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想网
主页 » 读书 » 李大兴:廿年重识张爱玲
字号:

李大兴:廿年重识张爱玲

作者:  2017-10-14添加评论  阅读66次

1980年代中期,在日本仙台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图书馆打工,也就是坐在前台借书还书,然后把还回来的书放到书架上。打这份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便进出书库,坐在前台时也可以看书。那些比较中外香艳小说的段子先不必说,第一次读到余英时论陈寅恪、夏志清论张爱玲,都是那段时光难忘的事情。出国之前,国内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我都大致读过,里面或者根本没提张爱玲,或者说到也是一笔带过,评价很低。最早听说她的名字还是从母亲那里,不过机缘不巧,一直没有见到过她的著作,至于夏志清的名字,更是没有听说过。初次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我被相当地电击了一下:夏志清先生的文字与研究方法都与国内的著作大不相同,他对沈从文、钱钟书的议论深得我心,关于张爱玲的赞美更是让我印象深刻。然而等我静下心来读张爱玲时,已经到达美国的芝加哥。书是在华埠图书馆借的,纸边已经有点卷了。读的第一本,是相对说来评价没有那么高的《半生缘》,却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离故土最远的几年,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孤独而荒凉,何以解忧,唯有读书与月光。青年时代在东方,读的都是西学;感觉遥远了,反而是中国书逮到什么读什么。于是胡适、钱穆和未臻一流的温瑞安、卧龙生杂在一起,张爱玲、白先勇也和毕竟野史的柏杨、黎锦晖交叉着阅读。时光就这样消逝,到差不多读完了张爱玲时,传来她悄然远行的消息。

张爱玲成名在敌后时期的上海,1952年仓皇去香港然后转美国。如果不是夏志清鼎力推崇,恐怕她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性不易被承认,在台湾香港也不至有太大名气。至于她进入中国并且大行其道,已经是1990年代初,商业化兴起,文化与政治退潮,在急剧灯红酒绿化的时光里,那些爱情故事征服了一代人,尤其是女性,成为软文学与小资情调的经典。当年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深感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比较薄弱的部类。大体上除了一部《红楼梦》,直到清末民初,基本还只是继承话本的传统。夏志清先生批评早期新文学小说多半不成熟,极力推许沈从文、张爱玲等等,我以为并没有错,虽然他对张爱玲的评价有一点用力过度。而且夏志清先生由于扬张抑鲁,便看不到张爱玲和鲁迅一样具有直面人生的犀利,只不过张爱玲是以女性的直觉与同情,鲁迅是以男性的观念与刻薄。他因为在海外治西方文学,不免有些学院派的分析归类习惯,然而张爱玲偏偏是难以归类的天才型作家。她的天才倒不在于少岁横空出世,一举成名,而在于即使最早的作品都带着一份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苍凉,又丝毫看不出师承。张爱玲的文字是直觉的,她当然读过很多,既汉译过《老人与海》也英译过《海上花列传》,晚年还专门研究过《红楼梦》,然而她谈不上继承曹雪芹,也不曾显示出任何特定外国作家的影响。我初识张爱玲时恰值《百年孤独》洛阳纸贵,后来高密东北乡和白鹿原都红遍了中国,却不免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笔下长尾巴的怪胎。90年代学张爱玲的作家也颇有几位,而才气与底蕴无可相比。原创性的匮乏,有时是当代人不愿承认又不得不面对的状态吧。如果说《倾城之恋》状写白家,还有两分贾府面影,可那支笔却是张爱玲的。虽说是异代不同时,没有可比性,但是张爱玲的感性、简练、主观是18世纪的《石头记》里没有的。她对悲喜尘世的感知、对流金都市的沉浸、对人情冷暖的锐敏都是独特的。她不需要想怎么写小说,形式、结构、流派等等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好像在政治上一样,她两任丈夫一个是中国的汉奸、一个是美国麦卡锡时代的左倾社会主义者,折射出张爱玲或者是毫不介意,或者是兼容并包。在文学上她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19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到1970年代大隐于市,三十载颠簸起伏,张爱玲依然故我,只是年青时毕竟是看客,老去则历经沧桑,连文字也会渐渐从最里面透出凉意。

为了写《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见本报2015年8月24日734期37版),免不了重新读一些张爱玲的作品。上一次通读,已经是20年前,对她那力穿纸背的沧桑,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张爱玲脍炙人口的作品,大多写于年青时,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她去国以后,才气下降。确实张爱玲到美国以后,小说写得少了,更多是电影剧本、散文和翻译。张爱玲文字我谈不上有多少深读,仅从个人印象而言,张爱玲后期文章老到纯熟,不复早年一气呵成的咄咄逼人,多几分极冷的轻描淡写。才华是否暗淡,是见仁见智的事,若论对于人世的观照,张爱玲后期似乎清醒内敛得多。需要留意的是,《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在身后出版,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作者满意的定稿,还是仅仅一个草稿。《半生缘》和《怨女》分别是《十八春》和《金锁记》的改写。发表于1979年的《色·戒》,据张爱玲自己说,从初稿到最后定稿过了近30年。我以为《色·戒》是一篇很成熟的短篇小说,不过人们熟悉《色·戒》,多半由于大导演李安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到底有多少人精读过原著待考。

