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想网
主页 » 读书 » 肖舜旦:莫言新作《故乡人事》的困惑
字号:

肖舜旦:莫言新作《故乡人事》的困惑

作者:  2017-11-02添加评论  阅读101次

莫言新作《故乡人事》(载于《收获》2017·5),虽然依然给人带来了那股熟悉的高密东北乡的气息,但却仅此而已,所以,不免有些失望。按理,莫言获诺奖歇笔几年后的首度文坛亮相,理当有些“亮点”,有些“新东西”,至少也该有些熟悉的“陌生感”;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虽然在有些评论家看来,这种熟悉感可以被视为莫言独特的文学风格而值得发扬光大;但于我而言,这种风格远非完美,其中往往泥沙俱存,甚至“病象”症状已然彰显。如果莫言继续固守这种“风格”,不求突破,不求改善,而一味自我感觉良好的“发扬光大”下去,我想,莫言作品的文学格调不仅难以提升,其作品的思想深度恐怕也得大受影响。

我这里所说的“病象”即指莫言作品在思想价值判断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难以对其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及其思想意义作出明确的判断,因为这些思想、意义往往是纠缠不清的,充满一种暧昧性,甚至在逻辑上前后抵牾、自相矛盾,以致于让人在读过作品后很难明白,莫言在他的故事中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莫言这次的新作亮相,这种情况依然扎眼。虽然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看来,新作“三个短篇组成一个系列,不到两万字,人物生动,语言与老莫以前的比,节制,精到,准确,长句子少了,明显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作品”,评价中对作品“语言”“节制,精到,准确”的称许算得上是专家级的“慧眼识珠”了;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要想真正理顺作品的思想价值取向,恐怕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眼中莫言新作中这些貌似“节制,精到,准确”的语言依然不免让人充满困惑,难以悟透。

一、

《地主的眼神》中对于地主孙敬贤的价值判断就非常诡异纠结。

作品告诉我们孙敬贤的地主身份的获得是极其冤枉的。因为“好胜”,置地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买了半顷偏远荒地,实际上孙敬贤的三亩地也顶不上我爷爷的一亩地值钱,但我爷爷家却只划成了中农,而孙敬贤却被划成了地主。地主孙敬贤从此在村里受尽屈辱,尤其是在“我”三年级时写的“轰动全县”的作文《地主的眼神》出台后,更是让他吃尽苦头,天天“挨批挨斗,差点把命搭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那时土改政策中阶级成分的划分标准是很有些荒谬之处的,地主孙敬贤毫无疑问是值得人们同情的。

如果小说的思想定位于此,应该无可非议,简单明了,甚至还可以算是有些拨乱反正的新意;但是,问题不仅于此,小说中的“我”对这个地主的最后“盖棺论定”其实与此相距甚远:“我知道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与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不管这个“我”与莫言真实身份的关系如何,“我”的结论在逻辑上都显得粗率、片面,无以服人。(莫言从来都喜欢把自己与作品中的“我”混淆等同,这个作品里的“我”就特别强调了自己是《白狗秋千架》的作者,也即“我”可以是莫言。)

“我”之所以如此定性孙敬贤无非根据这么几件事情:一是从小就讨厌他,讨厌这个老地主眼神里的“阴森森的光芒”,并在三年级时专门为此写了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表达这种情感;二是早年作为半劳力的“我”曾与本当壮年却自称有病的他同在生产队田里割过一次麦,结果贫协主任最后检查每人割麦质量时,孙敬贤的质量无可挑剔,而且,质量好的“简直就是出我的丑”;三是当年孙敬贤想让儿媳妇把她多余的奶水挤给他喝,以治疗他的胃病,儿媳妇不肯,就被孙敬贤赶出来了,婆婆从此也不给她看孩子了。

在这三件事中,第一件不过是作为小学生的“我”(或莫言)被当时阶级斗争意识浸淫太深的表现而已,这绝不可能作为孙不是一个好人的依据,反而,几十年后只可做为笑谈;第二件事只能说明老地主的割麦技术的高超,如果“我”因为自己的“技不如人”几十年后竟然还“怀恨在心”,就显得更加可笑;第三件事稍稍复杂些,但从他儿媳于红霞的言谈来看,这个女人也是当时阶级斗争意识的受害者。她以自己的贫农出身为荣,以当了地主儿媳为辱,她对公公的敌对情绪绝非人性的本真体现,而只能是意识形态扭曲的结果;至于她公公想喝她多余的奶水治自己的胃病,从封建伦理的角度来看,确乎有些不妥,但从农村的风俗及老地主(其实也是老农民)讲究实用的角度来分析,也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而且这事也得到了婆婆的同意,所以,绝不会含有任何猥亵轻佻的成分,但在于红霞看来,“恶霸地主刘文彩才喝人奶呢,他竟然也想喝,……喝我的奶,白日做梦,我的尿也不给他喝”,这种反应明显是阶级斗争对立意识的过激反应,以此断定孙敬贤不是好人,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作品中“我”(或莫言)的价值判断在逻辑上是无以成立的,如果考虑到这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当今这个时代作出的判断就显得尤其可笑。尽管“我”(或莫言)特别强调这个判断与孙敬贤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但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判断的依据就是来源于“我”(或莫言)小学时期对地主眼神的厌恶记忆与于红霞对地主公公一面之词的仇恨心态,这里明明具有很明显的政治因素,怎么会“没有关系”?

