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四十、五十而无闻焉”

  ·  2015-01-12

——古脊椎动物家杨钟健

在回忆杨钟健的文字中,关于这位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那就是,他特别喜欢打听别人的年龄,尤令人捧腹的是,在问过年龄之后,他往往还要对被问者的声名不显当即表示失望之情。

1957年,刘后一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成为时任所长杨钟健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所里工作。在《大丈夫只能向前——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一书中,收有刘后一写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一文,其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贴大字报,说杨钟健与人谈话时喜欢问人年龄,然后拿成名成家思想鼓励人家。这样的情况,刘后一本人也碰过多次。

那是1970年的一天,在杨钟健家里,谈笑间,杨钟健突然问:“四十几了?”

刘后一说:“快五十了”。

结果,杨钟健当即摇头叹息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意思很明白——都年纪一大把了,还默默无闻啊!

1953年到古脊椎所的邱中郎有过同样的经历。有一次,杨钟健把他叫去,问其在学校里学过什么,以及年龄,邱中郎答:学过人类学,26岁了。杨钟健闻言,说:“人家二十六、七都成名了,你还刚入门。”闻听此言,邱中郎立刻惭愧得满脸通红。

不过,杨钟健的这一“雅好”,并不影响学生、同行对他的尊敬。这是因为,这位驰名世界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对于后学,在言语讥刺的同时,更多的,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杨钟健本人,是一位多彩、渊博得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学者。

191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3年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于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学习,师从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布罗利与施洛塞。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于1927年出版,被认为标志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诞生。终其一生,杨钟健先后发表过学术论文600余篇,以及20多种专著、教科书和大量的科普文章。他的语言能力也非同寻常,除了英语、德语之外,还熟悉拉丁语与希腊语。

哺乳动物学家徐钦琦1993年赴英国访问时亲眼看到,杨钟健的巨幅彩色照片被悬挂在伦敦的大英自然博物馆的展厅内。他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六位古生物学家之一。

令人惊叹的是,杨钟健一生还写有2000多首诗词,4本游记和散文集,是一位难得的文理兼擅的硕学宗师。

2014年,三联书店出版社再版了杨钟健的《抗战中看河山》与《西北的剖面》两书,这是他的游记作品,笔者刚刚阅读完前一本,得以一窥这位科学巨子的博雅风采与家国情怀。

《抗战中看河山》是其1937-1943年间所写游记式文章的汇编。其中的文字,与今天之间,横亘着近80年的岁月风烟,但其识见、情趣以及深挚的家国之感,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湘乡为曾文正公故里,此次能有机会一游,甚喜,所经地方祠宇之多,家家养猪之盛,乃至一般人洗脚之勤,或者还是曾公遗教啊!”这段话,出自书中的“湖南七日记”一文。作者观察到,此地乡间人有勤于洗脚的习惯,并将之归之于曾国藩的遗教,令人一读之下不禁莞尔。今天的长沙,被人戏称为“洗脚之都”,并有“入夜,一半长沙人在为另一半长沙人洗脚”的调侃之语,以状其洗脚业之盛。这一幕景象,或许也与终生重视身体洁净的这位湖湘先贤有关吧?

“五四”前后,杨钟健虽然就读于地质系,不过,这位理科学生对改造社会、清明政治却有极大的兴趣。他与陕西籍同学一道,创办《秦钟》杂志,激扬文字,评议陕政,揭露时弊。他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同学会”,与李璜、王光祈等人颇多来往。与胡适,杨钟健则有更密切的接触。在《杨钟健回忆录》一书中,杨钟健写道,在北大,他曾经听过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课,并一度想学哲学专业,后来“与胡先生熟悉,常到其家中接谈,所以更受其陶冶”。当时的《新青年》《新潮》《努力周报》,是他“必购而细读”的杂志。这些经历,打下了其思想光谱的底色。所以,尽管后来赴德国学习古脊椎动物学,远离了政治,但是,关心国家与社会,仍是其一生不变的精神元素。

