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是忠勇还是愚昧?——重读《今夜有暴风雪》

  ·  2013-04-27

       《今夜有暴风雪》(1984年)是梁晓声的一部著名知青小说。在小说的“序言”中,梁晓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观和“英勇”观:“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时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槃,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葬土地之青春,真所言忠烈之青春。”这番宣言慷慨激昂但又极度可疑:对谁的“忠”?为谁而“勇”?“葬青春之土地”必定“神圣”吗?何种“英雄主义”可谓之“至高涅槃”?为谁“涅槃”?这些被梁晓声所崇拜的所谓“忠勇”人格、“神圣”道德经得起理性的检验吗?如果一切“忠勇”皆为“神圣”,皆堪讴歌,那么,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者难道不无私、不“忠勇”、不“壮烈”吗?他们不也是一些“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价值维度取消,只问“忠勇”与否,“911”恐怖袭击和革命英雄的舍身炸碉堡何其相似![1]

梁晓声的问题就在于回避了这一切具体的追问,把“忠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等等抽象化为一种超越历史和时代的人格。梁晓声说:“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渎,纵然时过境迁而此精神不可轻薄。”“精神”既然可以脱离扭曲的“时代”而“独立”,因此也就逃离了历史反思。的确,扭曲时代的精神不见得必然也是扭曲的,但是扭曲时代的主导精神必然也是扭曲的,否则就成其为“扭曲时代”了。能够与这种“扭曲时代”的主导精神抗衡、不受其摆布和控制,依靠的是个人独立思考的力量和独立选择的勇气。很遗憾,我们在梁晓声的小说中看不到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具有主体性、经过现代文化启蒙的人而言,没有对个人生命和价值的尊重,就没有真正的英雄主义。没有个体选择和理性思考的自由,没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觉醒,所谓的“献身”就是盲目的献身,所谓的“忠勇”就是愚昧的愚忠。这种“英雄主义”贬低和牺牲了个体价值,而不是成就、激励了个体价值,它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反复灌输的结果。正如许允仁说的:“一个英雄可以有精神上的迷惘,可以有性格上的弱点,他在价值方向上的错误可以如此巨大,以致于使他陷入血腥的罪恶之中,他在性格上的弱点可以严重到足以使他毁灭,这些都无碍于英雄之为英雄。但是,英雄的本质在于,他必须是一个永远从自己本真的体验中寻求价值方向的自我主导的人。”[2]具体到中国的“文革”时期,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知青(当然不仅仅是知青)是在思想自由、选择自由的环境中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选择了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选择了献身?他们可以不选择这种“主义”或“献身”吗?他们有真正的道德自觉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要这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我也不想献身,我只想做一个人”吗?我们必须区别基于个人道德自觉的献身和随大流的、甚至是迫于形势的“献身”,区别一个人在自由的思想环境和行为环境下自觉选择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与在专制环境下、在舆论一律和意识形态控制环境下“选择”(其实是被迫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果把自己被迫的、被愚弄的、被蛊惑的理想和献身当作值得大加赞扬的“忠勇”,大谈“青春无悔”,真的是可怜加可悲,愚蠢加愚昧。自以为“英雄”,其实是虚假理想的牺牲品。

那么,梁晓声小说中的这种“忠勇”,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基础上的,还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幻觉或意识形态控制基础上的?这种“理想”是个人选择的,还是集体强加的?是尊重个人生命和价值的还是扼杀个人生命和价值的?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吧。

《今夜有暴风雪》描写的是1979年知青大返城前夕北大荒某兵团的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一开始就是冬天的黑龙江的冰天雪地的景象。梁晓声用自己一贯擅长戏剧化描写手法,一种酷似电影剧本的笔法,把北方极寒之地的夜晚那种萧索和荒凉写的极具视觉冲击力,同时也把作品主人公推进了了一个类似存在主义情景剧的选择环境(这也是梁晓声小说的一贯特色):在这个极寒之地,北大荒40万知青返城大潮,兵团正在面临解体,每个人都面临生死攸关的人生选择。

