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舜旦:余光中究竟招谁惹谁了?

  ·  2016-05-17

余光中作为当今中国一位“大师”级的文人,可以说,他的崇高声望和文学成就几十年来一直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而他脍炙人口的小诗《乡愁》,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的大师名片。虽然最近些年来,国内文坛、学界时不时冒出的不少自封或他封的“大师”,把“大师”的名号搅得有些声名狼藉,以至于打假“大师”在文化界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伪大师的表演不过反衬出海外学人余光中“大师”声望的货真价实,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然而,在最新一期的《文学自由谈》(2016年第二期)里,我却读到了一篇出乎意料的文章,这就是唐小林的《余光中的“炼丹术”》(以下简称“唐文”)。乍看题目,有些惊讶,好家伙,胆气非凡,敢向余光中叫板!?余光中究竟招谁惹谁了,文章居然剑锋直指余光中,大有把余光中拉下“大师”神坛的意愿。但文章看到一半,我就觉得作者有些胡闹,待到读完全文,就只有一种滑稽的感觉了,想起了一句老话,“无知者无畏”。

一、

按常理,敢向一位已有几十年声望的著名文人叫板,应该要做一些基本功课的,至少第一剑刺出去要让对方出一身冷汗的。但是,没想到“唐文”刺出的第一剑就完全劈空,简直连“花拳绣腿”的效果都没达到,让人禁不住感叹:这等“剑术”,也配向余光中亮剑?

“唐文”亮出的第一剑就是指责余光中的《乡愁》是一首“刻意模仿古人”之作,模仿的对象就是宋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模仿‘苹果’的手法来大量生产‘山寨机’,这在当代的作家的写作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余光中的大量作品,就像是文字杂耍和任意拼贴。如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从标题到内容,都毫无遮拦的移植了蒋捷的词……我不知道,像余光中这样邯郸学步的文章,何以会被当代文坛称为经典?”

第一段话是对余光中脍炙人口的诗歌《乡愁》的否定,第二段话是对余光中著名散文《听听那冷雨》的武断“腰斩”。

我很怀疑“唐文”在文章一开始叙说的自己三十年前曾经“旷日持久、高烧不退”“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和“诗歌”的表述是否太夸张了?因为一个有三十年深厚文学和诗歌素养积累的文学发烧友,怎会对余光中的这两篇作品做出如此不靠谱的判断?

先说《乡愁》。

《乡愁》怎么会是对《虞美人·听雨》的“刻意模仿”呢?

诗歌模仿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应该得从诗歌的意象、情感、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上去定性吧。

先看看两首诗的“意象”,看二者又无相似点?《乡愁》出现的主要意象有“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而《虞美人·听雨》的主要意象则是“歌楼”“红烛昏罗帐”“客舟”“江”“云”“雁叫西风”“僧庐”“鬓”发等,两相对照,二首诗的意象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何曾有“模仿”之嫌?再从诗歌表现手法来看,《乡愁》的四个意象简洁、明了,结构匀称整齐,四个意象分别以相同的“这头”“那头”句式连接呼应,有一种儿歌、民谣般的清新的节奏和韵律感,但其中曲折蕴藉、婉转深沉的诗意却有一种余音绕梁之美。再看《虞美人·听雨》,它的表现方式完全是传统古典词的特定格式,其节奏的抑扬顿挫都是高度程式化的,这与《乡愁》的现代自由体诗歌形式完全不同。

从诗歌思想情感来看,《乡愁》的情感抒发对象是对亲人亲情的一种深沉的咏叹,更可贵的是,这种对亲人亲情的咏叹最后自然升华到了一种对民族血脉分离的无限叹惋,这种境界也是《虞美人·听雨》完全不具备的。《虞美人·听雨》的抒情对象主要是关于个人人生坎坷遭际之痛。少年不知愁,壮年奔波流离,老年衰颓虚无。虽然从诗歌形象来看,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很有典型性和感染力,但从内容创意来看,却也没有多少新东西,因为感叹人生流离奔波失意之情,几千年来一直是诗人创作的永恒主题。所以在思想情感以及立意方面,二者也毫无相似之处,何曾有“刻意模仿”的印迹?

