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太阳为什么这么红

  ·  2017-12-17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读后

作者:王永

罗伯特·谢伟思的《斯大林传》中直接叙述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派系斗争、党派之争及领导人的内部斗争,主要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斗争等。这种叙述展现了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时代中人们所做所想的多样或多面性。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大环境下展开的,传统著作及近现代历史课本中基本上只是单线条的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很少触及革命斗争、党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而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一书或多或少的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论述展现了正直发展时期的共产党的壮大及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崛起,《红太阳》还原了—至少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自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这段历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正因为《红太阳》在历史论著中的别具一格,才奠定了该书的意义及价值,即使有很多人对该书通过大量论据论证得出的论点颇有争议,甚至有些猛烈的批判,但都不足以否定该书的有益尝试。当然《红太阳》并非圣贤之书,其论述也有偏颇之处,但是,该书的伟大之处就是摒弃历史教条,突破意识形态封锁,尽最大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简而言之,作者就是要通过证据说自己认为的真话。如同公正就是法律的最大追求一样,真相就是《红太阳》最大的追求。

正因为《红太阳》的特别,在目前的新闻出版审查环境中,她只能在香港出版,自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到2015年,已有十八次印刷,在海内外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大陆的社科学子尚不能非常方便的看到这本书。在繁忙的工作中,有幸看到这本书,重新引发了很多思考,尤其是在孤灯夜雨中翻阅时,可谓思绪万千,故以此文,记录这次愉悦的思想体验,也纪念2011年12月26日年仅57岁即辞世的作者高华。

一、长征前的主要分歧

整风运动虽然发端于1942年,但是其起步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源可追溯至1927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后率众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始,因为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革命派”与远在上海以俄为师的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逐渐产生重大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建方面。自朱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在党内不断有人上书中共中央称毛泽东领导的党是“农民党”、“军党”,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根据地党内很多人员确系农民出身,但是毛泽东认为农民经过思想教育还是可以提高革命觉悟,但是以向忠发、李立三、项英、周恩来等人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始终坚持党内要以工人为基础,否则不能彻底革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军党”问题,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军队就成为根据地生存唯一依存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经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党组织的化身。这也是毛泽东吸取大革命的教训,必须要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必须由党指挥枪,这些设想最终通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得以确立。对此问题,中共中央曾致信毛泽东,要将党部、军队及苏维埃政权三足鼎立,不能混为一起,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

2、肃反AB团方面。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最早源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的“洗党”运动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整党运动,但这次运动规模较小,手段也比较“温柔”,而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反AB团则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党成立右派组织。1930年初,在苏区内已流传AB团进行渗透破坏,根据地的敌对警惕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当时是否存在AB团其实并不明确,只是有很多传言),毛泽东便借此机会对党内进行肃整,同时对不支持毛泽东本人或苏区大政方针的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本地党员及党组织进行打击,最早接受共产党上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也在1930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处死,后来改称为“错杀”,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王佐、袁文才遗孀。在这一年里,在苏区党内及军内掀起了肃反AB团的高潮,将一些简单的党内分歧成功转化为敌对关系,进而排挤出党内,甚至处死。直到1930年12月,毛泽东派李韶九到江西苏维埃政府所在的富田地区指导肃反工作时,一去变将省委及红二十军八位主要领导人段良弼、谢汉昌等人逮捕,使用残酷肉刑逼供。在李韶九到富田的短短五天内,便在红二十军抓获AB团成员120余人,要犯几十人,先后处决40余人。12月12日,在红色恐怖中挣扎的红二十军,由刘敌带头发动震惊中外的富田事变,打到以李韶九为首的肃反小组,解救红二十军领导人,这也是党内爆发的第一次暴力政变,此次政变后,刘敌、谢汉昌等人在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并提出“打到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后刘敌、谢汉昌等人均被处决。此次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局势的紧张,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解释,同事中共中央对江西苏区的这种武斗做法也表示极为不满,便委派项英到江西成立苏区中央局,指导苏区工作,实际就是要化解毛泽东过于集中的权力。项英在江西的五个月左右时间(1930年11月-1931年4月),暂缓AB团斗争,缓和了肃反紧张的情绪,从实际行动上否定了AB团斗争的行为;但是到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因为种种原因,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变,进而肯定了毛泽东的AB团斗争,但同时提醒毛泽东不要搞红色恐怖,不要扩大化。中央的错误决定,导致AB团斗争又延续了半年,直到1931年底,因为国民党剿共,才不得不停止党内斗争,一致对外。肃AB团斗争,毛泽东清理了党内异己分子,树立了权威,但同时在党内领导人内部,尤其是与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积累了矛盾。