“我”(或莫言)的这种莫衷一是的态度,在小说中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段子”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孙敬贤的麦子活干得无可挑剔,但贫协主任对他依然不满意,认为他装病,并无端给了他当胸一拳。接下来是一段这样的抒情:

“我看着贫协主任喷射着黄色火苗的眼睛,看着老地主喷射着蓝色火苗的眼睛,心中仿佛塞进一团乱麻。我承认,我对这个具有高超割麦技艺的老地主没有丝毫好感,但我对他无端挨打又充满同情,我对专横跋扈的贫协主任充满反感,但又对他惩治老地主感到几分快意。”

这应该算是典型的莫言表态方式,你看,好话、歹话、正话、反话、圆话、“方”话……反正八面玲珑,无懈可击,到头全是别人的不是,只留下自己的“两袖清风”,清清白白,一身正气。对于当年“我”(或莫言)的作文给老地主带来的诸多伤害,几十年后,“我”(或莫言)也仅仅以一句“历史的误会”就给打消了,似乎全是历史的错,并无丝毫的愧疚意识。而潜意识里或许还在坚持认为,老地主阴森森的眼神就是他为人不善的证明。因为即便在老地主最后的葬礼上,他依然认为老地主不是一个好人,并为于红霞没有出现在送葬队伍中感到“稍稍的安慰”。

二、

《斗士》设置了两个互为对立、对比的“斗士”形象——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和村里的一介普通百姓武功,立意可谓煞费苦心,耐人寻味,但最终却依然不免让人困惑。

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堪称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忠诚“斗士”,直至晚年,还一直在怀念人民公社时期的盛事,信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怀疑邓小平的伟大,做梦都是“毛主席对我说,小方,你要战斗”。方明德,一九四八年入党,参加了抗美援朝,三等残废军人,有三个儿子,还有十几个“虎狼般的近支侄子”,村里的“头面人物”,干了几十年的支书,一直干到退休。在武功看来,“方明德一跺脚,全村都哆嗦”,由此,可窥其当年威势之一斑,而“我父亲”的评价是,“老方这个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性子还是比较直的”。据此,这方明德可以视为那个阶级斗争学说风行时代当地政治风标性人物。

村里的另一位“斗士”武功,普通村民,出身不好(具体情况作品没有交代),老婆都讨不上,相貌也“招人恶”,他知道自己“命贱”,但谁都不怕。喜欢与人打架,虽然总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嘴巴不饶人,从不屈服;睚眦必报,谁惹了他,他必和你没完没了。结果是,村里谁都不敢惹他。

两位“斗士”的交锋当然是小说的焦点。按武功的说法是方明德想要买武功的一副象牙棋子,武功不肯,并故意斗气,把这副棋子给扔到河里了。之后,方就借口他偷了生产队的小推车轱辘,让他的两个侄子,把他弄到大队部,整整吊了一夜。为此,武功和方明德“这个王八蛋”就“斗争了一辈子”,最终双方应该是互不相让,各有“斩获”。改革开放后,方明德有所反思,主动请武功吃饭道歉;而武功方面,只有更意气风发,自认为“把他斗倒了”,但尽管这“老混蛋”死了,武功也不肯饶过他。

尽管小说中特别强调了村支书方明德在毛泽东阶级斗争时代的忠诚“斗士”身份,但如果以为武功与方明德的对抗应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某种反抗苛政的正义色彩,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小说中武与方对抗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说是与政治无关,而只与武功的顽劣本性有关。因为武功的作恶对象不止是方明德,而几乎是所有人。这个武功是一个天性乖戾、喜欢惹是生非的人。按照我母亲的界定就是,“你对着他打了个喷嚏,很可能就把他得罪了”,“这个武功,真不是个东西啊。谁要得罪了他,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典型的刁民,土混混。

