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历尽苦涩的微笑

  ·  2015-09-13

8月炎夏,阳光猛烈,在太和一家寻常咖啡店等候女儿放学的间隙,我展卷重读《教我心醉教我心碎》。作者是关子尹先生,我的老师。每读数页,我便不得不放下,静望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以平复心中那份不忍。这是一本悼亡书,悼念关先生早逝的儿子翰贻。那一年,是1996年,翰贻十五岁。

我并不认识翰贻,但我们那一辈中大哲学系同学,都知道翰贻,也关心翰贻。我永远也忘不了,1995年在新亚书院人文馆上关先生的康德课时,只要腰间的传呼机震动,关先生脸上总掠过一抹忧色。我们当时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也不敢问,但人人心里都暗暗祝祷,愿翰贻能大步跨过。

翰贻走后,关先生整个生命一下子崩塌,用他自己的话,是“心毁不用”,数年间没写过任何哲学文章,反而用了极大精力去翻译德国浪漫诗人吕克特的《亡儿悼歌》及其他有关诗作。最最触动我的,是那首《当此良夜》:“我昨夜惊醒,那心坎中的悸动;当此良夜,是挥不去的伤痛,摧毁我心肝。我昨夜战斗,那人世间的苦难;当此良夜,鼓一己之余勇,终无以抵挡。”

1997年,劳思光先生七十大寿,在台北阳明山开祝寿会议。劳先生是关先生的授业恩师,理应前往,但关先生伤痛未愈,托我代读一篇半完成的文章《说悲剧情怀:情感的先验性与哲学的悲剧性》。在文章中,关先生谈及哲学最主要的功能,是善用理性去解人生之惑。而人作为一“与共存在”的存有,在茫茫人海中最为在乎的,是一己至亲。当至亲遭逢大难,就算自己如何看通看透,亦难以缓和亲人的身心痛苦半分。“在这一如噩梦般的历程中,我们往往发觉一切哲学理性都不奏效,而这就是哲学在生活里最感到无力的时刻!”我仍然记得,当年在会议中念到此处时,劳先生眼里的痛惜。

2012年8月,我写了一封电邮给关先生,邀请他和梁文道为博群大讲堂做一场有关“死亡的意义”的对谈,地点在新亚书院圆形广场,时间是11月30日。关先生一口答应,并说:“这是我面对这挑战的时候了。”关先生知我。这确是学生的愿望。没有料到的是,劳思光先生10月21日在台北辞世。我和关先生联同哲学系其他师友数十人,同赴台北向劳先生道别。其间,我问关先生,讲座之约还继续吗?关先生说,继续。

11月的香港,按常理,该是秋高气爽。但很奇怪,讲座那天从早上开始即阴晴不定,细雨时断时续。到下午两点,雨竟停了。我松了口气,决定如期举行。到四点,天色却突然逆转,以至大雨滂沱。关先生打电话来,问是否有应变计划。那刻我正在车上,不知现场如何,遂只好说,我们先到新亚再看吧。待到新亚,我一下子呆了,整个广场早已坐满好几百人,人人持着伞,在雨中,安静等待,等待一场关于死亡的哲学对话。

讲座开始前,我们请音乐系同学唱了一段勃拉姆斯的《摇篮曲》,象征生命的开始。没料到关先生开场时,语带哽咽地告诉我们,这正是当年他每晚用德文为翰贻唱的催眠曲。关先生又说,这是他数十年教书生涯中,第一次这样公开讨论死亡,希望能超越一己伤痛,从哲学的观点探讨死亡的意义。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雨在下,关先生站在广场中间,拿着湿透的讲稿,以平稳的语调,一页一页讨论生死;我和文道站在先生身后,全程轮流为他持伞;而在先生周围,不同颜色的雨伞,一层一层向外扩散;有人在做笔记,有人在沉思,有人听到感触处眼中带哀伤;待到天色渐暗,远山隐去,水塔灯亮,思想在雨中跳动,点点滴滴洒落人心。

关先生当天旁征博引,介绍了不少哲学家的死亡观,包括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等,甚至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去考究“死”字的最初意义。但究其根本,我认为有三点特别重要。第一,他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指出人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死亡必然到来却又无法确定何时到来,是生命中恒存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有限人生中活得完整和活得有意义,遂成个体无法规避的重要问题。就此而言,死既非生的反面,亦非生的终结,而是构成生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二,死亡不仅是自然和人文现象,更是社群现象,因为人并非孤零零活在人世,而总是与他者共存。因此,如何面对他人之死,尤其是至亲的离去,遂是我们一生必须经受和学习之事。这种“学习”,不是外在的知性探索,而是事关我们最深的情感和最大的伤痛。如何走出死亡幽谷,是生命的学问,既要以理统情,亦要以情款情。

第三,即使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形躯已逝,却不表示从此天人永隔,因为通过生者对死者的记忆和怀念,存殁两方可以共享一个意义的世界,实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跨越死亡的沟通”,达到更为纯粹、更加刻骨铭心的境界。就此而言,死者活在生者的念挂当中。生者不必刻意忘却,也不必过度伤悲,因为只要情在思念在,对方便在。

讲座结束后,关先生在脸书上说:“死亡问题是一永恒的奥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昨夜大家为这问题追索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我最感荣幸的,是这种精神将成为这一代许多中大人的共同记忆。”确是如此。一个人何时死怎样死,是命限,无法掌控;但人该如何面对死,却考验我们的智慧,值得我们努力探索。就此而言,未知死,焉知生。

许多年过去,我相信,我仍然会记得,那一夜,我们在风雨中直面生死;那一夜,我曾为先生持伞;那一夜,我见到先生历尽苦涩的一缕微笑。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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