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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兴:儒家世俗化与市民文学的勃兴

作者:  2017-11-06添加评论  阅读21次

我已经记不清是从哪里借到的“三言二拍”了,很有可能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室吧。1972年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有了随时可以使用图书室的权限。文革还在进行,去图书室借书的人很少,借回来一年半载不还也没有人问。我记得《醒世恒言》在家里躺了很久,那是我看的第一部“三言二拍”。第二部看到的是《初刻拍案惊奇》,之后应该是隔了一段时间,从另外一个地方借的《二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最晚读到的是《喻世明言》。我读的本子都是竖版繁体字,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吧。

在昏黄的25瓦台灯下,一个少年整夜整夜读那些或爱情、或志异、或公案的故事,如痴如醉。《醒世恒言》在家里逗留时间最长,也就最熟悉,有一阵子能够背诵四十卷目录。我至今还很清楚记得《卖油郎独佔花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这两个故事一个圆满、一个悲剧,一个是冯梦龙的拟话本创作、一个是改编自南宋话本,富于市井气息,却都是动人的爱情故事。想要娶得美人归,本是再寻常不过的愿望,卖油郎秦重却爱上了一位青楼花魁,辛苦攒了十两银子,所企望的不过是一亲芳泽。富家小姐周胜仙则是一往情深,死了都要变成鬼回到心爱的人身边,虽然结局不同,却都执着不渝。

我是从“三言二拍”上溯到宋元话本,从而才知道白话小说源头的。这些尘世间的故事,在禁欲枯燥的年代显得相当迷人。我由此有了一种好奇,对产生这样小说的朝代有了兴趣。虽然小时候关于宋朝的知识一多半来自《水浒传》、《说岳全传》和当时备受肯定的王安石变法,但我至少知道了汴京、临安的繁华,城市的形成、商业的发展自然带来说书这一类娱乐的繁荣。

除了两三种通史,少年时我并没有接触到多少与宋史有关的书。反而是明史,因为吴晗被批判,读到了民国时期出版的《朱元璋传》;又不知道从哪里借到一本同样纸张发黄的《明代特务政治》,都让我看得津津有味。极其重视明末清初思想史的张遵骝先生,不管我能读懂多少,借给我几十种著作,我因此囫囵吞枣看了一些,对于那个时代的道德标榜和纸醉金迷、背叛与坚守、残酷与惨烈略有所知。

如今回想,那时我很幸运,在兄长们上山下乡进工厂、同龄人当红小兵红卫兵的年代,我辍学在家,虽然毫无章法、漫无目的,却一直有我读得懂或者读不懂的书陪伴。由于没有人指点,我与文史的相遇,多半是支离破碎的,只有一幅幅场景的记忆,全然不懂内在的脉络与联系。

小时候阅读的历史,大多是说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秦朝到清朝一直是大一统王朝,强调的是历史的连续性、不变性。这样的视角自然有它的道理,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在两千年的进程中,曾经发生过多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乃至断裂。

我很早就知道黄巢,会背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但是直到中年,稍微经历与理解了一点历史才明白,黄巢横扫天下,被杀的不是百花,而是各地豪强世家。自汉以降,虽然屡经战乱,但是门阀世族始终是王朝的基石,虽然在安史之乱和之后的藩镇割据中日渐衰弱,但是给予他们致命一击的是黄巢。事实上,唐朝的终结者也是黄巢的部下和叛徒朱温。五代十国的烽烟散去,宋太祖重新一统天下时,原有的皇族高门都已灰飞烟灭。

十年浩劫中的抄家、“破四旧”,虽然疯狂恐怖,但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小时候认识有些人家里的书,是自己吓破胆后当废纸卖了,在当时的氛围下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我家里的书柜只是被贴了封条,里面的书没有抄走;母亲只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和旗袍烧了,没有卖掉家里的书。父母都不是藏书的人,所以家里没有多少好书,但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样的经典选本留了下来,还有一本龙榆生选注的《唐宋名家词选》,都成了我的启蒙书。小时候读过的诗句雪藏在记忆深处,去年夏夜从鼓浪屿乘渡船回厦门时,忽然想起“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

从汉到唐,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是高大上的诗赋散文,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受众,主要是贵族阶层和读书人。从流传至今的作品来看,这种文人文学的作者到南北朝为止多半出自高门。曹操、曹植自不待言,嵇康是曹家女婿、谢灵运是淝水之战主将謝玄之孙,就连早年贫困、官职低微的陶渊明,曾祖父也是在世时位高权重的大将军陶侃。这一情形随着科举制在隋唐开始,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而有很大改变。诗赋成为晋身之阶后,所有读书人都在上面下功夫,优秀作者自然也就出身各异。

不过像白居易那样诗要写得普通老太太都能读懂的主张,在当时是异端。司空图《诗品》的冲淡空灵、崇尚自然,继承的是老庄魏晋的传统;韩柳的古文运动虽然选择的是另一方向的复古载道,但两者都是在文人文学的坐标系上。

历史一方面是多元的,“凯撒的归凯撒”,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各有独自的轨迹,并非同步演变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也是相互影响作用的,以话本小说为滥觞的市民文学之所以兴起,似乎更多出于一些非文学的因素。