很明显,《乡愁》与《虞美人·听雨》从诗歌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角度来看,二者绝无相似性。那么,“唐文”的“刻意模仿古人”之论又从何说起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或许在“唐文”看来,两首诗都隐含了人生由小到大到老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余光中的“刻意模仿”就成为了“事实”。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宋朝以后出现的所有采用了“少年——壮年——老年”这个顺序模式来叙事抒情的诗文,就都成了蒋捷的“刻意模仿”者?比如说,莫言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谈他的成长过程的,从他小时候说起,说到成年,最后说到自己获奖(这时候莫言57岁,也算得上老年吧),按照“唐文”的逻辑,莫言是不是也成了宋人蒋捷的“模仿”者了?其实这种顺序只是一种很常用的叙事抒情模式,采用这种模式叙事抒情的诗文多了去了,仅凭这一点,是无法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的。

再来看看“唐文”对余光中著名散文《听听那冷雨》的武断“腰斩”。之所以我用了“腰斩”一词,那是因为“唐文”仅仅根据余光中文章中间出现了一小段对蒋捷诗意的引用和演绎,就武断地否定了整篇散文的艺术价值,就实在太缺乏基本的学理素养了。

我们可以说余光中这篇散文的创作灵感直接来自于蒋捷的词《听雨》,这从题目和文中的那段集中对《听雨》诗意的铺陈抒情上可以得出结论;但是,如果说整篇文章的内容都只是对蒋捷词的“邯郸学步”,就未免太轻率、太不靠谱了。余光中文章有十五个自然段,诗人围绕“听雨”这个中心意象,形神兼顾地再现了“雨”的形态、声音、节奏、色彩、情感等复杂意蕴,可以说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思绪跳跃,灵感绚然;而其中的诗意情感,称得上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而对蒋捷的“听雨”词意的渲染不过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已。整篇文章气韵生动,才气横溢,其意境、气势、思想深度、诗意才情,岂是区区一首蒋捷词所能涵盖得了的?

什么叫做“邯郸学步”?“邯郸学步”的本意是模仿不成,反丧失了自己的本真。《听听那冷雨》根本不存在对蒋捷词《听雨》的模仿,而只是从中获得了一个创意灵感,由此展开了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深沉婉转的抒情,将余光中所追求的散文创作“炼丹”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独具一格的余式散文的经典性文本,何曾有“邯郸学步”的蛛丝马迹?至于“唐文”所极力贬斥的余光中散文所谓“文字杂耍和任意拼贴”的毛病,真不知从何说起,我倒很希望唐小林能够针对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不再发这些泛泛而谈的近于诋毁式的空论,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二、

只要稍稍读过一些余光中的作品的人就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其作品中有一种浓厚的中国古典诗词文化韵味,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诗词的喜爱、重视,已经到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自然化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已经渗透到他的思维方式和文字习惯中,形之于笔端,就是一种典型的汉唐文化风韵。这种特点,是国内许多文化人所缺乏的。

然而,“唐文”对这么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事实却视而不见,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余光中看来,西方的文学就是伟大,中国的文学不但渺小,而且根本就上不得台面。余光中对于中国文学的诋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论断用词之“狠”,“诋毁”之深,实在太过无理,似乎余光中一直在恶意贬低抹黑中国文化似的,而事实究竟如何呢?原来不过是因为余光中说过了这样的话:

“中国古典诗的一大缺点,便在于过分抒情,而欠缺戏剧性,因此古典诗人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的成绩,不能和西洋古典诗相比。”

“中国叙事诗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

难道这就是余光中对“中国文学”“无以复加”的“诋毁”的证据?余光中在这里不过就是指出了中国古典诗的一个“缺点”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中叙事诗确实有些欠缺,没有西方文化中如“荷马史诗”那样的鸿篇巨制,这只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而已,何曾“诋毁”了“中国文学”?世界上哪种优秀文化没有些自身的缺点呢?谈缺点并不等于就是否定伟大,“唐文”实在有些小题大作,少见多怪了!其实追根溯源,这种观点并非余光中的首创,钱钟书早在《谈中国诗》一文中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按照“唐文”的武断逻辑,钱钟书对“中国文学”的“诋毁”应该更加“无以复加”了。

