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想网
主页 » 读书 » 邓金明:陈寅恪与傅斯年
字号:

邓金明:陈寅恪与傅斯年

作者:  2017-10-11添加评论  阅读69次

作者:邓金明

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界和出版界兴起一股 “陈寅恪热”。

最早有俞大维等所编回忆文集《谈陈寅恪》(1970),后有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198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说以上尚囿于学术圈内,那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的出版,更是将“陈寅恪热”扩至社会,俨然成为公共话题。此后,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1996)、刘以焕 《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199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2003)、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2004)等等纷纷面世,一时众声喧哗,好不热闹。“陈寅恪热”显然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大师情结”。随着钱钟书和季羡林等“大师神话”的破产,陈寅恪已然成中国学术神坛的最后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满足国人对思想、学术、人格完美统一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终极想像。最近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当然也是这种“情结”的产物。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个有话谈但并不好谈的话题。不像“鲁迅与胡适”,有知识分子路向问题可议;也不像“吴宓与陈寅恪”,有交往记载可叙,陈寅恪与傅斯年,虽属同学、同事、同行兼有姻亲关系(陈寅恪表妹俞大?乃傅斯年之妻),但关于双方交往的文献记录历来甚少,且俩人一生聚少离多,交游有限,关于其往来行止,聊聊数语便可述毕,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页、48万字篇幅的鸿篇传记呢?于是乎,我们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随处可见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间(一些重要档案史料反而阙如),涉笔芜杂,而事关陈傅往来的叙述则少之又少,湮没无闻。而书封上所谓的“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则更止于“王婆卖瓜”,贻笑大方了。实际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叙述混乱,文笔不一,文风有时流于轻浮,常有臆断之语。为陈、傅二位史学大家如此作传,真是“谬托知己”了。

史实、史笔且不说,史论又如何呢?诚如作者所言,“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可惜的是,这个关于学术的个人性遗业与制度性遗业的比较,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呈现。实际上,陈寅恪之所以在后世文人学者中掀起追慕热潮,正是因为学术的个人性所产生的神话。

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分别代表着个人性的学术和制度性的学术两个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兹全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傅自己也尝言,“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并非夸语。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曾被称为中国20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而由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在组织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中居功至伟。在傅主持史语所的二十三年中,曾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过大批人才,其影响可谓深远。而陈寅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统的传承上,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皗而余英时而王?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却成了学术孤岛。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及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皗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段话同样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难得到回应。陈寅恪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的 《心史》,书稿装入铅匣,丢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来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将历史写作化为生命写作的体现,这显然是一种以安身立命为骛求的个人性的学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心境是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又是无情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剧命运。

来源:经济观察报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小提示:觉得这篇文章不错,就分享一下吧!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up close
关注[文馆]微信 微信名[文馆]: 扫描二维码关注[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