八年前一场秋雨后,去城里看《色·戒》,电影当时在华人圈子里造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平常不看这类文艺片的人都去看了。倒是美国人没有几个关注《Lust, Caution》,而几家大报的影评给出的星数都不高。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色·戒》领到了一个17岁以下不得看的NC-17,这在美国是最少用的一个级别。从我住的小镇进城,有30英哩路程,到城边天色已黯,橙色路灯纷纷亮起。影院在克拉克街上,那是芝加哥城北很热闹又有些文化气息的地段,早年坐落着许多看起来古旧的小饭馆、当铺、书店等等。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常来这一带,曾感受到索尔·贝娄的描述原来十分写实。那时爱去的一家旧影院,在不远的百老汇街上,有时放些在美国难得一见的欧洲或亚洲电影。稍有规模的城市,都有一条百老汇街,其实和纽约的百老汇大道根本不沾边。百老汇是Broadway的音译,更准确的翻译是宽街,和北京的一条路名一模一样。儿时就住在宽街附近,知道那只是一条宽点的胡同。

此后很多年没到城北来,一路但见很多房子都已重建。房子虽新,式样却是老的,保存着上世纪初到1930年代的风格。在灯色里,颇有走在布景的感觉。如果再放上一段舒缓的萨克斯管,就几乎不知今夕何年了。《色·戒》给我印象较深的,正是布景的用心:平安戏院、凯司令咖啡馆据说都是花大力气还原的。虽说做得太新而少些真实的质地,但这是当今电影的通病,无可厚非,加上音乐以后,已经很有些逝去的年代感了。李欧梵和龙应台说得不错,李安是一位注重历史细节的导演。但也恰好说明,如果他有时把握不住那个年代,并非由于疏失,而是力有未逮。在我看来,李安把一篇不露声色的叙事改得相当煽情,而且着力在性元素上,不仅有票房考量,更见出导演的诠释。张爱玲原本轻轻带过之处,被敷衍成三段漫长的床上肉搏,以证实原著的一句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而省略了后面那句“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李安是很敬业的导演也深得好莱坞神韵,然而他在《色·戒》里对女性的理解颇成问题,以至把张爱玲原著多处理解反了,还真以为男性可以从床上直接抵达女性的心灵,以为张爱玲原著是关于爱情。李安顶着压力去破忠奸两分法,顶得自己得奖时感极而泣,虽然滑稽,倒也可理解。但是破忠奸两分法的武器是性爱一元论,未免半斤八两。

李欧梵和龙应台几乎是李安的拥趸,对小说的解读也几乎和李安一样。李先生从文学的人性探微出发,龙女士则着眼于历史判断的重新审视。虽然他们的视角不同,但都倾向于把《色·戒》看成是一个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性爱故事,是对基于好与坏、正义与邪恶的历史图解的解构。李先生说“在人物个性方面﹐李安真是下了极大功夫﹐不仅是照传统好莱坞的方式加强了两位男女主角的心理动机﹐而且更用了大量(也极大胆)的当代电影手法﹐把‘色’的层次加强了﹔换言之就是在‘性’和身体方面大费周章﹐所以床戏也特別重要。”。龙女士则道“张爱玲的这篇‘不好看’的小说,之所以惊世骇俗,主要是因为小说中违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价值观。一般的作者去处理女特工和汉奸的故事,难免要写女特工的壮烈和汉奸的可恶。张爱玲的女特工却因为私情而害了国事,张爱玲的汉奸,也不那么明白地可恶”。

其实张爱玲所写的是佳芝内心的柔软,柔软到即使自己也认为是正义的行为,终归是下不了狠手。在说“快走”那一瞬间,人性超越了民族大义、价值判断,不计自身安危。换来的结果,恰好形成对比:易先生毫不留情,下命令把她立刻枪毙。这对比之间,人性的光辉照得连易先生自己感受都十分的复杂,这种复杂才昭示易先生人性里的冷酷与果决。仅仅从爱情、从性去解读《色·戒》,不免看低了张爱玲。从她的早期作品开始,在沧桑的笔触、对人情世故的洞烛幽微背后,是张爱玲一份不需要道德支撑的悲悯之心。这一份对尘世的理解与描述能力,贯穿她一生的作品。只不过《半生缘》里面细细的铺陈、淡淡的柔情,到《色·戒》变成了极简的白描、寥寥数语之间的残酷。

