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阅读是我的鸦片,每天做就是了

  ·  2017-10-08

詹宏志,台湾资深文化人,著名作家、编辑、出版人及电影人,亲历并见证了台湾文化40年。耳顺之年的他,享受着一个人与三只猫的平静生活,而阅读已经成为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鸦片。「它已经变成我的生活习惯了,我不做这个事,我还不知道做什么呢。」

采访|刘磊

编辑|张薇

人物:典型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詹宏志:我的太太已经过世了,我一个人住,跟三只猫一起。一般大概早上4点钟会起来。前一天如果睡晚一点,(第二天)4点钟没起来,猫也会把我叫起来。起来我先去清猫砂或者喂它们,然后冲一壶咖啡,接下来就是读书的时间了。读到7点多钟。我就会做点早餐,一面吃早餐,一面看报纸、听电视,待到8点多钟。然后我就进办公室了。一天的行程几乎就是各种开会,各种人,像门诊一样(笑)。晚上,我就泡个茶,看书。有朋友来访,我们就喝点酒什么的。通常我在11点左右就就寝了。

人物: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是你觉得最享受的

詹宏志:4点到8点,那是多好的时间!我最舒服的时间。早上是一个慢慢清醒的状态,慢慢慢慢展开来的状态,你想任何事、读任何东西都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什么干扰,不会有电话,不会有任何东西,所以那种安静、那种专注……唯一会骚扰我的是猫,可能会跳到我身上来,它怎么样地骚扰我也很开心的。我享受那个可以让我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以前家人在的时候,这段时间他们也大部分没起来,我也还是安静的,所以我享受这个时间已经几十年了。

人物:平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

詹宏志:早上我大概有两个多钟头是完全没有任何干扰的读书时间。其它时间,车子上,坐电梯,办公室里每一个会之间的空档,我都看书的。零零碎碎这些加起来,一天有个四五个小时看书是不成问题的。每天打开书我就要东摸西摸,想弄清楚每一本书的题材,所以我有很多这种,像玩玩具一样的,翻翻弄弄的时间。我不是每本书都看完,有些书我会很有兴趣地连续几天看它,很多知识性的书,有时候我看几章,了解那个题旨,了解主要论点就跳过去了。

人物:阅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詹宏志:就是我的鸦片了(笑)。我也没想啊,它已经变成我的生活习惯了,我不做这个事,我还不知道做什么呢。我这一辈子就是靠这个东西啊,我因为读书而有饭吃,有工作做,有机会拥有我今天在社会上一些活动的基础,所以我对它没什么别的想法,每天就是做就是了。

人物:「书呆子」是你比较钟爱的一个自我定义吗

詹宏志:书呆子只是描述了这个人的求知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基本上习惯性地从书本里得到他的行动的依据。这些依据有时候带给他美好的结果,有时候把他带入困境的,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我也可以称我自己叫「书呆子」,我也可以称我自己叫「书聪明」,对不对?就是我是靠书得到聪明,我也是因为书而得到限制。但是虽然两个都可以用,那你不好意思说「书聪明」吧,只好说「书呆子」了。

人物:大量的阅读经验里,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或者作家有哪些

詹宏志:它对我的帮助是方方面面的,要举一个单一的,不好说。但成长时,有一两个作者对你特别有启发性,这个是有的。在初中的时候,当时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胡适之跟李敖。比如说胡适之,他说你如果是被任何一个思想牵着鼻子走的,都不算是好汉,也就是他鼓励你不要害怕权威。这句话对我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不怕提出自己意见,而且这个意见可能跟全世界都不一致的,这个精神是胡适之给我的。李敖对我来讲意义很像的。你想想看李敖在台湾,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写那么多书,每一本书都查禁的。几百本禁书,这个是世界上很少见的,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激励作用的,就是说你那么艰难,你不但对抗,你还自得其乐。

人物:跟这么多重要的台湾文化人打交道的经历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

詹宏志:痛苦的都还记得,美好的记得不多(笑)。大概最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跟杨德昌一起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注:詹宏志为该片制片人),因为最困难。当时提心吊胆,不知道是否能完成,而且我做了很多承诺,如果那个事没有完成,我可能后半辈子都要为那个付出代价的,就是背一个很重的债。所以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可是最后看到那个成果,让我觉得非常不能想象得美好,就是我最后看那个电影的成品的时候,觉得,我这没有夸张,热泪盈眶不是一个成语,真的有这个感受。这个作品是一个masterpiece,你以前觉得杰作是古人的事,杰作是外国人的事,这个杰作竟然是你身旁的一个工作做出来的,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人物:你所经历的1970年代的台湾报业的黄金时代是怎样的

詹宏志:报纸在70年代的台湾是高速成长的,你要知道报纸的增加是跟家庭数有关的。70年代是台湾的战后新生代开始成立家庭的时候,所以那个报份的扩张是很快的,你本来十几万份,就变成50万份,变60万份……台湾当时是不让人办新报纸的,所以报纸的版面变得很昂贵。广告要分两个版、四个版,就是你花了钱,还不是每张报纸都看得到(只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人会看到你的广告)。广告(版面)是供不应求。台湾的商业活动开始起来,需要广告,但没有足够的媒体,所以当时报纸是非常非常赚钱的。那个时候的报社竞争几乎没有成本的问题的,你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我们开小说的评审会议,一个评审人在美国,电话连起来,这可能一个会议开下来,那个电话费是好几万块钱,当时(《联合报》)副刊也面不改色(笑),钱很多的。当时台湾没几个报纸,两个副刊(编者注:即《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是最大影响力的报纸,你如果有个文章在报纸上连登三天,你就出名了,那是那样的一个时代。

来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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