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活动家 我是幻想家”——专访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

  ·  2014-12-29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黄礼孩 朱又可 黄锐钧 乌兰

过去作家和诗人承担了社会批判的作用,现在有了媒体,诗歌更多的是要表现内心世界的思考,更广义的关切。 ——扎加耶夫斯基

“我有乌克兰情结,每次我去利沃夫的时候,总喜欢漫步在大街小巷,沉浸在过往和历史中。我喜欢想象我的家庭在这里,曾有过的那些兄弟姐妹。”扎加耶夫斯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4年3月,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来广州接受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时,惦记的是他的出生地乌克兰的局势,从广州离开后,他马不停蹄地去了乌克兰西边的利沃夫和斯坦尼斯瓦夫。

“在利沃夫小小的机场,四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砂岩雕塑向我告别——一个士兵、一个农夫、一个领航员、一个工人。他们立正于五月明亮的阳光下,像被遗忘的希腊史诗里的英雄。”他说,他能表达的是:“祝愿一个新的、民主的乌克兰一切顺利。”

原本他的计划是要去做心脏手术。

这位1945年出生于利沃夫的波兰诗人在2004年获得了由美国《今日世界文学》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那一年,曾获得该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去世。波兰有过显克微支、莱蒙特、米沃什、辛波斯卡等诺奖得主,扎加耶夫斯基则在近年来连续成为诺奖博彩榜上的热门人物。

“我不是一个活动家,我是幻想家,任何比较严肃的行动或者组织都不会因为我而得益,但我也不是一个与现实完全脱离的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9·11”事件之后的9月24日,《纽约客》发表了扎加耶夫斯基的《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美国很多家庭的冰箱上都贴了这首诗。苏珊·桑塔格评说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扎加耶夫斯基作为克拉科夫“新浪潮”成员,走上波兰诗坛。1970年代末,他加入波兰民主反对派组织,作品遭禁。从1979年开始,扎加耶夫斯基主动到西柏林和巴黎“流亡”,退出政治运动。“如果我从事政治运动,会影响我写诗的时间和精力。”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拥有一份写着‘去过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个人简历当然很好,不过我没有。”

1988年,扎加耶夫斯基在美国休斯敦大学教授诗歌课,2002年,返回波兰,在美国和波兰之间穿梭。“我的美国同行诗人们羡慕像我这样的诗人常常因为写作受到跟踪;他们也想被别人跟踪,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扎加耶夫斯基分析在不同制度下的诗人的存在状态,“过去作家和诗人承担了社会的批判的作用,现在大家更多是一种私人写作。”

“心脏手术很成功。”2014年12月22日晚,扎加耶夫斯基的妻子玛雅通过翻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扎加耶夫斯基即将迈入七十岁,一周前心脏不适,终于不得已做了手术,计划圣诞节后出院。

三个好朋友:辛波斯卡、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

南方周末:你的处女作是在哪一年发表的?

扎加耶夫斯基:21岁发表了处女作诗。我送到文学周刊(现在已经没有了),辛波斯卡当时是周刊的主编,她看了之后觉得还不够好,让我回去多看书,多练习。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把诗给了辛波斯卡,她觉得可以发表了。后来我和辛波斯卡成为了好朋友。

第一首诗写的是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我在交响乐团听音乐会,一个乐手晕倒了,我觉得音乐是超时空的,是永恒的,怎么可能乐手会晕倒在舞台上呢?因为乐手晕倒了,音乐就停止了一会儿。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我把我认为永恒的事物和人生的脆弱的对比写出来了。

南方周末:比起其他波兰作家,你跟辛波斯卡认识得更早?

扎加耶夫斯基:我最先跟辛波斯卡认识,到辛波斯卡去世的时候我和她已经认识四十多年了。我妻子玛雅是1990年代认识辛波斯卡的,辛波斯卡特别喜欢玛雅,因为玛雅不是诗歌圈子里的人,可以离开诗歌谈点别的,整天谈诗太累了。

南方周末:辛波斯卡好像没有子女。她遗产中的两个戒指给了玛雅。听说那个戒指是她祖母的。

扎加耶夫斯基:辛波斯卡在世请朋友们去吃饭的时候常常弄些小礼品让每个人抽。她不是很有钱,就是喜欢小东西。她在遗嘱里写了10个纸袋子,编号从1到10。她去世一年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执行她的遗嘱,玛雅抽到了5号,两个戒指,跟她手指尺寸还是合的。其中一个是辛波斯卡平日常戴的戒指,人们时常可以在照片上看到。还有的人抽到的是丝巾,都是辛波斯卡个人的东西。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或是一种缘分。