就在这个极寒之夜,大批知青正人心思走,正在为了回城与兵团领导进行激烈斗争,也是在这个夜晚,兵团某师二团工程连战士裴晓芸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在她的身边只有一只叫“黑豹”的狗陪着她,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神圣感。当然,在梁晓声的笔下,这不同的选择被处理成道德和人格境界的差异。裴晓云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身世,回忆自己如何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发到枪,不能站岗,不能成为真正的兵团战士。因此,这种回忆充满了强烈的自豪和尊严的感觉。

这边是裴晓云一个人在站岗,那边则是一帮知青在闹着要回城,包围了兵团的会议室。因为兵团团长马崇汉并不想让所有的知青都回城,私自扣下了兵团总部要求三天内办理回城手续的通知。在兵团领导在团部开会的同时,这个会议的消息被传了出去,大批的知青愤怒地包围了团部会议室。形势变得非常紧张。

小说一直在这两个场景之间切换,之间穿插了各种回忆:通过回忆或倒叙的方法叙述兵团团长马崇汉、指导员孙国泰以及工程连连长曹铁强、工程连的指导员郑亚茹、警卫排排长刘克迈以及小瓦匠等之间的各种故事。特别是曹铁强和裴晓云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两个加上郑亚茹的三角恋。

在一片混乱中,兵团的仓库被抢,刘迈克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被小偷刺死,成为忠勇的“烈士”,留下自己马上要生产的妻子。同时包围在会议室外面烤火的知青不小心致使兵团仓库失火,被知青全力扑灭。兵团终于同意让所有愿意回城的知青回城。

第二天兵团在大礼堂发放回城知青档案。但为了惩罚那些没有参加灭火的,兵团的领导在发放档案材料的时候把队伍分成两队:参加了灭火的知青排一排先拿,没有参加灭火的排成另一排后拿。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三十九个知青自愿要求留下。

同时,兵团为裴晓云和刘迈克两个人举行追悼会,场面极为悲壮,刘迈克的妻子昨夜在混乱中流产了,她还不知道刘迈克已经死亡的消息。同时,郑亚茹正在和她的男友匡富春进行着一场严肃的谈话。匡和郑亚茹本是有冲突的人,匡上军医大学的名额被郑亚茹利用关系搞来给刘迈克,但是刘克迈知道后坚决拒绝看了这个机会并和郑亚茹彻底分手。郑亚茹为了怄气每月给上大学的匡汇钱,结果两人慢慢相爱了。匡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兵团并和郑亚茹恋爱了。现在,郑亚茹希望他和她一起回城,但是被匡拒绝。小说的最后是若有所失的郑亚茹和一群知青坐车回城,把自己本来想带走的半牙具缸雪水和泪水洒在了冰天雪地。

下面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苦难与牺牲的审美化。

为什么《今夜有暴风雪》这样的作品会感人?“文革”中知青的那种所谓的“牺牲”“壮烈”,即使不应完全否定,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比如支撑知青之壮烈行为的那种所谓“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不适当地忽视了个体价值(包括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利益和生活方式),本来应该促使我们认真反思。但现在它在小说中为什么变得那么“感人”?那么审美?作者到底调用了哪些文化和文学因素?

梁晓声为知青“上山下乡”辩护的巧妙之处是:他从来不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运动好,应该得到肯定。他回避了直接的正面评价,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首先,采取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处理方式,即把知青英雄叙事和献身故事的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和政治背景抽空,让它发生在几乎是没有具体时代特征的抽象环境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方面比《今夜有暴风雪》还要典型)。其次,调动一切修辞手段,竭尽煽情之能事,写了一批为那个时期的“理想”献身的“英雄”,把他们的献身行为写的惊心动魄、绘声绘色。于是,他们的可歌可泣的、动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本身似乎就获得了一种美,一种悲壮和崇高的美,我们很可能会被他/她的献身精神和献身行为而感动,不再去追问献身的对象、目标到是什么,是否应该值得为之献身。

