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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悲剧:陈寅恪的最后的二十年

作者:  2017-10-12添加评论  阅读108次

作者:黄正林(作者系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其史学成就与研究方法无出其右者,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能看上眼的学问家不多,况且用这样的话来评价陈,足见陈学问之高深。1950年代中期全国评定教授级别,在中山大学,陈寅恪被评为一级教授,而岑仲勉、刘节、梁方仲这样的学术大家只能屈居二级教授。

最近一朋友给我送了本台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出行时带在身边,当朋友们不来“打扰”时就抽空读上几页。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都应该一读的书籍,不仅因为这部书写得好,而且陈氏的人格魅力与治学方法尤值得后学敬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过去,一提起旧知识分子,就会把诸如“守旧”、“保守”、“顽固”甚至“反动”等具有极强政治意义的术语册封给他们。但在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我却感受到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的人格高贵的一面。

解放初期,陈寅恪受到新政权的重视,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中世纪研究所(即第二历史研究所)时,请陈氏出任该所所长。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篯携带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的亲笔信去请陈氏。汪篯信心十足到了广东,但却大失所望。在陈看来,作为一个学人最主要的是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他提出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两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近于苛刻,何况在那个年代。陈氏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学术主张,即“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要想让他担任中世纪研究所长,在学术研究方面,最高当局应具有同样的思想,“否则,就谈不上学术研究”。另一方面,陈提出这样苛刻的条件,知道当局是不可能答应的,目的就是不想去担任这个职务,只想住在广州,远离政治中心,这才符合他“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人格特质。陈氏如此做派,不知当今有学者汗颜不?

陈序经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和其有着同样的人格魅力。1903年生于海南岛文昌,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及政治经济学院,直至1948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有关当局明令各大学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坚决不肯,他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陈序经一生三次拒绝进入仕途:第一次,1930年代,校友林云陔任广东省长,请陈出任广东教育厅长,陈一拒;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力邀陈出任国民政府驻泰国大使,陈二拒;1949年国民党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出任教育部次长,陈三拒。就是这位淡泊官场名利的教授,却有极高的领导高校的才能。

1948年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他到处延揽人才,一时岭南大学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学人云集之地,陈寅恪就是在这个时期南迁进入岭南大学任教的。关于陈寅恪、陈序经,陆键东在书中这样写道“最能沟通二陈精神世界的,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意识”。

反观今日中国之学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学问而官,一类是因官而学问。换句话说,在学问做到一定程度,获得教授之后,千方百计要谋求一个官的职位;在官做到可以掌握一定权力的时候,千方百计要弄到一个教授的职称。这种现象在当下的高校已经司空见惯了,以教授获得权力,以权力获得教授,这里面窝藏着多少龌龊,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为何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正如该书的作者说:“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我有同感。

周连宽:从馆长到资料员

当下社会的官场是这样一个图景:官只能升,不能降。如果官做到某个程度,升官没有了希望,很难有进取心。这种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一个旧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路径,足以让人心怀敬仰。

在陈寅恪的学术生涯中,周连宽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周氏广东人,广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又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大半生是与图书档案打交道,被人称为“书虫”,对古籍了如指掌,精通版本目录学,有“一口准”之誉。1930年代在南京政府一些部局主管文书档案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接收大员”抵达上海,别人忙于捞肥缺,而周氏却出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图书馆是典型的“清水衙门”。1949年,周连宽受聘为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的位置与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的位置相比,差距有多大,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出来。

在岭南大学工作了五年后,1954年,梁方仲教授向陈寅恪推荐了周连宽。“命运特意安排了这位精通古籍史料的人才,在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上静静地等候着。一等五年。”陆键东如是说。从这年起,周连宽开始了长达10年专为陈寅恪搜集史料、查阅各类图书版本的工作。最初两年,周氏半天在图书馆上班,半天在陈寅恪身边工作。1956年,陈序经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后,调周连宽为历史系资料员,专门为陈寅恪服务。在陈氏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柳如是别传》,引用资料达六百种以上,“这其中有多少是周连宽的功劳?直到晚年,周连宽也没有说。”