人们一说起古代的辉煌,往往唐宋并称盛世,然而在许多方面,宋是一个崭新的朝代。贵族的消亡影响是多方面的:通过科举取士而形成与不断更新的文官集团成为王朝统治的执行者,社会的平民化自然导致相对大众化的文化与文学需求。

由于科举考试内容多半与儒家经典有关,而科举制成为进入官僚系统的主要途径,儒学应试教育也就发达起来。两宋是民间办学迅速发展的年代,北宋还是官办州学、县学佔主导地位,王安石变法后更是压制大多主张理学的书院。王安石与反对他的人的党争缘由,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改制,也在于经学的对立。南宋孝宗,后书院恢复与发展,官学衰落,在理宗时书院成为官家学校,理学也终于得到认可。

这个过程是一个儒家思想本身汲取禅宗、道教的部分演变成理学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相对普及,儒家在教化的拓展中世俗化、通俗化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伦理纲常的过程。

教育普及素来是大众文化的催生剂,城市化只是一个因素。北宋汴京、南宋临安人口都超过百万,前无古人,但是盛唐的长安也是百万人的繁华都市,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著名的却是平康里青楼歌舞。区别在于,宋朝的大都市是平民为消费主体的城市,出现了诸多勾栏、瓦舍,表演说书与各种戏剧,流传下来的文本便是最早的市民文学。

母亲去世七年多了,她书柜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打开来相当显眼的地方,放着一本《东京梦华录》。少时在母亲床头柜上,经常看见这本书,不知道她看过几遍。在进入这个世纪后,我还在她枕边见过。我并不清楚她为什么很喜欢这本书,我长大后才发现它是一部写得详尽扎实的历史记录。《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生平不详,应该是南渡后写就付梓。他以史家冷静笔触记录汴京的璀璨繁华,其毁于一旦之后不动声色的回顾,令人读罢掩卷。不过我少年时浅薄,看不到这一层,觉得读来很枯燥,不若宋元话本爱恨情愁、悬念鬼怪读着过瘾。

那册已经翻得卷边的《宋元话本集》,若论语言自然比不上“三言二拍”,但是故事结局给人印象深刻。《碾玉观音》里的秀秀,和崔宁在阴曹地府才能团聚,直击人心;《错斩崔宁》是《十五贯》的前身,此崔宁非彼崔宁,死得糊涂冤枉,也很有震撼力。相比起明朝小说,少许多说教,多一些悲剧。

关于宋史和明史的认知,我留学以后有了相当的改变: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的所谓传统价值观,大多是在这两个朝代塑造的。儒家礼法固然早已是主流价值观,但是魏晋风度中自有隐隐对峙的佻达洒脱:游牧民族在汉化过程中,也多少还存有自由奔放的一面。

这一点也反映在男性社会中对女性道德要求的严厉程度。唐代社会对于女子虽然也要求贞节、孝道,但是离婚、改嫁还被容忍,贞操观也不是那么严厉。这自然和唐朝皇室仍有胡人风俗残存有关,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下许多功夫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正是要由此考察当时风气。这是陈寅恪先生因微见著的史学研究风格,并非钱锺书先生所批评的“琐碎”。不过,皇室风气与民间风气的一致与不一致,还是值得后学进一步探究的。

正是因为有相对宽容的风气,才有美好圆满的“红拂夜奔”故事。到了宋元话本,周胜仙、秀秀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则是以悲剧收场,为尘世不容而化作鬼魂。到了冯梦龙,故事的主角转换为卖油郎。美娘从被骗卖入青楼,到自己赎身出嫁给秦重,一直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她虽然主动选择卖油郎,却是因为被对方真情感动,而且出自现实的考虑,实施了一场精心准备的从良。

一般讲中世以降中国文学,大约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四大部分,前二者是文人文学的巅峰,后两部分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不过,我认为诗词古文在明清也足有可观,而且数量巨大,只是不似唐诗、宋词,各有划时代的突破而已。它们在市民文学发生后的近千年里,与小说、戏曲鼎足而立,构成文学史上最多元的一个时期。

文学未必是一个时代的镜子,然而确实与当时的种种方向有关。理学获得正统地位已是南宋后期,真正达到在思想意识与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是入明之后。道德戒律的强化对于小说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教化倾向与对流行价值观的追随,另一方面是官能追求与香艳小说的增加,不过这两者倒也是市民文学难以避免的侧面。

市民文学本来就是多面性的,既有真切生动、直抵人生的可能性,也有迎合大众、粉饰太平的工具性。当年初识这个概念,理解它是市民社会形成的表征之一。这种理解放在其起源地西欧大致不错,放在11世纪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不过宋朝的平民化不意味着市民阶层的产生,只是世袭阶层的退场,更富于流动性的士绅阶层取而代之。与此相关,伴之发生的儒家意识的浸透,更多提供了市民文学的审美与价值取向。这些取向和小说戏曲这两种主要文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至今还有影响,尤其在大众流行文学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市民文学的勃兴类似于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的呈现。话本小说和杂剧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诗新小说庶几近之。这种划时代性往往也意味着一种割断与隔膜,在这一点上新文学更加彻底。

话本小说杰作相对不多,“三言二拍”里真正的经典,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莫属。冯梦龙笔下杜十娘,勇于追求,决绝刚烈,所以冯梦龙誉之为“千古女侠”。她的沉江而逝,是古代中国作品里难得一见的具有人格力量的悲剧。

在我看来,那也是市民文学里最动人的篇什之一。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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