《抗战中看河山》的每一页都揭示,杨钟健的游踪所至,也是流淌其忧国忧民思想的场域。在湘江西岸的樟木市,他写道:“湘江由此即向东拐一大弯,沿江红色岩层粗而露出甚多。附近树木杂生,风景尚佳,惟旅店则仍然很坏。我常想以乡下那样好的空气与环境,稍微布置得宜,既不难又简朴又清爽,但何以相反地如此污浊,实乃教育有缺,并非农村经济破产一语所得而却责谢过。”在陕西陇县等地,目睹土旷人稀但却农事草率的景象,他感叹:“简单言之,我国地方无一处不可爱。所谓伟大山河,就自然环境而言,无所谓好坏,所待努力者,只是人事问题。”言下之意,祖宗留给我们的,绝非一穷二白的遗产,人谋不勤,才是落后的原因。

需要提及的是,杨钟健的游记文字,并非其以游客身份纵情山水后的笔墨,而是于抗战中做专业的地质生物考察之余的副产品。国难当头,杨钟健的笔下时时流露感人的自责之词。“今国难如此严重,吾辈书生,所为何事,惭疚之余,真觉有负此大好河山”、“清夜自思,在国家危急的今日,而数十年雄心勃勃的我,难道能贡献于国家社会者还只是几篇文章几片碎骨吗?”“吾等工作,缓不济急,未能对抗战发生真切实效,令人惴惴”。此类拷问自我的话语,贯穿《抗战中看河山》的首尾,读来令人动容。

在艰苦的抗战时分,到人迹罕至之地,在“弥望皆白,朔风迫人的风景下”,孑然一身,吃尽苦,受尽罪,寻求一般人所不注重之骨化石,令杨钟健有时不免产生自我怀疑。在湖南壶天,他曾写有一首纪事五言诗:“寻骨走群山,雨雪过壶天。云重眼际小,雪深道路难。人生真羁旅,大块为自然。有涯求无限,一贯知何年。”表达了短暂的困惑与感慨。

然而,尽管艰辛备尝,且伴随自我怀疑,抗战期间,杨钟健与同事们并没有放弃在古脊椎动物学领域里的探索。在昆明附近瓦窑村的一座关帝庙,利用运输煤油的木箱作桌凳和书架,杨钟健展开了对禄丰蜥龙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当时,他曾有诗记录研究工作的艰苦:

三间矮屋藏神龙,

闷对枯骨究异同。

且忍半月地上垢,

姑敲一日份内钟。

起接屋顶漏雨水,

坐当脚底空穴风。

人生到此何足论,

频向残篇泣路穷。

诗中所谓神龙,指禄丰龙,是在昆明附近禄丰采集到的哺乳动物化石。杨钟健将类似哺乳类动物化石做成初步报告,交由中国地质学会发表,并就所采蜥龙类化石最完整之一架,作详尽叙述,取名为许氏禄丰龙。完成对禄丰龙的研究后,杨钟健曾写有《题许氏禄丰龙再造像》一诗:

千万年前一世雄,

赐名许氏禄丰龙。

种繁宁限两洲地,

运短竟与三叠终。

再造犹见峥嵘态,

象形应存浑古风。

三百骨骼书卷记,

付与知音究异同。

包括禄丰龙,以及后来莱阳恐龙的鉴定与命名,使杨钟健以发现恐龙而独步世界。

1946年至1948年间,杨钟健赴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与当时最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一道探讨,完成和开始了其一生中许多重要著作,成为当代最活跃的爬行动物学家之一,先后成为莫斯科自然博物学会的国外会员、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名誉会员、英国林耐学会会员。

在《杨钟健回忆录》一书中,杨钟健记录了许多感念的师友,其中除了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人外,对翁文灏着墨尤多。还在德国留学时,翁文灏就促其回国,并为其提供欧游的资费。回国后,翁文灏安排杨钟健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付其200元的高额薪酬,但因远高出一般薪酬水平,所里不能支付,又先后安排介绍杨钟健到北师大及北大教两小时课,补足了200元之数。翁文灏的拳拳爱才之心,令杨钟健一生感念,认为其与自己“一生生活最有关系”。

杨钟健本身,保留着许多那一代学人身上所具有的特立独行品格与温润风雅襟抱。恐龙专家甄朔南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昔日熟人视之为路人,1958年,当时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的他与一位副馆长去邀请馆长杨钟健到馆主持工作(当时杨钟健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所所长,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见到杨钟健,甄朔南十分紧张,没想到,杨钟健却一如既往,热情伸出手,并当着副馆长的面,询问甄朔南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多年后,这一幕,仍温暖着甄朔南的回忆。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病逝于北京。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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