其实,这就是“唐文”立论说理的一处最大短板:对于文学及文学史的认知极其有限,还有内心的浮躁、缺乏对前辈学者应有的敬畏感,加上个人的偏见,导致不肯理性、冷静、全方位思考问题,以致于以极其偏激的立场“妖魔化”对手,强加给对手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余光中的许多常识性的文学观点贬之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犹如蜀犬吠日、捕风捉影,这种文学批评是扭曲的、变形的,也是荒谬的。

类似的“攻击”文中多多,再看几例:

因为余光中说过,“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唐文”对此别有用意的评论道:“在余光中的心目中,各种文学体裁和作家,都是有贵有贱,分为三六九等的”。此话很有一些文学意义之外的胡搅蛮缠,似乎在暗指余光中是个高高在上的专制权贵,这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其实在这里,余光中说的只是一种文学常识,没必要和阶级社会的“贵贱”、“三六九等”一类概念扯上关联。

因为余光中说过,“在文学史上,大批评家往往是诗人”,“唐文”竟然毫不犹豫地否定为“这更是自以为是的信口开河”。究竟谁在信口开河呢?余光中说的是“往往”,有错吗?“唐文”虽然紧接着列举了一批不是诗人的大批评家的名单,但是却为何对余光中所列举的那些是诗人的大批评家视而不见呢?

因为余光中批评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的意象“除了好用明喻而趋于浅显外,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好用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意象实在不高明,往往还有反作用,会引起庸俗的联想……”,“唐文”指责其为“道德卫士”,“文坛警察”,“简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手中的道德大棒,真是看谁不顺眼就朝谁的头上猛打过去。”对照一下余光中与“唐文”两种表达方式及其内容,我们不难明白:余光中虽然在批评,但语言温文尔雅,有理有节,依然不失文学批评的君子之道;反观“唐文”的态度及语言,读者就应该明白,是谁在用“手中的道德大棒”,在“朝谁的头上猛打过去”。当然,这里还需补充一个细节,就在“唐文”指责余光中不该对朱自清挥舞“道德大棒”之前,“唐文”刚刚给了余光中一连串的批评:“在作品中大量添加荷尔蒙,动辄用‘淫喻’来挑拨读者的欲火”,“在散文《四月,在古战场》的字里行间,到处到弥漫着一股荷尔蒙飙升的淫荡气息”,“沉溺于在作品中玩弄性描写和‘淫喻’而不能自拔”。两相比较,双方的态度和立场应是不言自明。让人感慨的是,“唐文”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了!

三、

上面提到的“唐文”批评余光中“在作品中大量添加荷尔蒙,动辄用‘淫喻’来挑拨读者的欲火”的内容其实还是“唐文”的一个重要观点的组成部分。“唐文”将余光中的散文创新追求,极为不屑的斥之为“其津津乐道的所谓‘炼丹’,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滑稽的文字游戏。其操作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而“动辄用‘淫喻’来挑拨读者的欲火”就属于这种“滑稽”的“文字游戏”“操作手法”的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用大掉书袋的方式和洋文来炫耀自己的博学,用古而怪之的文字和句式来刺激读者的眼球”。关于余光中散文的具体特点和成就如何,确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但是,稍稍熟悉余光中的读者至少可以断定,“唐文”所提出的这两种“手法”对余光中散文的定性肯定是不靠谱的。

首先,余光中竟然至于“沉溺于在作品中玩弄性描写和‘淫喻’而不能自拔”,这绝对是闻所未闻的“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余光中作为一个严肃的文人学者,包括他的欣赏品味、美学追求,几十年来在坊间一直是受人尊敬的,清誉令名,应该是世所公认的;什么时候竟然沦落到了这般地步?至于“唐文”在文中所列举的几个例子,实在是名不副实,无以服人——

余光中说,“我俯仰一生,竟然以诗为文,以文为论,以论佐译,简直有点‘文体乱伦’”,这样的比喻有何不妥?怎么就“撩拨读者的欲火”了?