在小说的结尾,有一段话概述了武功的众多斑斑劣迹:方明德大儿子家三百多斤的大肥猪被毒死;村民黄耗子家的一亩长势喜人的玉米一个晚上统统被拦腰砍短;连续十几年的大年夜里,村里或邻村总会有草垛起火……这都是武功干的。即便到了晚年,武功已经成为“五保户”,脸色变得苍老浮肿、行步蹒跚时,“他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大半辈子的心”却依然没有丝毫平和的改变,这里的“仇恨和屈辱”似乎可以作为他如此顽劣乖戾的深层心理动因,但究竟有哪些“仇恨和屈辱”,小说没有任何交待,这就使得武功这个当地的土混混形象就不免变得更加模糊混杂了。

小说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我似乎明白了武功的心理,但我希望他从今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武功的心理究竟具体有哪些呢?莫言又一次惜墨如金,欲言又止。武功的“仇恨和屈辱”, “出身不好”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为何不置一言?莫言始终吞吐得莫名其妙?如果与方明德的对抗还多少可以让人联想到一些阶级斗争的政治因素,那么,与众多村民的“深仇大恨”就绝对只能归结于他的顽劣本性了。

担任了几十年村支书的“干了不少坏事”的方明德绝对属于那个苛政时代的强者,而武功作为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无论如何“凶残”,也只能算是方明德苛政时代挤压下的“弱者”,在如此情形下的“强弱”对抗对比中,我们没有看到方明德苛政给村民带来的任何损害,却只感受到了武功这个“弱者”给村民带来的防不胜防的恐惧和凶残,甚至弱者武功对强者方明德都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那么,在那个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究竟谁是强者呢?

这就是莫言作品的诡异之处,他似乎总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乾坤大挪移”奇招,你明明看见他往东而行,却不料他突然又转向了西方,再定睛一看,不对,他似乎又在往南走了。对于小说里的两位“斗士”,我们总以为作为“强者”、且能在梦中接受毛主席战斗指令的忠诚斗士方明德,对付一个“出身不好”且在村里劣迹斑斑的弱者土混混斗士武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本以为这个“一跺脚,全村就哆嗦”的阶级斗争忠诚斗士方明德对于村民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没想到的是,方明德的“苛政”杀伤力,竟然还远不如弱者武功的凶残性,那句古代的名言“苛政猛于虎”在高密东北乡竟变成了“土混混武功猛于苛政”,这究竟是化腐朽为神奇还是化神奇为腐朽呢?恐怕只有见仁见智了。

三、

《左镰》的思路更是旁逸斜出得让人难辨东西南北。

小说前面特地加了段几百字的“小引”,叙说自己从童年起就对打铁和铁匠的喜欢以及对当一个铁匠的无限向往之情,一往情深地絮叨了这么多,花了这么大的阵势作铺垫,让人以为这个作品必定是叙说一个与铁匠有关的美丽动人故事的,但看到后来,才发现小说中关于铁匠的所有叙述其实都只是一个大大的幌子而已,且这幌子始终都还只是“引”而不发,最后只给引出了一个与莫言“铁匠情结”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这个“包袱”实在“抖”得不小,只可惜把读者的期待都给抖到九霄云外,剩下的感受大概只有懵懂错愕,莫名其妙了。

《左镰》的故事主体是关于一个地主儿子田奎的不幸故事。田奎比我大五岁,与我二哥同班同学,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我二哥考上中学到外面上学了时,而田奎却只能在家里每天割草。割草就割草吧,但他却发生了一件更悲摧的事情。右手生生被自己的父亲给剁掉了。

他父亲为何如此狠心?源于一件小事。贫农刘老三有一个傻瓜儿子,十七八岁了,“身体发育很好”,却总是喜欢一丝不挂地在外面瞎跑,惹得他妹妹总是拿着他的衣服在后面追赶。一次这傻子跑到一个池塘边,而我们一群孩子正在那戏水,摸鱼,见傻子来了,不知谁先喊了一声:“打啊,挖泥打傻瓜啊!”于是大家伙把傻子和他的妹妹给打得不亦乐乎。事后刘老三到我父亲这里来兴师问罪,我父亲抄起板凳对着我和二哥就“没头没脸的砸下来”了,在父亲的暴力威逼下,我和二哥把事情推到田奎身上,说是田奎领的头,刘老三再去找田家,结果,田奎的手就给他父亲给剁下来了。(顺便说一句,莫言小说中人物的暴力倾向依然强烈之极,这里的两位父亲打起孩子来都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打的主。)

