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彪:国门的开与关之间——读《邓小平时代》

  ·  2013-03-05

邓小平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政治强人,也是伟大人物。他是国际公认的共产党人中对中国的进步贡献最大者。所以,有关他的传记,一直很多。最近,美国人傅高义的著作《邓小平时代》汉译本出版,在邓公逝世15年之后,又重新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邓小平旋风,知识界和行政界,几乎是人手一册。当然,官员们所买,以公费居多。从我除夕前一天买的三联书店版的版权页上得知,初版即有50万册。这样的一个数字,于一本政治人物传记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天文数字了。此书我断断续续地化了一周多时间看完,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为好。

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对邓公是非常熟悉的。上小学时,喊过打倒他的口号。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因为是班长,我还上台念过从报纸上抄来的批判稿,那时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叫“还乡团”,团长就是专指邓公的。后来粉碎“四人帮”,后来邓公复出,我同样跟着举拳头喊口号写文章出黑板报,衷心拥护和热烈欢呼。对邓公改革开放后的所有大政方针,我都是亲历者。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同千千万万个跳出农门的大学生一样,我更是邓公高考制度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虽然我对当代中国人写的当代政治家传记,并不喜欢,因为除了苍白无力的脸谱化粉饰,除了歌颂暴力与阴谋,除了使人更深深地体会人性的黑暗和绝望之外,难以给人以精神上、智力上的审美愉悦,如果不想浪费时间,还是敬而远之、不作议论为妙。好在这本《邓小平时代》是一个不以取悦中国政府为谋生手段的洋人学者傅高义所写,材料来源比较广泛而严谨,写作态度认真而朴实,所以,尽管知道有许多的删节,有的甚至有影响阅读连贯性的嫌疑,但是,读他的传记,还是有所收获。

现在知识界、政界对这本书的热捧,固然有此书透露出一点点以前所未闻内幕的原因,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渴望和焦虑,比过去十多年更加强烈和紧迫,所以,这些情绪,就化作了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公的怀念,就以买这本书、读这本书、谈这本书来进行了。因为这十年来互联网的发达,对外交往的增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有多少原先以为的秘闻了,能够借看此书才重温一次,不过是再一次地印证。

看完此书,有两点感受特别深,一是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打开国门的时间并不短,但是,因为时开时闭,充满反复,结果却不如当年的同学好。感谢邓公在新中国将国门关闭了30年后,又重新开启。二是邓公的伟大在于,他一直非常清醒地坚持,只有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的出路,这个信念一直坚持到最后不动摇。他可算是少见的老而不胡涂者。这不容易。

东方的近代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不断融入西方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对西方不断开门与关门的历史。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我们与日本在对外开放的时间上,相差无几。但是,日本这个学生,却学得非常好,终于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原来的东方老师,并逐步实现了“脱亚入欧”的梦想。即使在二战中作为战败国,它并没有停止吸收西方文明的步伐,最后,在20世纪的后半叶实现了真正的经济文化的崛起。原因,就是这个邻居一直开门建国,从未停止或间断过。而且门都开得彻底,从无遮掩。而中国,前有满清政府顽固的的闭关锁国困局,中有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中断,后有文革浩劫的空前倒退,闭门多于开门时,所以,国门的大规模待续开放,并且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还是因为邓公执政后的改革开放。

邓公之所以能够对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得益于他曾经少年时的留学法国、苏联的经历,得益于他一直敢于面对现实的性格,明白差距,明白规矩,懂得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懂得中国要生存发展,必须适应国际秩序、遵守国际规则。所以,他甫一上台,政局稍有稳定,就马上打开国门,派出了多个高级考察团出国,了解世界大势。特别是1978年,共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数百名部长、省长、书记等也参加了考察。影响最大的是谷牧代表团的出访欧洲5国15城,这是中国走出冷战的第一步。这次访问给成员们以极大的震惊。回来后十多天,代表团马上整理出书面报告。邓小平单独接见了谷牧深谈。此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世所罕有的。因为当年的日本明治政府,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派出了51名官员出访西方15国,回国后,化了10多年时间才出版了21卷的考察报告《殖产兴业建议书》。当然,时代不一样,当年的日本可以慢慢来,而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大家心里都急,都等不起。清政府当年也派过人考察西洋,效率也没有邓公高。