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样,《今夜有暴风雪》充满了对一种抽象人格的赞美:刘克迈为了抓小偷献身,裴晓云为了坚持站岗而献身,等等。这种“英雄主义”和献身行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人格或品德。知青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与极“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尽可能淡化,变成了一个在遥远的边疆偏远地区发生的人和自然搏斗的故事。“文革”或其他极“左”意识形态对知青和边疆建设兵团的消极影响被降到了最低程度。比如,尽管“出身论”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提得最多的“左”的因素,但在《今夜有暴风雪》中,正是出身不好的裴晓云得到了男主人公、男英雄曹铁强的爱情。[3]这篇小说(也包括梁晓声其他的小说)尽管也写到了“出身论”,但是和《在小河那边》《伤痕》不同,“出身论”的伤害在小说中被极大地简化(常常一笔带过)。它所强调的不是“出身论”对个人造成的巨大心里伤害和现实歧视,而是强调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威力,相反遭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抵制,因此没有对人对社会造成多大伤害。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抽象的道德人格其实非常可疑。裴晓云长期遭受“出身论”迫害,好不容易第一次拿到了枪,第一次站岗,因此心里对“祖国”、对“集体”充满了感恩心理,连生命也置之度外。作者把这种精神、这种行为写的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写到她对于“出身论”的反思,甚至在长期遭受迫害后也没有丝毫怨言。这种缺乏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献身英雄”真的那么值得可定和歌颂吗?她的死应该唤起的难道不是作者的悲悯、抗议(对制度的抗议)而不是赞美吗?

同时,为了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小说调用了一些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几乎无关的、抽象的人性元素和叙事元素,比如主持公道、匡扶正义、向权力说不(比如男主人公曹铁强帮助小瓦匠和团长以及警卫排长的斗争就是非常典型的;再比如对于男女主人公曹铁强和裴晓云的爱情的处理,特别是有一年春节,裴晓云和曹铁强两个人单独在兵团的各种有趣故事)。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且有效迎合了读者阅读古典小说时培养的审美习惯。故事中的很多元素取自人类情感的母题或原型(它们在传统小说或民间故事中得到过反复表现)。即使是小说通过回忆形式叙述的曹铁强母亲遭受的政治破坏,也被描写成抽象的“烈女”和抽象的强权之间的斗争,曹铁强被塑造为一个侠义心肠的好汉,曹铁强的奋斗动力被描写为“不给爸爸妈妈丢脸”,他们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好汉”家族。特别可笑的是:自己的母亲被极“左”路线、极权制度夺去了生命,曹铁强不是努力去了解、反思和批判极权体制,而是要“知道母亲是从哪一座山崖跳下去的”,然后去征服这个山崖(仿佛这个“山崖”才是凶手!)。如果他的母亲是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么他是不是要去炸掉这个楼?这样就不会发生类似悲剧了?[4]

由于很多读者往往不具备自觉的反思能力,梁晓声对于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的这种处理一方面弱化了作品的社会反思力,减少了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所谓“艺术感染力”,通过英雄叙事来强化作品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力量。

一个知青作家可以对一个曾经对中国社会特别是知青群体本身造成极大伤害的具体政治事件作这样非政治化的处理吗?兵团的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看看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 期是怎么写的:

……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 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365起。内蒙古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 起。广州兵团:193 起。其中师级干部2 人,团级干部38 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 死亡553 人。1970 年8月,3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3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 年第39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

内蒙兵团:事故928 起,造成126 人死亡,伤756 人。34 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9 名知青。1972 年5月,43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69人。

广州兵团:死亡210人。

云南兵团:死亡297人。

新疆兵团:1969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134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26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0.34元。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7 元。偷一根甘蔗,罚20 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

5、知青思想不稳:

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2 万余人。

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 年走掉204 名,其中104 名任何手续都不要。

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 人,未遂248人。

云南兵团:近年内知青走后门达300多起。[5]

这份简报披露的问题远非完全,但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它与以后的“伤痕文学”所控诉的“文革”现实一样,构成了我们对知青运动的另一种评价体系。但是看了梁晓声的小说,我们对兵团会有什么样的印象?这样的作品谈得上真实和典型吗?毕竟文学艺术对特定时期的生活、历史的描写会被读者当作那个时期的真实生活和历史来阅读,更何况在“文革”和知青历史错误仍然没有得到认真严肃反思、连历史真相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梁晓声的小说无论在认识意义上还是在教育意义上都是带有极大误导性的。

