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汪丁丁的傲慢与偏见

  ·  2013-05-22

网友“晒书僮”写道:“手撕鸡、手撕包菜、手撕日本鬼子,‘手撕汪丁丁’如今横空出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布坎南著《自由的界限》一书中,汪丁丁所写8 页的序言因故被人工撕掉再行发售。此举实在是全球出版业的创新。”有网友在微博问,“为啥除了序言,书末也撕了两页?”据说书尾被撕的是参考书目。

我关注此事,一个重要因素是,去年冬季以来我与浙江出版社的编辑有点交往。我读微博上的相关评论,感到没有一个说得透彻全面的。两种极端言论,要么完全归咎于出版管理体制;要么完全归咎于浙江方面某个人(或文宣官,或学校官,或出版社头头)。总之,是将复杂现实简单化的思维。

我同意5月19日《南方都市报》A04版引用的,一位网友对手撕效果的评论:“在互联网时代撕序之举实属愚蠢,无异于助推人们去发现它,关注它,阅读它,并转发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一荒唐做法也给序言增添了新的内涵——导购广告,想必如此促销的效果也是极好的……”

确实,如果没有手撕事件,汪先生不会把他的这篇被人视为洪水猛兽的序言贴到他的搜狐博客上,我也不会找它来读了。至于有网友说主事者意在促销,那是以己度人:一来汪序不一定是浙大出版社的人要撕的;二来即便是出版社的头要这么干,他也不会是出于经营考虑,人家是要表现他押宝的 “政治正确”。又不是他投资的出版社,国有企业他才不会太在乎赚钱多少呢!

尽管事情闹得天下皆知,浙大出版社、浙江大学和浙江出版管理部门,都沉默似金人,没有一家站出来作出官方回应。报道说,有浙大出版社不知姓名的编辑对人嘀咕:“这年头,大家活得都不容易,相互多体谅吧!”我非常厌恶这种腔调,无非把责任推给“体制”与“大环境”。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某个具体人开脱责任的理由。这种手撕序言的事,迄今为止只有浙大出版社“独领风骚”!因此,不论是出版社,还是浙大,或者是某个地方官员,我认为,必须追究作出手撕序言这个愚蠢决策的某个人的责任,剥夺他胡来的权力,并处以罚款。

汪丁丁教授在搜狐博客中(5月9日附录被撕序言那篇)写道:“手撕的决策,真令我感到可气又可怜。”我对他的愤慨表示真切的同情和理解。但是,对他在两篇相关博文(另一篇见5月14日)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所表现的傲慢与偏见,十分不以为然。这也算是“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吧。

汪先生也太“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了吧?他附录的那篇序言结尾写道,“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期,与经济转型期相比,应当更加漫长。这是因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之后,我们前面还有大约一百年的路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不揣冒昧,将这篇文章献给二十二世纪的年轻人。”这就是说,他的序言本不是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看的,是为90年之后的人写的!那您发表他干嘛?为了让历史证明你有先见之明?呀呀呸……

汪先生也不是“天低吴楚”,他很鄙视浙江人,却很赞赏上海!他说:“……这次事件再度表明,与上海完全不同,杭州是一个‘小地方’。商业化(已毁灭了西湖),金钱拜物教,温馨而自私的小市民,如此而已。小地方不可能有一流的新闻出版,因为小地方很难培养具有宏大政治视野的公民和公民意识。”又是“小地方”,又是“小市民”,把地方与人混为一谈。

要知道,浙江是全国领先的经济大省,杭州是它的省会,是历史文化名城。如果杭州都是“小地方”,杭州人都是“小市民”,那中国就只有北京与上海是“大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是高等华人了!“上海人”且不论,“上海”与别的中国大陆城市相比很了不起吗?也就像深圳一样,在我看来,靠特区(“新区”)政策,经济比别的省市发达而已!就出版与文化而言,在我记忆中,文革期间,上海有《朝霞》杂志,出了“四人帮”中的两个文痞,有写作组“石一歌”、“罗思鼎”,确实全国“领先”;上世纪80年代,有《文汇月刊》等出版物在全国颇具影响力,而今在思想文化方面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出版界公认最好的出版社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其所在地桂林市是“大地方”还是“小地方”?新闻界公认最好的杂志是“财新”的《新世纪》,汪先生是它的学术顾问,“财新”的大股东不就是杭州的吗?您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不是在浙大出了这么多期,才要转到上海出吗?“北京人”与“上海人”浅薄的优越感,浓烈到居然传染汪教授这样的大学者了,可见优越感这种病毒跟H7N9一样很厉害嘛。

汪教授一生气就语无伦次。他一会说“经查实,此类下三滥行为与中央主管部门无关,纯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室的愚蠢胆小而且自私的行为。”一会儿又说“我在博客里声明,此事与中央政府无关,纯系地方不良官员精神错乱及浙大出版社丧失立场的结果”,“可悲的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还自以为政治嗅觉敏锐,所以才犯了这次的荒唐错误,以致要被将来的历史学家嘲笑。”请问,据汪先生查实的结果哪个是真的,到底“纯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室”的行为,还是“小地方”的“文宣部门”“不良官员”精神错乱干的,浙大出版社只是没有坚守自己的立场?其实,中国的现实很复杂,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并没有固有的“立场”,换个领导(从局长、校长到编辑室主任)可能做法就有变,这就是所谓“人治”而非法治,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以浙江大学出版社为例,去年刚出了一批有份量的书,比如“播种”丛书,有杨奎松的《读史求实》等两种、袁伟时的《文化与中国转型》等两种、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等等。策划编辑本想今年更上层楼有所作为,忽然换了领导(我也不知哪一层)很多选题就不能做了。

我的意思是说,因某件事给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下结论是粗野的。汪先生这样的学者应该有知人论世的水平呀?可见,傲慢与偏见,还有肝火太盛,误人非浅呐。

来源:《大家》

* 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阅想网立场。 *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最新文章

  • 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