再如,“缪斯,好像不喜欢中年的,更无论老年了。当然,认真追她的诗人,到了四十、五十以后,倒是真能微闻芗泽的。”这个比喻句非常生动形象,把诗歌艺术的酸甜况味准确地表达出来了。“缪斯”,西方习惯将之称为诗歌女神,而优秀的诗人多是年轻人,这是诗歌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年轻人有激情有浪漫想象,特别适合写诗,所以诗也写得特别好,往往胜过中年人老年人;当然,这也可以有些例外,一个始终努力追求诗歌艺术的人,即便到了中老年,也依然可以取得一定诗歌成就的,这就是这段话最后“微闻芗泽”的隽永比喻意义。多么精彩准确的比喻,怎么在“唐文”的眼中就成了“撩拨”“欲火”的“淫喻”了?

“唐文”指责余光中为“道德卫士”,却不知自己或许正患有某种道德“洁癖”,对“淫词”“淫喻”的敏感度太强了,以至于明明在常人视为清清爽爽的佳句在“唐文”眼中竟成了“少儿不宜”,不对,应该是连“成年人”都不宜了。当然,如果,“唐文”作者有志做一个清扫文坛“撩拨”“欲火”的志愿者,他可以选择其他的对象下手,比如《废都》《丰乳肥臀》等,但选择余光中下手,实在是选错了对象。

我们再来看他对余光中的散文的第二个指责,“用大掉书袋的方式和洋文来炫耀自己的博学,用古而怪之的文字和句式来刺激读者的眼球”。关于这一点,“唐文”引用了余光中著名散文《鬼雨》中结尾的一大段文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重复引用了),最后的的评论是:“这段上下古今,遍山跑马,从文史仓库里搬运出来的文字,可以说是典型的文字獭祭,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丝毫感受不到生命的体温和鲜活的气息,看到的只是一堆又一堆僵尸般的文字。”

细品《鬼雨》,这确实算得上一篇典型的余氏风格的散文名篇,确实是余光中将多种中外元素揉捏混合后再放在余氏散文“炼丹炉”里经过千锤百炼始融铸而成的散文名篇。其风格之诡异独特,色彩之奇幻迷离,情感之丰富深沉,在当代汉语散文中或许还找不出第二篇,其艺术手法上的创新试验在汉语散文中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正如余光中自己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受时所说的:

“我倒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练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拆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这番话确属他的经验之谈。《鬼雨》虽然也可以归类于传统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形散神不散”的框架中;但是,你读过之后又会觉得这种归类完全没有道出《鬼雨》的真谛。《鬼雨》的语言文字是典型的汉语传承,虽然有少量的英文单词和句子穿插其间,但汉语的神髓却是根深蒂固的;可是尽管如此,它的叙事方式、结构,包括文字组成形式,甚至情感表达方式都给人一种浓浓的西方韵味。这种西方韵味,用他的原话来表达就是他所说到的“交响乐”效果。他确实是“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拆来且叠去”了,甚至不惜完全改变了传统汉语的某些结构方式,为的是能将他所借重的西式结构、情韵等给揉进去。所以,《鬼雨》堪称一篇中西合璧的新式散文“交响乐”,他甚至完全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模式,以一种中西混血散文“宁馨儿”的新面貌问世,其开创意义不可低估。

《鬼雨》是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抒发的是一种深沉哀婉的丧子之痛。但在表达方式上却完全是以叙事为主,给人的感觉又似乎是一篇精致的西方意识流小说。“小说”以时空跳越、片断式的组合形式展开,将自己五岁爱女得病、病危、夭亡、安葬的过程与自己的正常莎士比亚的教学交错在一起叙述,莎士比亚的生死观、爱女幼小亡灵的夭亡情,作者在教学过程中恍恍惚惚的丧女之悲、思念之痛……种种细腻、曲折、深婉的情愫紧紧糅合在一起,在这种糅合中,个人的丧子之痛自然而然的升华为人性的悲欢离合情,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与诗人同悲共哭,但这还不是文章抒情的高潮,高潮出现在散文的最后部分第四节。在这里,诗人的抒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华丽深沉的方式展开:深婉流畅的语言,奇幻迷离的意境氛围,意识流裹挟下的万千思绪悲情(这其中包括了对已逝母亲的追念,二十年来诗人在海峡两岸间人生的颠沛流离等),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古典文学的经典字、词、句及其意象的荟萃(或许正是这些文化现象的“荟萃”被“唐文”视为了“文字杂耍和任意拼贴”)……最后,竟然形成了一种贯穿古今的浑厚历史沧桑悲情。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鬼雨”这核心展开,而核心的核心就是爱女的夭亡给诗人带来的无尽哀思。这般将小题材写成大散文的大手笔,当代散文家中能有几人?