因为没有了右手,田奎只好用左手割草,所以需要一把“左镰”,这才需要铁匠,在这个作品里铁匠的意义仅只于此,而莫言却借此大大抒发了一番他的“铁匠情结”,而对于田奎悲剧的实际意义却几乎不置一词,实在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田奎悲剧至少有几个关键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我和二哥为何要诬陷田奎?或者为什么要“告密”田奎? 究竟是谁领的头,其实子虚乌有,当时孩子都只是起哄打闹而已,只有一个谁先发声的问题;而“我”把现场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我确实记不清到底是谁先喊了一声”。这种行为的性质该当如何?田奎被诬陷被剁手,他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然而,对于这些关键问题,作品没有任何交待,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只在小说的最后一节,文采斐然、激情四射地描述了三位铁匠打造“左镰”的诗意过程,并在最后深沉无比的抒情:“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煅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难道无端诬陷他人致残的卑劣行为,难道遭受无妄之祸致残的少年田奎的巨大屈辱与痛苦真的可以这样在美丽的诗意抒情中无影无踪的魔幻般消解吗?

在《地主的眼神》里,莫言虽然爱恨情感复杂莫辨,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他讨厌老地主,不满意贫协主任无端打人;在《斗士》里,两位斗士孰强孰弱孰善孰恶,虽然让读者不免有些迷糊,但我们最终还是明白,莫言对武功这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要更讨厌些;但现在到了《左镰》,我们除了知道莫言对铁匠的打铁技艺钦佩不已外,却无法知道莫言对“我”和二哥的卑劣诬陷行为究竟是何态度?我们也无法知道,面对少年田奎的无端致残的屈辱和巨大痛苦,莫言内心深处究竟有没有一些些同情的心理?我们看到的只是莫言对少年田奎悲苦命运的漠然置之,看到的只是莫言悠闲自在、一往情深地陶醉于铁匠打造“左镰”的诗情画意情景?对此,我们心中难免不充满困惑:作为一个人、一位有思想有情感的作家,莫言怎么可以如此冷静,冷漠,冷血?莫言如何可以在描述一位无端失去右手的少年悲剧故事时,却能够做到没心没肺地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铁匠打造“左镰”的诗情画意过程中?这让人太难以理解了!

四、

莫言的这种作品思想倾向暧昧莫辨的特点,让我想起了他的一系列极其另类的文学观,如:

“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或“只需要想象”;

“应该把好人当坏人来写,同时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坏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坏得一无是处,好人也不可能完美无缺”;

“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

……

结合莫言这些文学观点,再来对照他的新作《故乡人事》思想倾向暧昧莫辨的特点,大致可以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这不过是莫言一贯遵循的文学创作理念的再次实践而已。但是,我们还是不禁要问,莫言这些文学观里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

一个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怎么可以只需要想象,而不需要思想?这是什么逻辑?古今中外的任何一部流传至今的世界名著,哪一部不是由思想充当作品灵魂的,这难道还可以怀疑吗?

虽然“坏人”也可以有优点,“好人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是,怎么可以因此就“应该把好人当坏人来写,同时把坏人当好人来写”,这又是什么逻辑?坏人有优点,但他本质上还是个坏人,你即便写了他的优点,他也不可以因此就变成一个好人,又怎么可以把他当好人来写?又怎么可以把他写成一个好人?同理,有缺点的好人本质上还是好人,又怎么可以把他当坏人来写?又怎么可以把他写成一个坏人?

“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是想强调什么意义呢?这个观点被著名学者刘再复称赞为一种“敢于冲破权威、冲破禁忌、冲破金科玉律的原创精神”;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理论在逻辑上也是极不严谨的。如果我们把“上帝的金杯”比喻为“真善美”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冲破权威、冲破禁忌、冲破金科玉律”是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要有底线原则的。如果仅仅为了标新立异而“冲破”一切,为“解构”而“解构”,为“创新”而“创新”,没有正确思想为引导而任意亵渎神圣,亵渎真善美,任意把好人写成坏人或把坏人写成好人,这就不免近于“胡闹”!如此作为,文学的意义何在?文学的初衷应该是向善的,理性的,追求伟大思想的,这个底线难道不该守住吗?

以此来观照莫言新作思想倾向暧昧莫辨的特点,我们只能说,莫言的文学观的混乱直接导致他作品思想倾向的混乱。在他获诺奖前的许多作品里,这种现象就曾引发了不少评论者的批评议论。现在看来,这些评论依然没有引起莫言的重视,所以,在他的新作里,他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一贯观点,继续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或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最后不免让读者迷糊,不知道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这难道会是莫言创作的初衷吗?

来源:作者供稿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小提示:觉得这篇文章不错,就分享一下吧!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up close
关注[文馆]微信 微信名[文馆]: 扫描二维码关注[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