一个“书虫”、“一口准”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经历了这样的“仕途”轨迹:上海市立图书馆长—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岭南大学历史系资料员,如果生搬硬套当代的级别就是厅局级—正科级—无级别。一个版本目录学专家,是什么信念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人生选择?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妄猜,只是内心增添了对旧知识分子的敬意。

二十年留给我们的教训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写的是陈氏,但却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经历了这二十年之后,中国的学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下学术界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视作这二十年之后遗症。

如果将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算作中国学术史的转型时期,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在这百余年中,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在于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向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型,这种转型以梁氏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并未完成。20世纪初期到20至30年代留学欧美的数代学人,他们的贡献在于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型,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风格,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陈寅恪、胡适。所谓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是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中缜密考证的方法,又吸纳了西方以理论见长的研究方法。笔者在阅读民国文献时,经常感叹于论述与考证之精当,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所谓“学术规范”在当时根本不成问题。

但在经历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那个时代,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一次接着一次,给中国的学术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本书所言:“1957年6月开始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给历史留下了最悲怆影响的,是一网打尽十数万知识界的精英。付出十数万人才的代价固然极沉重,但对历史最深远的影响,还是他打开了政治斗争中凶恶的‘潘多拉盒子’,让其幽灵整整盘旋于中国大地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啊,经历了这场运动之后,整整一代中西贯通、构建了中国学术风格那些大师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今日吾侪皆苟活”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生存状态的淋漓尽致的写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形成的中国学术风格被“一术独尊”的学术研究代替,教条主义走到了极致,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思想也只能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在那个年代,一旦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沾亲带故,其生命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防止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腐蚀”年青一代,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很难将自己的绝学传播下去。陈寅恪发现一个可以培养的苗子——— 高守真——— 被称为“陈寅恪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亲自指导的最后一个学生”。陈寅恪夫妇对高守真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大师难以找到合适的助手的时候,他希望高守真能留校当自己的助手,被学校当局拒绝是在意料之外——— 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学校当局应当买账;也在意料之中———陈寅恪自己选的助手是非党人士。陆键东的分析相当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请求与校方的拒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对峙。中山大学的拒绝,也是时代的拒绝”。这种拒绝不仅伤害了陈寅恪,也使大师的绝学后继无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风格由此而中断。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后者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微不足道。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的同事写的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话题是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来龙去脉。“问题”与“主义”原本是两位好友——— 李守常与胡适之——— 之间讨论的一个话题,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的争论,也未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关注。但因政治需要,经过著名哲学家的不断“加工”,使其终于彰显为马与非马之间的大论战,也制造了一个“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假命题。学术盲从政治,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陈寅恪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的中国处于一个变革时期,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变幻莫测的政治运动之中,谁也不知道政治家在一场运动过后接下来又要做什么。如陆键东所言:“政治家总在摧枯拉朽的风暴中享受到改造世界的快感,总在狂飙式的政治伟力面前获得深深的满足。他们也总是在每一次风暴过后感到某种未能达到全部目的的遗憾,从而孕育下一场更大的风暴。”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暴中,人的政治热情被煽动起来,而只有极少数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做冷眼旁观,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位。

胡适之曾戏说陈寅恪是“遗老遗少”,他是否认可,是否为此名所累,笔者不得而知。但在我看来,他“顽固”的坚持着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风范。1957年年初,“双百”方针的提出,使当时的学术界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一些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大家都在极力赞颂“双百”的时候,陈寅恪并没有“跟风”,专心地研究“钱柳姻缘”。这种冷眼,正是史学大师的高明之处,一媒体记者说“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事后证明“那些曾经热烈拥护‘双百方针’的学人,在1957年的夏天,成为最容易被打成‘右派’的人”。陈寅恪的老朋友董每堪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中,董氏提出两条意见:“其一,高等学校是学术机构,应重学术。现在学校职务官衔,不重学术。这种社会风气与党对学术的看法有关,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必须扭转这种不重视学术的风气。其二,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冷若冰霜,面笑心不笑,运动一来凶恶异常”。尽管这是事实,却犯了大忌,董的学术生命就因这两点意见而葬送,这只是那个时代数以十万计悲剧中的一例。从一些学人在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悲剧来看,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么深刻。如果大多数知识分子如陈寅恪那样清醒,中国的学术史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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