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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雄:权术的道义

作者: |0  2018-02-04添加评论  阅读52次

作者:周泽雄

托马斯·杰斐逊1801年当选第三任美国总统时,该职位在世界范围内虽无足轻重,但仍然是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最具权力的人。然身为总统,他不是像华盛顿或林肯那样因其执政功绩受到尊敬,而是像一位思想前贤,以其出色的民主见解为人称颂。

如果隐去名字,杰斐逊时常为人引用的话,我们或许以为出自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笔下。实际上,联邦大法官非常喜欢引用杰斐逊,尽管出于权力制衡原则,他们原是全美国最不情愿赞颂总统的群体。读者可能记得一张传播甚广的照片:美国总统奥巴马讲话时,众人起立鼓掌,唯独那九位坐在前排的黑袍大法官,表情淡定,安坐如恒。对他们来说,向总统鼓掌有违职业伦理;偶有破例,则是因为讲话内容与总统的执政主张无涉,关联到了人类的普遍正义。同理,在法院判决书中引用总统言论作为司法依据,也非通行之道,除非该总统是《独立宣言》的撰写者托马斯·杰斐逊。——“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有类似待遇。

读杰斐逊《第一次就职演说》,我们会诧异他的身份,他表现得不像一位手握大权的当选总统,倒更像一名独立不羁的反对党领袖,一名激烈的异议者。他提醒在座各位,“既然我们已经把长时期来使人类流血和受苦的宗教上的不容异说逐出国土之外,如果我们纵容一种同样专横、同样邪恶、并且能够进行同样残酷和血腥的迫害的政治上的不容异说,那我们所获依然甚少。”他又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要解散这个联邦,或改变它的共和体制,那就随他们去,让他们作为安全的标志,表明只要理性能够自由地与错误观点对抗,即使错误观点也是可以容忍的。”

杰斐逊的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曾令知识分子心潮澎湃,并对大法官的判决起了指导作用。他还强调:“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听其自然,它终将占上风,真理是错误的有力的反对者,……如果允许人们自由地批驳错误,错误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只有错误才需要政府的支持。真理靠自身就能站住脚跟。”我们在霍姆斯和布兰代斯等大法官的司法意见中,可以清晰看到杰斐逊的影响,比如布兰代斯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1927年)”的异议书里写下的著名意见,分明来自杰斐逊的鼓舞: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就做不到这一点;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才能抵制有害思想的传播。

当布莱克大法官用高亢的声音强调“尽情阐述自己对公权力的看法,不管这种看法多么不中听,这是专属于美国人的无上荣耀”时,他特地增加一个脚注,引用了杰斐逊书信中的一段话:“我很痛心……我们的报纸上,竟然刊登了那么多狠毒、粗鄙、虚伪的言论……这些秽物会使公众的品味日趋堕落。但是,这些都是无法祛除的邪恶,因为我们的自由依赖于新闻自由,这种自由不应受到限制。”在另一份判决书里,他更将自己的意见明确依傍在杰斐逊身上,表示“我和杰斐逊一样相信政府插手干预的时刻是在人民有所行动时,而不是在他们发表言论时”。甚至,大法官们踊跃撰写司法异议书,也与杰斐逊的呼吁有关,尽管从职责上说,他们无需聆听总统的指示。据说,哈兰大法官为一项判决撰写第四份异议意见时,淡然表示:“我们几乎已经达到了杰斐逊的理想境界。”他指的是,卸任后的杰斐逊曾致信一位大法官,建议他们多多表达独立的司法意见,不要假装团结,用一个声音说话。

后人感佩杰斐逊纯粹的知识分子立场,但一个困惑也随之产生:我们固然希望权力场上的人保持高贵理想,在重大事务上捍卫民主原则,但人们也清楚,总统职位总会遇到大量需要妥协的事务,一个不识权宜、不懂计变、不擅斡旋的总统,事实上很难成功。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句名言:“一个在政治上按原则行事的人,就如同嘴里横着根木杆穿过树林。”无论庸俗政客还是高尚政治家,公开场合都不会对此表示认同,内心则咸以为然。所谓“出淤泥而不染”,毕竟只是某种特殊水生植物才具有的异能,政治人物对此多加强调,难脱空话之嫌。知识分子无论奋笔于书斋还是振臂于广场,都不必为具体的国家事务担责,他们言论的清纯高昂,有时是以地位的超然为前提的,而总统不同,该职位必然要求他有所舍弃,杰斐逊就说过:“即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正确的事,我也能觉察到,基于理性思考和经验证明的改革,多多少少总有无法诉诸施行的。”因此,选择了这个职位,就无法视“莲花”为职业楷模,同时又不得不与淤泥周旋。