在这段文字里,余光中的文字“炼丹”术之神奇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情感之强烈,文字之华美诡谲,可以说在当代散文界风骚独领。这种文字“炼丹”绝非雕虫小技,而有大匠运斤的浑厚气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扎实的文化积淀,“炼丹”是不可能出此精品的。然而,“唐文”对之却不屑一顾,轻率地斥之为“丝毫感受不到生命的体温和鲜活的气息,看到的只是一堆又一堆僵尸般的文字”,实在是误读太深,未解其中三昧。

当然,如果挑剔些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文字“炼丹”或许用力过猛,匠心太重,不免有些娇柔造作之嫌,少了一些自然质朴之美;但是尽管如此,我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还是禁不住一再赞叹,作者确实太有才了,这些“炼丹”文字确实让汉语焕发出一种别样的生机,这确是前人未曾有过的极其独特的创新之笔。就像我们读到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些几乎层出不穷的比喻一样,明明知道钱钟书在故意炫耀卖弄自己的才学机智,但还是不得不击节赞叹,感叹这样的才华确实值得卖弄,令人不得不服。

四、

行文至此,“唐文”立论说理的几处主要硬伤已经提及,其荒谬性应该是一目了然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未曾尽兴,想再从一些细节上补充说明一下“唐文”的粗率错谬是如何泛滥到离谱的程度。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唐文”对余光中的“炼丹”文字似乎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仇恨”,因而对这些颇有创意的文字组合完全缺乏一种科学理性的容纳接受心理,只想一味否定,全然不考虑这种否定在基本逻辑上的严重错位。

比如下面一个句子:

“今夜的雨里充满了鬼魂。湿漓漓,阴沉沉,黑淋淋,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出自余光中《鬼雨》)

这个句子,韵味当属绵远悠长,虽然不脱李清照叠词渲染的古意神髓,但又有别出心裁之巧妙创意,如为强调“雨”里的阴冷氛围,几个叠词都有意识的采用了带“水”的汉字,“湿漓漓,阴沉沉,黑淋淋”三个叠词的并列,再结合后面脱胎于李清照的五个叠词的铺垫,一幅完整、神秘、氤氲的“雨中鬼魂”图悄然呈现,可以说形神俱佳,境界幽邃。这里既是写景,又是抒情,更是描“鬼”,描“鬼”的形、神、魂;这里的“鬼”,即有形又无形,化为“雨”形,却又幽怨悲切,“鬼”意动人,缠绵凄凄。余光中这段简短的“炼丹”文字,细细品味下来,实在韵味悠长:表面看,似乎取之于李清照“声声慢”,但细细看,却仅仅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其立意、神韵已迥异乎李清照,完全突破了李清照,已将“模仿”巧妙地升华到了“化用”创新的层面。然而,对于这般精彩的文字,“唐文”的评价居然只是:“这里的‘切切’应为‘戚戚’。余光中在写作中最大的嗜好就是在古典诗词中寻章摘句,移花接木。这里却连抄都抄错了。”可以说,余光中碰到了唐小林,(用几个不尽恰当的词来形容吧,)简直就是对牛弹琴,问道于盲,明珠暗投了。

再如,对于余光中文中的一个句子“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唐文”竟然以为余光中“或许不懂得”汉语连绵词使用上的“语言的规律”,继而又指责这种把连绵词当象声词使用的做法是“花里胡哨的文字游戏,最终只能对优美的汉语言起到一种巨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然而,在我看来,余光中居然能把“忐忑”这个联绵词活用到这般“别有洞天”的地步,真正是一种独具灵性的创造。首先,余光中在这里对“忐忑”的活用与一些广告词对成语的移用、滥用不同,许多广告词对成语的移用或滥用往往容易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小学生产生误导作用,如“默默无‘蚊’” “‘咳’不容缓” “随心所‘浴’”一类,这些用法混淆了传统成语意义与广告效应的本质区别,故副作用比较明显。但是余光中的用法与此不同,他把两个字的“忐忑”扩充为七字句活用,明显拉开了与传统用法的距离,就不容易让人对“忐忑”的传统用法产生误导。所以,这种创造性“活用”其实并没有破坏联绵词的使用规律,因为词本身的极度变形以及使用时的语言环境都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这是对原词的“活用”;与此同时,它作为象声词使用的形式感和节奏感与所要模拟的电琵琶的实际音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活灵活现,简直妙不可言!所以,它只有丰富和发扬光大了汉语言的魅力,何曾“腐蚀和破坏”了汉语言?