3、军事策略方面。中共中央的军事策略是亲俄话的城市战略,其多次指示毛泽东等根据地领导人,不要一味注重发展农村力量,还要积极寻找机会攻陷城市,进而形成一片由共产党控制的城市区域。但是毛泽东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毛主张养精蓄锐,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是第一位的,攻陷城市是第二位的,实质上毛在当时并未有攻陷城市的想法,只是为了迎合中共中央及国产国家的主流想法。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游击主义传统”进行了批判,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项英等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的对毛泽东的按兵不动的策略表示了批评,毛泽东也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对根据地的军事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4、革命策略方面。因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基本都有留俄经历,在中共革命处于低谷迷茫的时候,依然坚信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的未来,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任何策略方针上,都是亲俄化,再加上当时中共共产党的力量尚小,很多地方都要依靠共产国际尤其是斯大林的支持,所以亲俄化就更加明显。但是,远在江西农村的毛泽东,接触到的俄化信息较少,对俄国革命的动态也不是非常的明晰,而是从农村出发,从中国革命的现状出发,形成了一套“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主题的极具现实主义的革命方略。毛泽东与中央的这种分歧是最主要的,在1928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的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发建立了江西苏维埃政权,势力范围逐步扩张,而中国中央在上海的情势逐渐恶化,不得不离开城市,投靠在农村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党中央最危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片得以喘息的根据地。但是在1933年6月,中共中央全部转移至江西苏区后,重新组成中央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及项英组成了权力核心,而毛泽东则被旁落,直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的形式已经十分危险,而毛泽东已经被完全排挤出中央决策层,毛泽东曾给部下说“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忍”。

正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国产国际的上述分歧,导致毛泽东权力旁落,这也使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另一层含义:无论是党派,还是个人,谁指挥枪,谁才有发言权。所以,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从军权开始,通过种种努力,将各种权力掌握在中共的完全支配之下,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实质上已经成了中共的掌舵人。

二、抗战时的主要分歧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共产党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征,长征的意义一方面是保留了共产党重新出发的火种,另一方面通过遵义会议等一些列会议重组了中共中央的权力结构。红军到达陕北后,共产党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国民党的战争策略由“攘内”被迫变为“安外”,在客观上给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的充足的时间。在抗战过程中,国共联手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战争的残酷性与斗争的复杂性必然会造成国共两党及党内的一些分歧,而党内出现的分歧,有些是之前分歧的延续及扩大,而一些则是新出现的分歧。

1、抗战策略方面。洛川会议的展开,引发了毛泽东、张闻天与博古、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分歧。毛、张认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承认抗日,但是其反动本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合作中不能一味合国民党而是必须保持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蒋介石是“三分抗日,七分反共”,所以蒋介石的抗战必然以失败或投降结束;而博古及周恩来等人认为,合作期间共产党的独立只是相对的,大敌当前应侧重于国共的合作性、共同性,应积极抗战,以争取的抗战的胜利。这一争议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也达成了某种折中性的意见,就是在大局上与国民党并肩作战,但是分散在各地的红军在当地注重发展壮大共产党力量。在抗战过程中,毛泽东在延安多次向各大战地领导人提醒不要和日军主力交战,采用游击战战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在这种背景下,彭德怀率领的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是也遭受到“过早暴露共产党实力”的批评。

2、与王明的分歧。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带着国产国际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当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王明作为主角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批评了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不点名的批评了毛泽东,也表达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不满,同时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了毛泽东的同盟刘少奇的各种主张,以此来打击毛泽东,王明的报告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暂时性的放弃了自己的部分主张,口头表示同意王明所做的报告。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随同周恩来等人来到武汉,组建中共长江局,在一定程度上对延安的毛泽东形成了抗衡,延安的很多政令必须要征得长江局的同意后才能发布全国,甚至很多时候,延安要被迫接受长江局的政令。王明的到来,加大了毛与王明的分歧,毛对王明的批判是整风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在对以“俄化”的王明的批评中开始的,通过批判王明,消除王明在党内的权威,达到了“去俄化”、“本土化”的目的。