杰斐逊事实上是一位熟谙权力运用的天才,有一本名叫《权力的艺术》的传记,作者乔恩·米查姆通过大量生动事例告诉读者,杰斐逊正是一位“达权知变”的天才。或许,让人误以为自己不谙谋略,也是杰斐逊特有的谋略之一。

杰斐逊初出茅庐之际,就领略过权力迷药的强烈功效。

他是威廉斯堡一名法律系学生时,在下议院走廊的门外旁听了一场辩论,感受到了“弗吉尼亚之父”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天才。杰斐逊本人缺乏演讲才能,但他欣赏“异量之美”,断定亨利的演讲就像“荷马的著作一样伟大”;他同时意识到,在人民需要引导时,这种才能价值连城。说到帕特里克·亨利,后人频频引用的豪迈语“不自由,毋宁死”(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来自他的创造。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美国人的历史》里,描写过这句名言的戏剧性登场方式:

接下来,他(帕特里克·亨利)弯下身子,用依然交叉着的双手抵住地面,这样过了几秒钟,他突然跳了起来,高声喊道:“给我自由!”并猛地伸开双臂,停住,落下,右手紧握在胸前,仿佛握着一柄短剑,用阴郁低沉的声音说:“否则就给我死亡!”然后,他用那只握着一把假想短剑的手击打着自己的胸部。全场鸦雀无声,一个正在敞开的窗前倾听的人打破了寂静,他喊道:“就把我埋在这个地方吧!”

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杰斐逊和他的战友“深信有必要把我们的人民从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不仅需要帕特里克·亨利的鼓动天才,还设想出一个计划,即虚构一个宗教节日,以便借助仪式的庄重感,唤起民众的参与热忱。他们决定,将1774年6月1日规定为“斋戒、蒙耻和祈祷的日子”。他们用各种方式告知殖民地人民,最终,计划奏效了——杰斐逊在《自传》里写道——“这一天人们聚集在一起,面带忧虑和恐慌的神色。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提案犹如电击一般,唤醒了每一个人,让他们挺直了脊梁,坚守自己的信念。”

杰斐逊并非虔诚的基督徒,他始终认为《圣经》里存在很多错误,还认真的作过勘误工作;和当年那些启蒙思想家一样,他属于自然神论者,即那种“认为最好的表达宗教信仰的方式是研究自然的运作规律,而不是在一个组织化的教会中以顶礼膜拜的方式敬奉上帝或祈求神灵予以灵魂的拯救”的人(保罗·约翰逊语)。他曾写道:“时至今日,诚实的人不应该还不合时宜地假装相信柏拉图式的神秘主义教义,三位一体,一体为三……我们应该像贵格会教徒那样,摆脱神父的束缚,进行自我的道德培养,遵从内心良知的指引,不说人们难以理解和难以笃信的虚妄之语。”因此,人为设计一个宗教节日并祈求它发挥作用,有违杰斐逊的初衷。但是,他深深卷入了该节日的设计推广,还肯定它的有效性。他怀揣理想,但并不想与实用主义为敌。他显然认为:政治需要原则,权力也不排斥艺术。

考察杰斐逊对黑人的态度,颇为有趣。他是奴隶主,但强烈反对奴隶制,曾率先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提案,可惜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杰斐逊为此愤愤不平——他抱怨“在那一可怕的时刻,上帝也沉默了”。——但既然当时的形势让他意识到此事不宜匆忙,他也就不再坚持,免得赌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他认为,即使是原则,照样存在轻重缓急。