还有“唐文”对余光中诗《摇摇民谣》的解读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原本是一首多么柔美清丽的小诗啊:

“轻轻地摇吧温柔的手/民谣的手啊轻轻地摇/轻轻地摇吧温柔的手/摇篮摇篮你轻轻地摇/炊烟炊烟你轻轻地吹/黄昏黄昏你弯下腰/你弯下腰来轻轻地摇/你一面摇/我一面摇/温柔的手啊你一面摇……”

这首“民谣”诗中的回环、复沓、轻柔、深情的“摇摇”之美,“唐文”竟然丝毫都没有感觉到,实在让人惊讶,“唐文”作者的诗歌欣赏品味究竟是如何养成的?看看“唐文”是怎样评价这首“民谣”诗的吧:

“这些诗歌,连起码的文学性都没有,最多只能说是分行的文字游戏。”

“这样的文字,哪里谈得上有什么诗意?它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鳎犸……’这样的绕口令究竟有多少区别?其与绕口令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读来令人上气不接下气。”

居然会把这首诗与相声的绕口令相提并论,等而视之,真正太“不明觉厉”了(这也是“唐文”用来调侃贬斥余光中的一个“网络”词,我以为这样的词比之余光中的“忐忑”用法更有可能对汉语言“起到一种巨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但“唐文”看来却并不这样认为)。

“唐文”对余光中的最离谱的指责可能还要属下面一个例子。“唐文”认为他在读余光中文章时“常常读出一种罕见的怪味。余光中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上等人,其骨子里似乎根本就瞧不起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为此,他举了两个奇葩例子:一是指责余光中不该在文中把在他家作杂活的女工称为“下女”,“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连起码的人格尊重都不懂得”;二是指责余光中在文章《黑灵魂》中“对黑人的丑化,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唐小林,竟然充当起了“人权卫士”的角色,这才真正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我想,余光中所称的“下女”,一定是他生活圈中人们习惯性的称谓,就像媒体中常出现的“菲佣”“农民工”“打工者”一类称呼,仅是一种客观的身份符号而已,其实不含任何褒贬意义的;至于所谓“对黑人的丑化”,那简直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构陷”,对于一个“颜值”超低的美国贫民区黑妇,你难道要把她“美化”成了七仙女就是对她的尊重?雨果把敲钟人写得奇丑无比,是不是也有些居心不良?余光中不过是在文中客观如实地写出他生活中的实像而已,竟然也成了“唐文”的“靶子”?这真正叫“躺着也中枪”,岂不荒唐?这叫哪门子的“文学批评”?即便是“游戏”,也不带这么玩的!

这就是我对《余光中的“炼丹术”》一文中出现的诸多不实指责和批评甚或“构陷”的反批评。如果要找下去的话还能找到不少,可以说,这篇文章从头至尾都是充斥着这一类的东西。对于余光中这样一位成绩卓著的大师级文人学者,你可以不喜欢他,不欣赏他;但是,不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否定他,甚至诋毁他。文学批评应该遵守基本的批评标准,学术讨论也该守住起码的学理底线。唐小林的“偏执”使他完全忘记了这些东西,连带许多无辜的余光中欣赏者也受到他的贬斥,最典型的如学界宿儒梁实秋,梁实秋不过因为赞扬了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就被唐小林粗暴地贬斥为“梁实秋先生对余光中不负责任的吹捧,就像是随意在食品中添加的膨化剂和苏丹红”。梁实秋吹捧了什么呢?他不过陈述了一种文学事实而已!而事实是,当代文人作家中,有谁能像余光中这样把诗和散文同时都写得这样漂亮的呢?这种客观事实怎么就成了恐怖的“膨化剂和苏丹红”呢?梁实秋的崇高学术声誉,自出道以来,大概还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轻佻无理的轻慢吧,如此看来,唐小林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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