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一个印度大叔的中国礼赞

  ·  2017-09-25

纳维·库马尔·巴克什先生是一名船舶方面的印度工程师,有30多年的海上生涯,算得上老江湖。2009年,他来到中国,在浙江定海的一家日资造船厂工作。工作之余,游历了上海、武汉等中国城市,他将自己的见闻、感受写在博客里。这些文章,以对中国滔滔江水般的景仰以及对自己祖国火力全开的毒舌,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使得纳维先生在中国成了不大不小的网红。去年,他的这些文章结集为《东行漫记:一个印度人眼里的中国》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波澜不惊,也的确没有轰动的理由,因为除了对中国的溢美与对自己祖国的恨铁不成钢,书中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洞见。

不过,两国边界冲突爆发后,无形中提高了这本书的阅读价值。冲突间,有不少文章说,中印两国虽然是邻居,但彼此之间实际上很缺乏了解,也没有了解的欲望。既然如此,一本少见的由印度人所写的当代中国观察就不应该再被忽略。纳维先生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亦非文人雅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印度理工男,但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印度人视角中的中国,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然而,读罢全书,却有一种奇怪的感受。我们且先不顾纳维先生那一曲曲热情洋溢的献给中国的颂歌,先去领略一下他黑自己祖国的画风吧,因为这实在是全书中令人印象最深刻最惊艳的部分。

对于自己祖国的方方面面,纳维先生基本抱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官员——“在印度,如果风没有收受贿赂,一片落叶就只能纹丝不动,落叶动了,骗局就开场了。”

全体印度人——“这就是印度的病症……每个人都只对玩手段、赚快钱感兴趣。责任心不复存在,良心也正在死去。如果你善于钻体制的空子,在人们眼中你就是聪明人,如果你有权不用、有利不图,就会被认为不开窍。”

富人——“富裕的印度看不起那些在经济上不如他们的人。开宝马的诅咒开便宜车的,骑摩托的鄙视骑自行车的。依此类推,行人是经济地位最低的人,也是道路上最被无视的人,他们敢于穿过马路真是了不起,就算是走斑马线,也简直就是在做生死抉择。”

公务员——“要从这些乱成一团的文件中找出某个档案,简直就像在一个遥远的星系中找到某颗行星的某颗卫星一样困难……越是找不到需要的文件,意味着越是有敛财的途径……甚至普通的办事员态度也不友好。他们对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给你制造麻烦、榨取你的钱财才是他们所擅长和热衷的。”

出租车——“对一个印度人来说,出租车的计价器不过是个装饰品。”

医院——“在印度,进入一家医院,尤其是一家政府医院,可以说是噩梦的开始。”

历史——“印度的历史充满了国人为了蝇头小利与敌人密谋的故事。”

知识分子——“这就是印度知识阶层的处境,除非一个外国人、最好是白种人认可你的作品,你可能直到饿死也不会被人了解和赏识……印度艺术家必须先得到西方认可,然后才能在东方获得赞赏、走得更远。”

还有许多,不摘录了。看到这里,已经足够让人对纳维先生的虚无主义态度感到痛心。从历史到现实,从官到民,纳维先生几乎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家丑不可外扬,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把这些都抖落在别人家面前有意思吗?除了叫别人看笑话,对自己国家又有何好处?

何况,你的祖国应该远不像你说的这样一团漆黑。旁观者清,出生于加尔各答的英国BBC记者马克·涂立在印度工作达25年之久,他也批评印度政府的低效与腐败,但却并没有采取你这种情绪化的立场。在风格非常扎实与细腻的《印度慢吞吞》一书中,他写道:“在整个印度我们也发现诚实有效率的公仆和警官,虽然他们几乎全部都报怨这个系统妨碍他们发挥潜力。我们已经认识许多最廉洁的政治人物,在他们的事业生涯中是越来越穷,而非越来越富有。”印度的富人似乎也没你说的那么不堪,而贫民窟里的贫民也没你说得那么惨。美国作家、记者丹尼尔·布鲁克在《未来城市的历史》一书中,写到了孟买的贫民窟。他说,孟买最具典型性的奇异现象就是:重建贫民窟,与奢华住宅连为一体,这种建设项目实际上是将孟买不可改变的贫穷与深不可测的财富结合起来。在这个项目中,开发者拿到一块布满贫民窟的用地后,有权将其重建成符合市场价值的奢华住宅,而以前住在贫民窟的居民们则被原地安置到有两个小房间的中层公寓楼里——其中一个是卧室,另一个是厨房兼卫生间。丹尼尔·布鲁克对此评论说:“这种‘解决办法’只能在孟买出现。孟买的民主意味着,没有人要被迫搬走,而孟买的种姓制度的遗存意味着,住在贫民窟旁边不代表身份降低,正如住在富人区不代表身份抬高。”西方写作者写到东方时,常常被东方人认为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但上述两位西方记者对印度的观察,无疑是满满的正能量,要比你对祖国的描述客观得多了。

你为何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怨妇式的负面情感,甚至到了不惜沦为“印奸”而在“敌国”连篇累牍地诋毁自己祖国的地步?我认为,你的书中有很多可资解答这一问题的蛛丝马迹。主要是,你在印度活得太不成功了。连你在澳大利亚的儿子都挤兑你说,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而你没有经济地位。另一个细节更能透露你怨恨心态的由来。在吐槽完了印度艺术家的作品只有在西方得到认可才能在印度获得欣赏后,你露骨地说,其实你要表达的是,自己的作品在印度得到认可的时间还会继续延迟。你报怨,自己写了很多诗歌,同事和朋友们们都非常欣赏,然而出版商却经常报以嘲笑,不肯出版。这一细节,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你评价事物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的,难言客观与公正。

因为你对自己祖国的评价难言客观,你对中国的滔滔赞美也就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作为中国人,读你笔下的中国,我有时候都认不出来这就是自己生活的地方。比如你说,中国的公共厕所很好找,也非常干净,水龙头不滴水也没有损坏,不像印度的厕所,水龙头总是在滴水,要么干脆没有水。中国所有的厕所都有自动吹风机,洗手之后可以迅速吹干,有装有肥皂的皂盒,有装有卷纸或纸巾的纸盒。这真是满嘴跑舌头的话。不用说,纳维先生显然并没有去过中国所有的厕所,在此用全称判断是过于不靠谱了,稍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除了机场的厕所里提供纸巾,一般公厕里是不提供的。类似这样的话,书里真不少,比如:“在上海,现在已是4月,我还没见过一只苍蝇或蚊子。自从来了中国,我也没见过蟑螂。”“在中国的15个月以来,我没有见过一次交通事故。”这话可能倒也没错,但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是否见到过来评判事物,这个世界的许多东西恐怕都得崩塌。纳维先生就用这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方式,得出普大喜奔的结论说,总体上,中国人是愉悦的、满足的。

在书的结尾,纳维先生说,自己观察中国的视角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新鲜的,这正是此书最大的价值所在。“你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我看来可能是不寻常的……中国像印度一样有各自的难题,但这不妨碍我们去感受故土美好的一面。”这个道理能打动我,事实上,中国的山川风物每每令我沉醉。但是,公厕里都有纸巾之类的美好,的确还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确实有目共睹,由此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也真实不虚。但是,健全的民族自豪感应该建立在真实之上,不应该用鸡汤来浇灌。所以,对不起,纳维先生,您的膝盖,我们不能收。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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