北季”的说法,饶是饶宗颐,季是季羡林。而季羡林先生则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然而,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大学问家,在今天这个只认学历和论文数量的学术系统中,可能很难成为学者——因为他的正式学历只有小学。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一个富商家族。他的父亲饶锷是岭南著名儒商,一方面经营钱庄生意,一方面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藏书楼,名叫“天啸楼”,藏书数以十万计。他的伯父也开钱庄,同时是画家兼收藏家。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瓷佛像,日本人誉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伟大的杰构之一”,饶父买了两尊,他的伯父则买了另外两尊。

从小,饶宗颐就是读着家中藏书,把玩家中藏品长大的。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之下,天资聪颖的饶宗颐可以说天生就是做学问的种子。他的“中文教材”是《四部备要》,8岁就能写诗。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诗作,是他在16岁父亲去世那年写的,题曰《咏优昙花诗》,全诗如下——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雕,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

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

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香港福地,养有福之人

不过,据饶公自己说,他少年时最喜欢读的书还是志怪小说《封神榜》。饶公十分痴迷里面的各种人物与法力,十几岁时,他甚至尝试提笔写小说,名叫《后封神榜》,写了十几万字之多,可惜后来失传。至于为何从小说转向史学,用他的原话说,是嫌小说里面虚构(imagination)成分太多,不像史学需要利用大量真实史料。学问者,有所约束方显神通,不可太过天马行空。

后来饶公迁居香港,可谓香港之福,而香港也是饶公的福地。

饶公与香港结缘有三次。第一次是1938年抗战爆发以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聘请他到老家潮州去编辑地方志。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本来饶公作为员工也准备经香港走海路去云南,但他在香港生了一场大病,延误了行程,没去成云南,而留在了香港。

到香港后,饶公经人介绍结识了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位是书画家叶恭绰。王云五当时想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编一个“八角号码”,请当时只有20岁的饶宗颐帮忙,这是他对文字学产生兴趣的开始。而叶恭绰当时则在编“全清诗”,也请他收集。这两段情缘对饶公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极大影响。其后,香港亦遭沦陷,饶公再度返回老家潮州。

饶公第二次与香港结缘是1949年大陆变天,他再到香港。因为当时孤身一人在港,妻儿、亲属都在潮州,就有人劝他回潮州,但他没有听从。

1952年,饶公去香港大学执教。他没有学历,完全是自学,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主任林仰山教授慧眼识金,不拘一格聘请其任教。这件事对饶公影响至深,因为那时候很多南来的读书人还在为生计发愁,饶公自称只会做学问,一纸聘书让他可以继续安心于书桌前。用他自己的话说:“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

南来的学者在香港教书,也要适应香港的环境。在口述著作《饶宗颐学述》里,饶公如此形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大的教学情况:“港大上课,国语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学生不欢迎。我的广东话是学的,我自己的语言(潮安话)与广东话是完全两个语系。我的潮州话是闽南语系,所以广东话也要学,因为第一次来香港已学了广东话,所以上课讲广东话没有问题。像罗香林,他的国语是带客家话的,他不会讲广东话,令人奇怪,他一直是讲国语的,所以我讲课比较受学生欢迎,就是因为语言上容易沟通。”

作为“文化符号”的饶宗颐

1968年,饶公再次南渡去了新加坡。相信他这次离开香港,与内地爆发“文革”,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的紧张局势不无关系。当时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新加坡大学成立中文系,邀请其担任首任系主任,饶公便去了。然而,据饶公的女儿回忆,他在新加坡任教期间并不太顺意,因为新加坡那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对华人、华文都颇为抵触,对自由的箝制亦很厉害。所以,饶公虽然和新加坡大学签了9年长约,但是1973年提前解约回到香港,这也是其与香港的第三次结缘。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十周年,邀请饶公担任中文系主任。饶公欣然前往,一直做到荣休。其实饶公和港中大早有情缘,因为他是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1978年饶公荣休后,还一直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带研究生。

荣休那年,正值内地改革开放,学术禁区也逐渐扫除。不久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邀请其回内地,他花几个月时间走访了内地30多座博物馆。内地虽然经历“文革”浩劫,但毕竟地大物博,饶公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数量远远多于退休前,这与内地的文化营养很有关系。例如,他赴广东实地考察后,写了两篇论文分析六祖慧能,成功推翻过去千年世人认为六祖慧能目不识丁的成见,对佛教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饶公桃李满天下,学生当中有学问家,也有文化人,如黄霑。凡采访过饶公的记者,都知道他为人亲和、平易近人,从不以“大师”自居。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需要,饶公逐渐被“符号化”,变成“神”一般的人物,各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化馆、国学馆、学术馆纷纷开张。

而饶公本人淡泊名利,他用“饶宗颐”之名为香港学术界积聚能量,泽被后世学人。例如,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学术馆乃自负盈亏,无政府资助,学术馆成立之初,饶公便慷慨捐出其藏书超过4万册(其中包括古籍善本700余种,共2500册左右),以及自己历年创作和收藏的诸多书画、文玩。

饶公的学术著作高深,普通读者难以一下入门。倘若推荐一本饶公的著作,不妨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文化之旅》开始,本书以文化游记为主,通俗易懂。

金庸曾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如今饶公仙逝,他播下的种子早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过饶宗颐,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来源:新京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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