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当春风吹过

  ·  2015-08-09

小思像(华欣绘)

许多年过后,我再次见到小思老师,是在中文大学刘殿爵先生的追思会上。那是2010年初夏,相思开尽蝉声初起的日子。刘先生是中文系教授,蜚声中外的翻译家,《道德经》《论语》《孟子》的企鹅图书英译本皆出自他的译笔。

还记得那天,追思会结束后,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觅到小思的身影,趋前,怕她记不起我这个十余年未见的学生,遂想自我介绍。谁知老师见到我,却马上捉紧我双手,说,我有留意到你的工作,你要努力。我频频点头,一时不能言。人散后,室外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持着伞,在校园行走,走着走着,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老师一句“留意”,让我觉得就算天下所有人不知我,也没所谓了。遂不能自已。

初识小思,是1992年暑假。我和《中大学生报》几位同学,有意办个香港文学读书组,想听听她的意见,因为她是研究香港文学史最有名的教授。小思请我们去范克廉楼饮茶,还将当时仍然健在的黄继持先生也拉了来。小思很热情,告诉我们这本要读那本要看,这个时期重要那个作家精彩。黄先生话倒不多,但一开口自有威严,小思老师对他简直言听计从。我后来才知道,黄先生在许多中文系同学眼中,是高山一样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鲁迅和尼采研究。

那年暑假,我们读了侣伦、刘以鬯、西西、钟玲玲和黄碧云等,我甚至为刘以鬯的《酒徒》写了一篇上万字的评论。我从那时开始,对香港文学产生兴趣,认识到这个小岛不仅不是文化荒漠,而且一直活水不断,出过许多好作家好作品。现在回想,这种不自觉培养出来的文化自信,对我影响极大,因为香港处在中西狭缝之中,非中非洋,总觉得事事不如人,崇西方崇中原遂成常态。在这种大环境下,中文大学倒是异数,因为它是香港唯一一所可以使用粤语来学习的大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中大有小思这样的老师,用纯正的粤语和扎实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教导我们要对我城的文学文化有一份温情与敬意,甚至要主动承担起继往开来的责任,实在是润物无声地陶冶了我们的识见和心灵。

接着下来,我修读了老师的“现代散文”课,当年中大口碑最好的课。小思素不喜人迟到,但我因为做惯夜猫子,十时半的课往往十一时半才入课室,同学都为我捏把汗,因为据说老师会用最严厉的眼神瞪着迟到者。也许我睡眼惺忪,对此倒没多大感觉,但每次坐下没多久就得下课,时间确实过得特别快。那门课的小组导修,由小思亲自带,在联合书院上。我们跟着她,一篇一篇,从周作人、丰子恺读到许地山和梁遇春。我是“问题”青年,有时下课,还会缠着老师在课室外大草坪散一会步,甚至在黄昏中陪她步行回冯景禧楼中文系。那些时光,现在回想,都是金色的。

小思是新亚人,而且恐怕是新亚书院校史上最为坚定非入新亚不可的学生。1960年报考大学时,小思将六个志愿全部清一色填上新亚书院,因为她要做唐君毅先生的学生。唐先生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新亚哲学系创办人。据小思自述,她读初中三年级时,生命陷于困顿危难之境,但在偶读唐先生的《人生之体验》后,大受启发,竟“拨开云雾,得睹天清地宁”,因此决心追随。小思得偿所愿,无论是在新亚四年还是其后的人生道路,皆深受唐先生影响。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入新亚,对于什么是新亚精神,不甚了了,甚至还在圆形广场写过大字报,嘲讽那是陈旧腐朽之物。直到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所谓精神,不在纸堆文物,而在活着的人身上。小思就是用她一生的言行,活出一种新亚人的格调,让我们这些后辈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人原来可以这样活,也值得这样活,并明白《新亚学规》第一条所说的“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的道理。唐先生1978年逝世,小思写了一篇很短的悼念文字,结句是:“老师,请放心,您的学生愿永远承担这种悲痛!”坦然承担悲痛且愿意永不放下,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

2002年4月19日,老师在中大上最后一课。我后来在香港电台拍的一个电视特辑中看到,那天课到尾声,老师说:“我昨晚一夜未眠,因为我真的好喜欢教书。”语未毕,人哽咽,数十年教书生涯画上句号。小思是作家,是学术研究员,但她最珍惜的身份,是教师。那年9月,我从英国回到中大任教,第一课也是在联合书院上。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我开始明白,什么是薪火相传。

2012年秋天,我为中大筹办第一届博群书节,主题是“燃起那一路的灯”。我们从校友处募得逾万册旧书,免费送给中大同学。小思不仅捐了书,还特别回到邵逸夫堂,和数百师生夜话,分享多年淘书心得。香港的爱书人都知道,小思堪称书界最痴狂的“拾书者”,终年流连于大大小小的旧书店,搜集香港不同时期的书籍文献,趁在一切尚未消失之前为香港文学研究多保存一点点原始资料。小思退休后,更将毕生所藏数万件资料慨捐给中文大学图书馆,成立“香港文学档案”。她当时引用了弘一法师几句诗来表达她的心愿:“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还记得当晚夜话开始前,全场掌声响起,小思向大家鞠躬,轻轻说了句“我回来了”,眼中有泪光。而我做梦也没想过,二十年后,我会有机会在我的学生面前,和我的老师灯下夜谈,细说种种读书旧事。

去年10月11日,小思在《明报》副刊专栏写下最后一篇文章,以《浴火凤凰》为题,里面说道:“我病了三个星期,没想到会遇上令人身心俱伤的事件。在嗅觉味觉全失的病态中,方知平常习以有之的感觉失去的难受。自由,也只有失去才知道宝贵。”12月我收到老师电邮:“我心里百般滋味,深知你日后历练之路长且艰难。本想立刻电邮给你,可是不知从何说起……”

早两星期,我打电话给老师,老师问,找我什么事啊。我支吾了一会,说,恭喜你的书《香港文化众声道》得了今年的“香港书奖”啊。老师不禁失笑,说,这算得什么啊。我挂上电话,心里真想和她说,我的《政治的道德》也得了奖啊,而重点不在于你得了奖,也不在于我得了奖,而在于我们一起得了奖啊。

其实什么也不用说,一如当春风吹过,万物沐浴其中,自会生机勃勃,绿满人间。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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