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宥勋:这不是那个乌托邦——王力雄《大典》书评

  ·  2018-02-26

《大典》,王力雄/著,台湾大块文化2017121出版发行

这不是那个乌托邦

作者:朱宥勋(台湾)

反乌托邦小说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重要子类型。2015年,野人文化便出了一套「反乌托邦三部经典套书」,集合了萨米尔钦《我们》、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欧威尔《一九八四》三部重要作品。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反乌托邦想像的大致是一种「科学专政」的未来——小说以某种科学技术与思想为核心,建构出一个完美运行的世界;然而「完美」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故此「乌托邦」注定将发展成戕害人类的恐怖专政。

以此脉络来看,中国小说家王力雄的《大典》毫无疑问,正可放入此一谱系。从开篇第一章的「鞋联网」构想出发,就能让我们看到近未来完全可行的政治监控科技:透过秘密植入每一双鞋子追踪零件,国家可采集到每个人的身体资讯、移动轨迹、社交纪录,从而解消所有叛乱的可能,真正成为深入每一秒钟「生命治理」。其惊悚之处不在「科幻」,而在它几乎就是「科(技事)实」,因为所采用的技术正是我们此刻琅琅上口的「物联网」、「演算法」和「大数据」 。而后续情节引入的新科技,除了「梦造仪」稍稍比较「不科学」一点,其余如社会控制的「网格化」和机械科技的「电子蜂」,都并非遥不可及的技术。

然而,《大典》却又不是传统的反乌托邦小说,反倒富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拓增了此一类型的视野。在小说开场,我们确实会看到若干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元素,比如「双大典」(党庆与世博会)的设定,令人联想到《我们》里的「整体号」,同样都是极权政府的自我颂扬仪式;「梦造仪」的精神控制技术则致意了《美丽新世界》的意识形态培育科技;而工程师李博对「性」的焦虑、乡愁与惦念,更是与反乌托邦小说以「原始的」性欲抗击「文明的」科技之套路符合若节。

不过,当基本设定铺陈完毕,小说中段开始发展情节时,我们就会发现《大典》的特异之处了。如果说传统的反乌托小说描述的是「蛋壳再密也有缝」,《大典》的科技世界大概已经碎成一碗蛋花汤了。故事中的每一项技术看起来都铺天盖地,一旦在中国社会实作就左支右绌。「鞋联网」看似无所不在,但小说开场就是李博藏了一双手编草鞋,从而连动到结局的大逃亡。科技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掌握在党、国与资本家手上,中间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老叔掌握了「性鞋距」、李博偷藏了「鞋麦」、鞋联网里找不到政要的SID参数……科技打造出了全控社会,但谁来全控这个全控社会?问号的反面就是系统性的漏洞。

不唯统治阶层和技术精英能够找到漏洞,底层人民也有自己的出路。透过一场防疫事件,王力雄建构了「网格化」这种社会技术,但旋即把视角转向「绿妹哥」,让我们看到千差万别的中国农村环境如何让系统失灵。

最有趣的系统失灵,当然就体现在独裁统治的权力结构上。小说中后段,王力雄以上述科技为基础,将故事带进了他自《黄祸》以来,最得心应手的政治主题。连极权政府引以为豪的科技监控都碎成蛋花汤了,看似森严的权力结构自然也不堪一击。小说中的「主席」为了自己的权位处处铺路,创建各种能使他绕过宪法的法外机制,但在王力雄精巧的布局下,所有增强其权力的设计,都成为了促进这个结构毁灭的助力。为了大权一把抓而有了「处突组」,结果当主席「不能视事」的时候,处突组就成了足以操弄军政两界的杠杆;为了制衡官僚而建构的「未必是你的错,但你必须当责」的官场文化,反而促使最保守的官僚引爆了苏联垮台式的民主化宣言。

总的来说,《大典》的政治博奕非常精彩,搭配近未来的科幻设定更是威力强大。从一开始,王力雄的问题意识就不是证明乌托邦的强大,而是演示乌托邦的脆弱:越是庞大复杂的结构,越是可能因为一个小零件被敲掉,而导致势不可止的崩毁。梳理整本书的结构,一切的起因都十分微小:工程师想要有性有爱、警察想要升职、商人想要卡位求官、老官僚想要自保……但微小的动机稍微推了推庞大的国家/科技复合机器,事情就这样成了(或毁了)。

当然,《大典》并不是没有缺点。某些设计稍嫌冗余,比如「双大典」的党庆或世博会可以仅留其一,叙事结构会更漂亮些;九组在前段被写得神通广大,结局却雷声大雨点小。或在政治攻防的段落中,过度详细地解释每一个步骤背后的用意,虽然是满满的「干货」,但也不免失之直白,或可再多信任读者一点。比如信息中心主任不想交资料给九组的段落,对白中点出「实验项目」即可让读者领会了,无须那么多解释。但整体来说都是小疵,从主题、布局到情节设计,《大典》绝对是今年台湾书市的小说前段班。

最后,我想来谈谈《大典》的结局。结局不是收在北京政权的政争胜负,而是把焦点放回李博所在的福建穷乡,让各方人马都争先恐后涌来,此一设计自然饶富意义。不过我更注意到的,是王力雄用「铁笼」来形容李博被居留的囚室,就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铁笼却如同风暴中心纹丝无扰……」 (p.293)而我们知道,思想史上刚好有另外一个著名的「铁笼」比喻,来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探讨资本主义源起的经典著作结尾,韦伯也用了同样的比喻,来说明人类社会全面落入资本主义的掌控中,因而有了他写作风格中,难得出现的激情段落:

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自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评说这个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唐山版,p.145)

这会是巧合吗?综观《大典》的人物与情节,我想不是。社会学家韦伯在写完这个段落之后,显然也觉得自己失态了,马上补了一句:「但是这就把我们引入了价值判断与信仰判断的领域,而这篇纯粹讨论历史的文章无须承担这一重任。」然而小说家与学者不同,他接下了价值判断与信仰判断的重任:读毕《大典》的人都知道,关在这铁笼里的李博,刚刚才做出了一个悲壮动人的牺牲决定。

无论小说里或论述里,小说家王力雄总表现得如此冷彻,连他笔下的民主化进程都毫无理想性可言,但在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他真正相信的东西了——在经历一切阴谋、斗争与杀伐后,最后的镜头不是停留在那些达官显要身上,而是在这微不足道、自始至终都被摆布的傻子身上。即便在最牢不可破的铁笼里,还是有那么一人如此纯真,如此甜美,还是令人愿意相信:最终仍有人类能持守对其他人类的善意。

(转自作家朱宥勋的脸书,此文曾发于《联合文学》201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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