杰斐逊对黑人的评价,距今日“政治正确”的要求有点远,我们唯一可以替他辩解的是:他并非对黑人抱有恶意。他也试图用理性的态度、可靠的证据来得出结论;同时,他并未固执己见,只要有人能够证明黑人优秀,他随时愿意放弃自己那些“模糊的想法”。我们还应想到,他本身是种植园主,其结论毕竟建立在切身经验和大量观察之上。大致而言,杰斐逊否认黑人的创造性才华(他承认黑人富有音乐才能,但指出黑人中几乎没有诗人,尽管他们的生活中并不缺少可以入诗的题材);通过与古罗马奴隶制进行比较(他认为古罗马奴隶的遭遇普遍比美国黑人糟糕,但奴隶中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顶尖人才),他怀疑黑人缺乏文化建树不能完全归因于奴隶制,黑人自身的种族特性也是原因之一。他设想中的消除奴隶制,与后来林肯总统实施的解放策略迥然不同。他建议将黑人整体移居国外(当然,手段必须人道),杰斐逊拒绝展望一个白人与黑人和谐相处的北美社会。他的结论是:“同样确切的是,这两个同样自由的种族不能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谁都看得出来,即使不考虑庸俗的“政治正确”,杰斐逊也错得离谱。

但是,作为政治家,杰斐逊在需要说些场合性的漂亮话时,也不会扭捏躲闪。有位自由黑人通过自学掌握了数学原理,他将自己的发明——一本天文历书——寄给杰斐逊。杰斐逊收到历书后,在致友人的信中怀疑该黑人“肯定得到了某个白人的帮助”,但那位名叫本杰明·班纳克尔的黑人却在杰斐逊的来信中读到这样温暖的话:“无人比我更愿意看到你所展现的证据,即自然赋予了我们的黑人兄弟与其他肤色人种同等的天才。”——杰斐逊在优雅地说谎,尽管他曾说过“政府的全部艺术在于诚实”。

另一位名叫亨利·格里戈里的黑人给杰斐逊总统寄呈了一本《黑人文学》,杰斐逊意识到自己对黑人文学才能的负面评价已经广为周知(他曾把这些怀疑写在后来公开出版的《弗吉尼亚笔记》里),所以,他运用自己高超的表达才能,写出如下既符合总统身份、又展示了自身磊落的回信:

请相信,在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真诚地希望看到将我本人对大自然赋予黑人的思维能力的程度所保持和表现的怀疑予以彻底驳斥,并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和我们自己处于同一水平。我的怀疑是我个人在本州有限范围内进行观察的结果,那儿黑人发展天才的机会不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更少了。因此我万分无奈地表示了我的怀疑,但是无论他们的才能达到什么程度,决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他们的权利的标准。艾萨克·牛顿爵士思维能力比别人强,但他并不因此就成了别人的人身或财产的主人。在这个问题上,黑人正日益获得世界各国舆论的支持,他们同人类大家庭其他人种在平等基础上重新建立关系方面,正在取得充满希望的进展。因此我请你接受我的谢意,因为你提供许多例证,使我能在那个人种中看到可敬的才智,那种才智必然会使他们获得解放的日子早日到来。请确信我真诚地向你致以崇高和公正的敬意。

如果非要找点破绽,就是他两次恳求对方“相信”,那通常意味着对自己的论述信心不足。

前辈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早年曾向杰斐逊示范过各种无害的权谋,而杰斐逊对这位前辈毕生满怀尊敬: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援并帮助美国打赢独立战争,在巴黎的富兰克林曾仿效那位凭一身亚美尼亚服饰赢得广泛好感的哲学家卢梭,精心改变自己的装束,丢掉假发,戴上了一顶奇怪的皮帽。富兰克林自得地表示:“想一想吧,这个形象在巴黎的人山人海之中是何等必要!”最终,他获得了如下成果:“法国给他们(美国)送来了8750双鞋子、3600张毯子、164门铜炮、37000条轻火枪、11000枚手雷、4000顶帐篷,以及其他的很多物资。1778年2月6日,富兰克林和两位随从与法国签署了友好商贸条约——这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官方承认这个新的国家。”

杰斐逊就任总统时,为与前任亚当斯总统拉开距离,同样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就职形象。“4年前,亚当斯乘着专门购买的漂亮马车来参加就职仪式;杰斐逊则是从康拉德旅舍步行几百码来到国会大厦。亚当斯当时穿着一套珍珠灰呢料的崭新西服,戴着印有徽章的帽子,携着足长的佩剑;而杰斐逊却穿着普通的外套,没有佩剑。……杰斐逊的装束,跟围观的民众没什么区别。”——显然,杰斐逊从富兰克林那里学到了什么。