第二,英雄和凡人的等级制。

梁晓声在《今夜有暴风雪》充满激情地赞美兵团知青说:“他们不怕死,只要能做英雄。”“他们就怕平凡的生活。艰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平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软性的挑战。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力应付这种挑战。渐渐冷却的政治兴奋在他们身上转化成追求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的激情。”说的直白一点,这种激情就是求死精神。

有人一心求死,渴望成圣,当然是他的自由。但一个有悲悯之心的作家却不能赞美之,更不能以之为标准来评价他人,蔑视那些奉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凡人。《今夜有暴风雪》没有对挣扎于边疆极寒之地的小人物给予足够的关爱,相反却表现出冷漠甚至极大的蔑视——如果他们没有英雄壮举的话。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小瓦匠和刘克迈在一次山洞里进行爆破时出现了险情,被刘克迈救了一命。这时作品这样写小瓦匠的心理活动:

他心中是多么羞惭啊!扑在炮眼上的应该是他!受伤的应该是他!掩护别人的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小瓦匠!他不是对自己那么自信过,在危险的时刻,自己肯定会表现得象个英雄人物吗?他不是曾经希望过生活为自己创造一次这样的时刻,让自己有机会表现出英雄的行为么?他不是曾经对自己说过许多不怕死的话么?这类豪言壮语不是都工整地写在自己的日记上了么?他不是曾经那么神往地想象过,假如某一天自己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小瓦匠的日记,也会象张勇、金训华等烈士的日记一样,被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敬意地去读么?这种想象曾给他带来过多少不被人知的安慰!

小瓦匠啊小瓦匠,这个常常受到别人揶揄和奚落的弱者,这个在现实中常常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悲哀的心灵苦闷孤寂的人儿,仅仅是靠着这样一种对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的想象,才能够在心理上获得一点点和别人平等的自我意识啊!

可是今天,连这一点点稳定自己心理天平的虚幻而又真实的东西,他都丧失了!

他的整个心理天平倾斜了。

他对自己彻底绝望了。

在危险的时刻,他成了一个可耻的逃生者,做出英雄行为的时机被别人占有了。

他简直觉得无地自容!

他哭得那么悲哀!

那是一种对自己悔恨到极端的大的悲哀。

不但没有对小人物的同情,相反,让这个被“英雄”救下的小人物背负极大的类似自戕自虐式的心理压力。小瓦匠不但没有庆幸自己被救,相反,感到“无地自容”、“对自己彻底绝望”“悔恨到极端”,原因居然不是别的,而是错过了成为英雄的机会!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一个靠对革命意识形态灌输的英雄想象才能找到自己与别人的平等感觉的人,是可怜的,他需要的是现代平等主义的文化启蒙,而不是整天做着“烈士”梦,想象着像金训华那样去死。而且即使小瓦匠真的感到惭愧,他应该惭愧的也是自己出于本能的逃生行为差一点使别人丧失了生命,而不是因为自己做英雄的机会被别人抢了去了。

那么,小瓦窑如此渴望成为的这个“英雄”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希望成为英雄?请看:“假如某一天自己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小瓦匠的日记,也会象张勇、金训华等烈士的日记一样,被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敬意地去读。”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做英雄原来是为了成为被后人崇拜的“革命烈士”!这个动机真是不纯得可以!

要么是英雄、烈士,要么就是苟活者,即使不是苟活者,也是被别人、也被自己瞧不起的,在英雄面前是低人一等的。在表现知青回城问题上,梁晓声虽然没有为“知青”运动直接辩护,也没有明确说知青不应该回城,但他的价值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选择留在边疆的人才是值得赞美的“英雄”。作品中所有那些得到作者竭力赞美的人物,或者成为了烈士(裴晓云、刘克迈),或者选择了留在兵团(曹铁强等),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北大荒;而选择回城的知青则受到蔑视(以郑亚茹为代表)——作者的蔑视和他们自己的蔑视。