3、意识形态方面。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支配中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苏联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核心理论,这就导致了有留苏背景的王明、博古等人始终掌握着重大理论发言权。王明在延安时,时常在延大进行演讲,介绍苏联理论最新动向,动辄数千学子旁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此期间,毛泽东的理论主要侧重于军事战略方面,在大政方针方面虽以发表一些论断,但是在“俄化”的背景下,尚未引起人们的主义,毛泽东也深刻的意识到,要想完全控制革命走向,必须夺回意识形态高地,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为此,毛泽成召集在延安已有一定理论影响力的胡乔木、陈伯达等人逐渐向“全盘俄化”发起攻击,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从理论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发展,改变了原有动辄“马列”的理论模式,由此也确立了毛对马列斯主义的解释权,从而瓦解了王明、博古等人的理论权威。

三、整风前的准备

从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三年的时间中,重新树立了毛泽东党内、军中及理论上的优势地位,但是分歧依然在不同层面上存在。在此时,毛虽尚未决心发动整风运动,但是其种种战略,却在客观上为整风运动做了准备。

1、延安时期,毛在党内有了自己的坚定盟友。首先,是刘少奇及其部下彭真、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刘少奇在毛泽东批判王明处于劣势时,站出来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后来也成为批判王明主力,而且毛、刘二人在很多重大方略上意见高度一致,所以必然的走在一起。其次,是康生。康生长期在苏联与王明共事,但是回国后,康生敏锐的发现王明逐渐失势,遂在各个场所迎合毛泽东,打击王明。尤其是接管了中共情报机构后,更是利用各种情报,制定各种运动方略,也成了整风运动的急先锋。再次,是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分管党内各个部门。最后,是陕北当地的高岗。刘志丹阵亡后,高岗成了延安地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也多次提及陕北人民的支持及高岗等人的作用,由此获得高岗的全力支持。当然,高岗在建国后对毛的信任产生误解,最终也导致其人生以悲剧的方式终结。

2、对王明的彻底批判。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长江局被撤销,王明重回延安工作,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从这些职务上就可以看出王明已经远离权力中心。在后来的一系列会议上,以康生为首的人对王明进行了批判,对其错误也进行了清算,对王明冠以“教条主义”“投机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帽子,再加上王明当时已失去苏联的支持,其苏联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被苏联处决,所以王明已彻底失去重整之力,1941年底,随着王明因病长期休息,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整风运动的开展

1、思想动员。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原名为<整顿党风、学风、文风>),2月8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4月3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决定,由此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大幕。

2、整顿三风。首先是中央层面的整风。为了配合整风运动,中央成立了中央高级学习小组,由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人组成。1942年3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干部必读的22个文件,下令所有高级干部学习,写出整风笔记,由中央总学委进行抽查。其实是大鸣大放,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组织对当前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部分领导人及学者、文化名人响应号召,进行大鸣大放,对一些问题进行大胆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在这个阶段也大放异彩,尤其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让大鸣大放发展到高潮,并在党内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向党交心”。最后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话锋斗转,以对王实味等人“自由化”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达成“党文化”的共识。

3、审干与锄奸。随着整风运动的推进,康生提出“整风必然审干,审干必然锄奸”的指导思想,将整风从思想层面发展到行动层面,从文斗发展为文武斗结合。中央号召在整风运动中对干部进行审查,要弄清干部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社会关系。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都有一批参与创建根据地的干部,这些人大多出身工农,生长当地,根底清楚,对于这些“根据地干部”,保卫部门一般比较放心。对于一些“外来干部”,保卫部门就相当陌生。这些人大多来自“白区”,大多出身社会上层,有的还有海外关系,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在审干中就受到怀疑。1943年3月,康生把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和一局局长师哲叫到自己居住的窑洞,拿出一个名单,用笔在上面勾勾画画,说这个是“特务”,这个是“汉奸”,这个是“叛徒”,这个是“日特”,要求边保把名字上打“○”的人都抓起来,名字上打“·”的人送行政学院集训。当晚,中社部和总政锄奸部也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中社部主要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关押在枣园。锄奸部主要抓军队的,关押在小砭沟。边保主要抓边区系统的,关押在后沟。1943年4月1日夜,延安城一场秘密大逮捕,悄无声息地进行,一夜就抓了260多人。在这个阶段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只因为张克勤的出身不好,且来自国统区,康生经过逼供就确定19岁的革命青年张克勤为反革命,康生让张克勤带着红花骑着马在延安街上“坦白”其反革命罪行。