杰斐逊从法国皇帝拿破仑手中购下路易斯安那一事,最能见出他的务实和权谋。那是一片原属法国的广阔殖民地,面积超过当时北美13州的总和,而杰斐逊政府总共支付了1500万美元,相当于每英亩3美分,就把它划归美国版图。关键是,这是一项合法买卖,而世上最大胆、最成功的侵略,也不会付出更少、得到更多。当时,法国为了应付欧洲战场的庞大开销,有意把那块土地脱手;鉴于该买卖对法国明显划不来,拿破仑政府也随时可能变卦。杰斐逊和助手处理此事时,运用了高超的谋略(当然包括一些欺骗),最终使美国不仅一跃成为陆上大国,还除去了最大边患。据说,“这片土地太过辽阔,连买卖双方都不清楚边界究竟在哪里。

在购地过程中,杰斐逊遇到了一个棘手障碍,即,如果严格遵照美国宪法,总统无权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实施购买行为,而稍有耽搁,这块土地的归属就会出现变数。当然,对于皇帝或独裁者来说,这点障碍不值一提,他们会一跃而过,把它看成展现自己雄才大略的大好机会。但杰斐逊不同,他历来强调“任何政府机构都只能在宪法明确授权的前提下行动”,还多次痛斥前任尝试绕过宪法行事的行为。现在轮到他了,虽然此事的优劣利弊一目了然,但公然食言总非正道,再说政敌也不会放过他。杰斐逊没有犹疑,“他吩咐自己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以‘保持沉默’和‘即使面对宪法困境也要尽量避免争论’的方式”,先下手为强,完成了这次购买。

杰斐逊早年做过开业律师,他娴熟地选择法律术语替自己开脱。“这就是一个监护人将被监护人的钱投资购买毗连土地的案件,”他解释道,“被监护人成年时,监护人向其说明:本人此举是出于为您的利益考虑,……彼时彼刻,我认定为您冒险是我的职责。”最终,这次购买极大提高了杰斐逊的威望,一位联邦党人写道:“此刻许多人已准备好宣告杰斐逊为终身总统了。”当然,那是杰斐逊最为厌烦的选项。杰斐逊不希望自己的“事急从权”构成一个危险先例,鼓励后来者大加仿效。他在离任后又作了进一步解释:

严格遵守成文法律无疑是良好公民的责任之一,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责任,……因一味墨守陈规而失去我们的国家,就失去了法律本身的意义,失去生命、自由、财产以及那些与我们共享所有这一切的人们。为维护手段而牺牲目的,实在是本末倒置,愚不可及。

在需要行使权力以捍卫国家利益时,杰斐逊手法麻利,但他也时刻警惕权力的滥用。他曾表示,如果人民变得麻木,每一个统治者——包括他自己——都会变成豺狼。“经验告诉我们,人是唯一的一种吞食同类的动物。”为此引出了杰斐逊一句著名格言:“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鉴于杰斐逊本人曾饱受舆论攻击——他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大小报纸演出的道具,供任何人等中伤的靶子。……有些人仅仅通过这些动机不纯、言论不公的渠道对我有所认识,便也加入其中,乐此不疲。我一生竭力为公,换来的却是部分同胞的肆意谩骂,可以说罪名古怪、惩罚严苛至极。然而,这些以怨报德都是要承受的,就像身体需经受风暴、烈火等的折磨。”——所以,他的捍卫也就更加难得。

杰斐逊总统接见来自欧洲的博物学家洪堡特男爵,男爵注意到房间里放着多份对杰斐逊大肆攻击的报纸,遂问:“为何允许这些诽谤言论存在?为何这份造谣中伤的报纸未被封杀?或者,至少报纸的编辑应该被课以罚款并关入监牢吧?”杰斐逊淡然一笑,建议道:“把报纸装进口袋吧,男爵。如果您听到任何人质疑我们的民主自由、质疑我们的出版自由,就把报纸拿出来,告诉他们您是在哪里找到它的。”——我猜,杰斐逊故意把这些报纸放在惹眼处,以便借男爵之口,在欧洲宣传美国的民主形象。这是杰斐逊的小小权术,该权术大体合乎事实,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及杰斐逊的道义追求,何乐而不为。

诚如《权力的艺术》作者乔恩·米查姆所概括的:

杰斐逊志存高远,但也明白,要让梦想成为现实,其捍卫者要足够强大和狡猾,能让历史为其所用。大体来说,就是哲学家的思考、政治家的操控。杰斐逊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而且常常能同时扮演好两种角色。这就是权力的艺术。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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