文本分析自然是批评的基本,从文学史或者批评理论的角度给出评价也是应有之义。不过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家需要有历史感,一如历史家需要有关于心灵的理解力。关于作者,比评价更为重要的是钩沉史事,构建个人史的河流与景色,从而试图抵达作者的内心世界。我们所受的教育,习惯的思维方式,大多是一元化的两极对立,区分好坏,辨明是非的判断先行。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也好,看现实的时候也好,往往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倾向,然而无论是寻找过去的真实,还是看清现实的面目,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给出价值判断。在历史,我们需要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而价值判断往往会影响对真实的把握。在人生,同样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力,而不是褒贬与对错判断。

天才自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大约多数论者都会同意,张爱玲的家世对她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吧。学历史的人有一个习惯,文章里人与事总要去核实一下。前两天提到她的祖父张佩纶,就去看了有关他的一些文字。张佩纶是晚清清流的重要人物,我在文章里是这样写的:“在清流极盛的1870年代,张佩纶是与张之洞齐名的‘直隶二张’之一,三十六岁就位居枢要,却因中法战争马尾海战惨败而断送仕途。李鸿章与张佩纶父亲张印塘是故交,他极其欣赏并倚重张佩纶,在他倒霉以后,仍然让小女儿嫁给他做第三任妻子,所生幼子便是张爱玲的父亲。张佩纶以才学称于世,却被充军,归来后入李鸿章幕府,又被弹劾赶出京城,五十六岁上郁郁逝于金陵。”关于晚清政治,往往强调的是清流与洋务派的对立,从而忽视了两者紧密的关联,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从繁杂的史实中抽象出一些范式虽然是必须的,但是一旦简单化、绝对化,就可能错得没边。尤其在牵涉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千丝万缕需要慢慢的梳理考证,避免轻易下结论。最近发现的张佩纶与李鸿章通信表明,张佩纶在作为清流要角最活跃的时期,私下里和李鸿章有很密切的联系,清流领袖李鸿藻对他的本家并非很排斥,而是也有笼络的一面。一般那种清流主战但是保守爱国,洋务派务实但是求和媚外的固定模式(stereotype),其实是可疑的。事实上,张之洞就是从清流华丽转身变成洋务派重臣。张佩纶如果不是仕途断绝,想必为李鸿章之股紘。

张佩纶和李鸿章的女儿李鞠耦婚后感情极笃,曾经共同著书,李鞠耦自己也留下来不少文字书信,据说有辅佐乃父之才,主张见识相当不凡。张佩纶虽经大难,仍然性格倔强、议论尖锐,因此后来又被赶出北京,之后不免颓唐。李鞠耦在张佩纶去世后,独力抚养子女,家教严格而中西并重,张志沂国学英文皆佳。其妻黄素琼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孙女,更是当时罕见的特立独行新女性:擅英语,学油画;离家出走,去国游学。大抵晚清时代的官宦世家,在教育上已经相当重视西学,教育开放的程度,往往不是今人能够想象的。张爱玲性格上颇有乃祖之风,和父亲爱恨交织,最终断绝;和母亲则关系微妙复杂:既深受影响,又有着冲突。她少年时的家庭痛苦经历,自然对其创作和性格都有影响,然而她终其一生的高傲孤绝、对世俗道德的超然、功利得失的洞察,都有一种俯视人间的姿态,这恐怕和她的少年生长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和她的家族一一对号入座。其实小说家言不必与本事同,更多是经过故意加工的。张爱玲说过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她自己的小说也是如此:“也间或有作者亲身的经验……但是绝大部份的故事内容都是虚构的”。如果想从小说中考证出张爱玲的生活故事,多半会不靠谱。比较靠谱的是,她从青年时就写出繁华背后的苍凉,文字的气质氛围,不仅仅出自天才,也缘于独特背景与身世。

张佩纶虽然当了李鸿章的女婿,但也因此为了避嫌,更加不可能重新进入官场。晚年在南京时常以酒浇愁,抑郁寡欢。张爱玲最后20年在洛杉矶离群索居,往往也被认为人生不幸。然而张爱玲的人生事实上与张佩纶是完全不同的,她是一个独立而叛逆的人,一生中的重要选择一直是主动的:放弃学业以写作为生,与胡兰成相恋然后决然离开,改朝换代之后只身赴港转美,晚年在赖雅死后选择隐居独处是再自然不过的。孤独与宁静,对于张爱玲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已经去世几天了。据宋淇之子宋以朗说,唯一见到她遗容的华人林式同先生记录:“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纽约时报》为她发的讣告的最后一句是:“她身后没有亲人。”(There are no survivors)

来源:经济观察报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小提示:觉得这篇文章不错,就分享一下吧!

上一篇: 下一篇:

发表评论

up close
关注[文馆]微信 微信名[文馆]: 扫描二维码关注[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