4、抢救运动。抢救运动是从审干和锄奸工作中发展而来的,将整风运动掀向新的高度,因为,抢救必然更多的诉诸于恐吓及暴力。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由此抢救运动开始,各个机关单位都停止正常工作,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到抢救运动中来,大规模的揭发、抓捕及审讯,采用“疲劳战、车轮战”、“捆绑吊打”、“假枪毙”等方式从精神上威胁,从肉体上折磨。总之要使“问题干部”承认自己罪行,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在这个阶段中,与刘少奇关系不睦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夫妇、担任过王稼祥政治秘书的陶铸、同盟会会员钱家骥等人都受到审查与批判,抢救运动基本上已经具备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特征,这种大规模的党内清洗,引起了苏联及国际社会的注意。1943年12月22日,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其对中国整风运动的担忧,批评了康生冒进的行为。季米特洛夫虽已不再是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而且,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早已纷纷对康生表示不满。毛泽东就顺水推舟,给季米特洛夫回信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1944年初,抢救运动在国际及国内的压力下停止了,毛泽东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自己曾多次提及此事,并表示道歉,但不允许其他人提及此事。

5、甄别。因为在肃反、审干、锄奸、抢救中,打倒了一大批人,很多党内老同志都有意见,而且苏联明确表示了对抢救运动扩大化的批判,所以,中共中央又成立“甄别委员会”,对遭受审查的人员进行甄别,之所以是甄别而不是平凡,是因为中央认为整风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存在局部的小错误、小失误,所以是甄别以纠偏,而不是完全推翻错误结论的平反。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甄别工作仅是康生领导的一项回应社会关切的形象工作,未起实质作用,在当时被打倒或误伤的没有一个平反的。

6、完成——毛主席万岁。在整风运动期间,党内重要人物尤其是刘少奇表示了对整风运动及毛泽东个人的赞誉,王稼祥更是在1943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共七大的召开,整风运动宣布结束,七大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整风运动及相关历史运动进行了充分肯定,毛泽东也完全成为党的领袖。

五、整风运动的影响

整风运动创造性的运用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及当时延安社会中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中共盲目崇拜苏俄的气息,不仅完成了当党的“本土化”“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还建立起一套烙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新传统,其一系列理论概念及行为范式沿袭至今,并在1949年建国之后影响着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1、运动成风。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共产党内虽然也有一些列的教育实践活动,但是因为共产党实力尚欠,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尚不紧密,所以很难在全党范围内有效的开展某项运动。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极具影响力的政治运动。建国之后,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范式被推广到全国各个领域内:三反运动、三查运动、新三反运动、批判武训传运动、除四害运动、甚至还在全国开展了养猪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指导或灌输,往往存在一刀切、一风吹的风险。而且每次运动都是广场开放式的,只要求人们去做,很少有一些纠错反馈机制,也很难考虑到运动中的个人的感受或意愿,每一场运动的兴起往往都会伴随着乌合之众的崛起。当然,本文只是客观描述种种运动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并未有任何批判的意味。想象一下在一个人们几乎没有迁徙交流的可能性,联系通知基本靠口耳相传、最多就是收音机通知的时代,再加上执政党刚刚成立,其各种权力机构尚未健全,人手不够,强制力也有限,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当时环境下的有效治理,除了通过强有力的政治说教后发动群众一起行动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运动范式可以说是特定时代的最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当然,它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并不适合任何一个时代,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各种运动式的治理并不受人欢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运动式治理与个人的民主自由存在很大冲突,甚至是根本性的冲突。归根结底,人们之所以警惕各种运动,就是运动往往会失去理性、失控,就像历史上几乎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性的会失控。