米沃什和辛波斯卡跟我们都有互相邀请彼此去家里吃饭。

南方周末:波兰的作协主席说过,自从辛波斯卡获了诺奖以后,米沃什好像对她很有意见,然后就没跟她交往了。

扎加耶夫斯基:这是没有来由的说法,辛波斯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米沃什第一时间打了电话。他用录音机把这段话录下来,证明了他的兴奋。他对辛波斯卡说非常高兴,祝贺她得了奖,也调侃说现在你就没什么和平生活可过了,不停地要参加各种会议,跟各种各样的人见面。因为辛波斯卡是不喜欢热闹的人,她喜欢安静的生活。这是一种玩笑。后来他们接触都非常多,还常常请去家里面吃饭。说句玩笑话,如果米沃什根本没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他会嫉妒说本来是我得的现在给了你了。但他自己是诺奖获得者他有什么好嫉妒和生气的。

南方周末:你在大学图书馆里悄悄借阅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以及其它禁书。当时你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扎加耶夫斯基:我们把这类书叫做“地下书”,每个人读完后都非常震惊和喜欢。

当时我是学哲学的,去读文学属于跨专业,需要系主任批准,我就说我要写篇关于米沃什的论文。米沃什的这本书只能在阅览室里看,有几周,我每天有空就到阅览室去。后来我还花了一百个兹罗提(波兰币)买了1945年米沃什出版的《拯救》。

南方周末:你跟米沃什的交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扎加耶夫斯基:至少是读完这些书十五年以后。我开始读他的书差不多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我是在1983年6月认识的米沃什本人。

我有一个类似于地下沙龙的圈子,是个人组织,没有任何色彩。大家都是朋友,就讨论米沃什的书。《被禁锢的头脑》是在1950年代写成的,已经算是历史书籍了。我们当时去讨论的更多是他的《乌罗大地》,那本书是反映米沃什对当代文明的一种反思。那时候我们看到的米沃什的书,大多数不是在波兰出版的,而是在外国正式出版的外文书。所以,到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基本上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已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也很快成了朋友。

作家和诗人承担的社会责任小了很多

南方周末:你曾与亚当·米奇尼克一道作为“59人公开信”的发起和召集人,并因此丢了工作,你觉得从事政治运动和写作之间是不是很矛盾?

扎加耶夫斯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如果我从事一些政治运动,会影响我写诗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退居后面。有些诗人觉得可以同时搞政治和写诗,波兰有个叫巴兰扎克的人,就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的诗。我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让我去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一首诗也写不出来。

南方周末:你的诗歌中常常提到“新时代”、“新世纪”,诗里还有如“铁的膨胀”,这种“新”是不是让你很恐惧?

扎加耶夫斯基:“铁的膨胀”之类的还算我中早期的诗。现在我就不写这些新时代啊新潮流啊什么的。

那是在实行军管几天之后写出来的,现在我就不写这样的诗了。现在比如说克里米亚事情发生以后,乌克兰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也担心要出现某种新时代。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打算说要写某种新时代的诗。这不完全出于恐惧,是出于当时的形势以及对整个形势的思考和观察。

南方周末:波兰社会对个人的“扩张性”前后有没有变化?

扎加耶夫斯基:从文学界来说,有变化但也不是很大。文学家、诗人,还是有自己流派的传承,还是有自己的技巧、艺术,包括思维。

文学家在过去的时代特别容易出名,他只要站在反对派的一边拼命写文章批判,很多人就会认识他。现在就没有这种机会,出名也不是那么容易。

南方周末:诗歌在社会变化之后它所承担的东西有没有减轻?

扎加耶夫斯基:现在应该说,作家和诗人的责任义务要比过去轻得多。过去作家和诗人承担了社会批判的作用,现在更是一种私人写作,承担的责任要小得多。现在有媒体,有记者,他们批评社会,对劳动制度的不公平的不满,对社会不安定、不稳定的担心,但是这一类的东西用诗表达就比较难。即使你写出来,它也不会流传。诗歌更多是要表现内心世界的思考,就是更广义的关切。

南方周末:1982年你到了巴黎,后来在巴黎的二十多年当中你说过,“我没有触及法国的根”,你对法国的知识界整体的评价是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其实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原因是法国知识界根本不读诗,我倒是读法国知识界的书,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法国的知识界还是非常好的,那里有很多大的知识分子,很多哲学家,法国本身是有哲学思维的传统的。但是,法国人喜欢集体主义,喜欢所谓传统的分流派的概念,喜欢随大流。如果现在流行的是存在主义,整个知识界都是喜欢存在主义的流派,如果这个流派又叫做别的什么,一大拨人都去随大流成了这个流派了。

他们给我一种感觉,特别是用法文的时候,我称之为法国特殊的不自然的人为的语言,相对来讲比较僵化不自然;这是随大流主义或者是所谓的集体主义、集体性行为,也可以说是从众行为。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不够深刻,缺乏独立思考,更多时候,他们是患有一种集体主义病。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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