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柯文的“历史三调”

  ·  2014-12-19

1997年,柯文先生出版了《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承柯文先生抬举,不久即捧获此书,并希望如有可能,此书由我翻译。无奈此时琐事缠身,而且更多地做一些翻译组织工作,便推荐我所杜继东先生翻译此书。因为继东曾与我所几位同仁翻译周锡瑞先生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我在校阅译稿的过程中,知道他中英文俱佳。已经译过周氏有关义和团著作,再译柯文先生此书当更有把握。中译本200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中国学界好评。此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出此书,恢复了“江苏版”少量删节的内容和全部图表,并且将全部外文注释(英、法文)悉数恢复,便于研究者查找。

柯文先生此书其实是一部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写的是义和团,但义和团其实只是他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通过“义和团”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考察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时的“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的“调”在英文原文中的单词是“key”,作者本人对此的解释是“本书书名使用的key一词系从音乐领域借用而来,它的一个含意是指乐曲的音调,另一个含意是指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这两种含意对我在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不过,它们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音调或‘调子’。”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就是“损失”。英语的“key”除了音乐上的音调外,还含有“钥匙”、“关键”等义,以此为书名,自然又暗含了理解、破解“历史”和“神话”的钥匙、关键之意,即柯氏所谓“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中文未能找到与“key”完全对等之词,只能以“调”译“key”,照顾音乐之“调”,却丧失了内含钥匙、关键的丰富性,无可奈何地舍去了作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译事之不易,此可为小小一例。

全书的重点,自然是“作为神话的义和团”。柯文认为,“历史”与“神话”的不同在于:(1)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2)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柯文承认,“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或许可被称为‘普通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这种现象会在某些特别时刻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并常常以令人瞠目的创造性(有时以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历史上“关公”形象的“形塑”过程,也是历史被“神话化”最典型也最易为人理解的例子。

虽然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可以被“神话化”,但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越容易被“神话化”,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其“神圣化”或“妖魔化”。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的义和团,自然难逃被“神话化”的命运。柯文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帝运动时期、“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后对义和团的“神话”做了细致剖析。在不同时期,义和团“神话”的形象完全不同,甚至同一个“神话制造者”,在不同时期对义和团“神话”的正负形象的制造竟然完全不同。

《历史三调》代表着柯文先生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循此进路,他在2009年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所起作用做了层层剖析。

更重要的转变在于,作为30年前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者和影响深远的“中国中心观”的重要推手,柯文先生现在对此做出某种调整。他承认: “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其他研究主题,也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弃之不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者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微妙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中国中心观是有局限的”。显然,“(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象。然而,这种互动极其复杂,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某些情况下)全体人民把自己摆放进历史记忆空间的方式。”但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

完成《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一书后,他突然想到,如果从世界各国的诸多事例中,选择与某些特殊问题相关的一定数量的例子,加以综合分析,可能会非常有意义。经过几年潜心研究,他出版了新作《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该书聚焦于6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未能全书拜读,但柯文先生向我详细介绍了新作各章各节的内容,精彩异常。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但是,此书中译恐更加困难,因为不仅要中英文俱佳,而且要对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者,方能胜任。

《历史三调》、《与历史对话》和《历史与大众记忆》三部著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是历史与现实对话,或者说,历史如何与现实对话。所以柯文先生写道:“历史学家与翻译家一样,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即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

来源:《北京日报》2014年12月15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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