2、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我国发动了一次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八十多天后就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批评声中终止,但是这个表述非常恰当的表达了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某种追求。“灭人之国,必先去人之史”,掌握意识形态的决定权,就掌握了发言权、掌握了是非曲直的判断权、掌握了社会价值的评价权,进而掌握了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如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就打破了无条件接受苏俄道路的局面,为毛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施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合理性。不只是偶然还是必然,从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看,都比较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或者大众思想的控制,这种控制把握不好度,就会变成专治,因为不容许旁人提出意见,或者主观上偏激的认为旁人只要有些不同意见就会随时危及其治理,《1984》中就描述了这种场景,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都散布着苏联老大哥派来的“思想警察”,实现对灵魂的强力控制。建国之后我们之所以走了很多弯路,就跟言论过于集中、意见过于一致、行为过于团结有关,因为没有人提不一样的看法,其实人们都心知肚明,并不是没人提,而是不敢提,提一个异见要冒极大的风险。也许,这种在思想上不容辩驳的治理方式,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传统,马克思当初对康德、黑格尔、杜林等人的批判就是这样,言辞激烈,感觉要发起一场战争一样的咬牙切齿,列宁也沿袭了这种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中将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用力的“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斯大林更不用说了,就是《1984》中“苏联老大哥”的原型,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也走过这样的弯路,发展到极限就是文化大革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3、形式主义与扩大化。几乎每套成熟的运动式治理范式都必然的含有有很多形式主义的成分,试想一下在1942年暴风骤雨的抗战前线,军区将领及党员还要抽出时间学习二十二篇中央指定的文章,抄写笔记,应付检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每次运动式治理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某种扩大化的倾向。比如:土地革命运动期间对地主的批判,不可否认有很多地主作恶多端、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但也有部分或者很多地主扮演着承上启下、联通家国的乡绅角色,就如《白鹿原》中的两位地主一样,好像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中描写的那么坏。但是每次运动都是有指标的,地方怎么样完成中央或上级要求的运动效果呢?首先就是扩大化,将一些不属于运动范围的人和事也纳入到运动范围内,比如说是不是反革命,但为了完成反革命指标,把一些平时不听从指挥或管理的人“捎带”定为反革命;将一些宣传西方先进政治理论但与当局不睦的学者,判定为“精神污染者”等等。不得不承认,每项重大的全国性的政策,必须要有科学的评估为支撑,否则就会走偏,但是在建国前后的很多运动,没有全国性的调研,再加上党内民主受阻,所以很多运动都存在扩大化的危险。其次就是形式主义,因为中央或上级对运动的开展不可能都会实地检查,几乎或大部分都是通过文字的形式上报或审阅,这就必然的会产生大量“废纸”鼓吹运动的成效:组织了多少次学习、抄了多少笔记、召开了多少次会议、制定了多少方案等等,我们总是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用开会的方式研究如何减少会议,用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

六、结束语

《红太阳》用大量史料论证出的某些结论,并不一定正确,尤其是在这个特定的年代中,在没有大量真实史料的公布或解密的情况下,除了掌管史料的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或并不完全知道历史当时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发生、发生了会怎样,对某一段历史或历史事件,无论古今中外,都会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历史教科书和党史论著是一种,《红太阳》也是一种,不论《红太阳》的论断是否正确,但无疑都丰富了人们关于整风运动及中共发展壮大的历史认知。毛泽东无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最伟大的人物,至少是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传统,建国后,毛泽东又通过种种方式,改变了整个社会秩序及权力结构,不可否认,在很大层面上从当时的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是全新的,在一段时间内,人们的人们的认同感是空前的。但是如同《韩非子》、《史记》、《资治通鉴》等穿越时代的历史著作中描述的那样,当一个领导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时候,无论对领导人,还是整个社会来说,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遗憾的接受这个现实——人类社会发展到我们这个年代,在现实世界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位十全十美的“哲学王”,所以就世界范围来看,几乎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或者说政治经济大国都摒弃了“哲学王之治”——伟大的人治——这种设想,而是通过制度之治、法律之治,用法律和制度抑制人性本身的某种不足。整风运动之后的时代中个人色彩太浓厚,最终也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同《红太阳》一样,只有我们理性的正视这些人和事,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也才有可能开创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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