这样,《今夜有暴风雪》就以有无英雄之举为标准建立了道德、人格和精神的等级制。小瓦匠不仅用这个等级制衡量和评价自己,而且以此评价自己的弟弟。在发放知青回城资料的大礼堂,小瓦匠看见弟弟身穿一件崭新的军大衣走进来,弟弟的脸也是清洁的。他以为弟弟没有参加昨夜的救火行为,当即怒不可遏地想:“为什么是清洁的?!为什么不是肮脏的?!”小瓦匠的弟弟立刻成为蔑视的对象:“他(小瓦匠)自己,他们所有这些脸上肮脏的人的目光,都投射到弟弟身上。”“小瓦匠心中替弟弟难受极了!他将身子转过去了。”当弟弟走到他身边站住叫了声“哥”时,小瓦匠“猛地转过身,吼道:‘别叫我哥!’‘你不是我的弟弟!你给我滚出去!’‘我揍你!’”因为怀疑弟弟没有参加救火就要断绝兄弟关系,这个哥哥真是无情得可以。当然,小说随即告诉我们,其实是小瓦匠误会和冤枉了自己的弟弟,这件新大衣其实是团长借给他的,因为他自己的衣服昨夜救火时差不多烧光了。这个可怜的弟弟这才重新得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作者赐予了)做人的资格。这是多么典型的英雄对于凡人的歧视。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如果这个可怜的弟弟真的没有参加救火,他就理应被歧视,永远被得不到哥哥和别人的原谅、甚至失去做人的资格吗?难道做出英雄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歧视凡人的特权吗?

在梁晓声的小说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终于败给了虚假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败给了自己的英雄梦。在此我们要问:“英雄”的符号难道比人的生命、比爱情、亲情更有价值吗?对比北岛80年代初“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的人道主义呼喊,梁晓声的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英雄主义”就更值得怀疑:这毕竟是一个从虚假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回归真正的人的时代,何况这个真正的人还远远没有站立起来。

 

 

[1]许允仁关于“牺牲“的一段话值得在此引用:“在目前中国文化政教不分的语境中,提及‘牺牲精神’时不得不进行一点说明。一方面基督教宣扬的主动背负十字架,佛教宣扬的“舍身饲虎”是一种牺牲;另一方面,恐怖分子敢于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人肉炸弹;日本旧军人战败时敢于切腹自杀;纳粹冲锋队员蔑视死亡奋力作战的勇猛;黑社会成员为了集体的利益和大哥的命令无视自己生命与人拼杀的气概,也是一种舍己牺牲行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前一种牺牲才真正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价值,而后者的英勇舍己行为,非但不具有道德价值,反而意味着某种道德上的病态和不成熟。因为,只有前者为之牺牲的才是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不分国家、民族、阶级等差异,平等地有利于所有个体人格的成长。而后者的勇猛和牺牲则是以某种单边主义的方式为了某个特定共同体的价值目标而战,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罪性。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或偏狭的激情,这种勇猛和牺牲会得到它所献身的共同体内部的感激和赞扬,但是,它们和真正的道德价值无涉。”参见许允仁:《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http://www.docin.com/p-458159072.html

[2]许允仁:《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和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从《集结号》看后极权主义的艺术创新》,http://www.docin.com/p-458159072.html

[3]这点在梁晓声的近作《知青》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持出身论的人常常妖魔化,被描写成极个别人的怪异甚至变态行为,受到整个知青群体和兵团领导、本地老百姓的一致抵制。这样,它不但没有能够真正破坏知青群体的人际关系,没有能够成为领导和群体评价人的标准,而且也没有对出身不好的人造成真正的伤害,出身不好的周萍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喜欢和照顾。

[4]值得指出的是,小说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没有对体制进行过反思。以下是政委孙国泰在知青裴晓云和刘克迈死后的一段心理活动:“对于他们的死,谁来承担责任呢?是暴风雪?还是昨夜的混乱?是团长马崇汉?还是他们的连长和指导员?或者是……他自己。作为政委,他觉得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段所谓的反思其实什么也没有反思,因为小说中被描写为最有政治头脑的政委,居然完全没有想到体制的责任,而且紧接着就是觉得他们死的很值:“一个死得……悲惨。一个死得……庄严。一个死得……英烈。一个死得……神圣。一个的死,换得了可见的代价。一个的死,升华了兵团战士的称号……。”

[5] 转引自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3 卷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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