不管怎么说,打开了国门,才知道我们与别人有多大的差距,才知道我们一直想拯救的水深火热的世界并不存在,他们的日子远远比我们好,我们需要拯救的,恰恰是自己。原来我们一直描写的青面獠牙的敌人,原来是同我们一样的有喜怒哀乐的人类。我们才发现,是自己一直在自作多情。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说,前提是打开国门,首先是开放。只有开放了,才能促进改革,否则,固步自封的僵局,就难以打破。考察学习、留学进修、培训交流、借款出口……只要不把国门关闭,想倒退,就比较困难。

中国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在后人看来,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但在当时的当局者看来,因为身在其中,可能非常艰难。正如书中导言中邓公对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说的那样:“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人性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体制的因素,经历的因素,交集互动中,会使任何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1989年之后,依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对于各种关闭国门的声音置之不理,仍然开放国门。于大部分人而言,在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最便捷也最容易得到认可的,是重过去,轻车熟路。邓公的南方谈话,将有点关闭倾向的国门又一次顶开。他说:“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他的南方谈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但是改变中国的事件,也是改变他本人历史地位的大事。

作者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诚哉此言。不过,如果将中国的台湾也列入,则又是不完全准确了。

对邓公现在要作出评价,可能为时过早。同他可作一比的中国人,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苏联的同学蒋经国。后者在中国史上的价值,肯定会比邓公高。邓打开国门之后,眼光上并不比清代的慈禧太后高明。老太太所有改革的目的,一是保爱新觉罗氏的大清,二是所有进口的,是除了政治体制之外的技术革新,都是皮毛。邓公历史地位比老太太高,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是因为他的权力可以延续近三十年,而他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世界工业革命成熟的后期,并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所以,只要十多亿人不再胡折腾,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绩,使中国摆脱了贫困状况。

从历史潮流上说,进入世界体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打开国门,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这个过程,会因执政者不同,而出现时间的长短。邓公能够顺应世界大势,确是不易之举,也值得尊敬。从本人来说,如果没有他,我的命运也可能会完全不同。感谢他。

邓公和小蒋都是革命党人,都是改革家。邓公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家,而蒋经国是中国国家的改革家。前者的所有改革,都以共产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所以,任何可能触及一党体制的西方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东西,都当成了苍蝇、糟粕,即使在打开大门之后,也要坚决、彻底地加以拒绝。而后者,走得更远。小蒋明白,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所以,只要对中国有利,可以牺牲党派利益。台湾的现在,就是大陆的未来。

当然,政治家所有作出的选择,都是自己所处环境使然,都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个人的基本判断,会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哪怕是无神论者,只要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凡是对历史还稍稍有所敬畏的政治家,是应当考虑自己在后人心目中的评价的。邓公是考虑过的。他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没有认为自己是导师统帅领袖舵手。他比他的前领导老毛清醒多了。

作为读者,如果不是对邓公特别有兴趣,对当前的改革不特别关心,我以为这本书并无一读的必要。一是书太贵,要88元,以我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10元计,干满8小时,一天也买不到一本。二是书太厚,阅读很费时间。以我的阅读速度,至少得看两天。三是看了以后,心情不会好。现在是21世纪了,人家的国门早就打开了,围墙也没有了,早就是地球村了,我们不但围墙高耸,深宅大院,让人高深莫测。即使是开了的大门,也常常有关闭之虞,还得天天听坚持不肯出门也不探头张望的深宅坚守者的奴隶教诲。而一个无非是坚定地开门的人,就是一个伟人了。奈何?读此书,会让人有“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的自我折腾,影响情绪。不如不读此书,让自己沉浸在电视台上盛世的欢呼声中,倒还能身宽体胖,怡然自得。

2013年3月4日写于白云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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