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升:程门立雪二三事——记老师张培刚先生

  ·  2019-04-24

经济学家:张培刚(1913.7.10-2011.11.23)

至圣先师孔子有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智仁乐寿四者兼备,一直被儒家士大夫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人非圣即贤。张培刚先生就是智仁乐寿四者兼备的一个人。先生早年即有神童之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继而又在竞争激烈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资格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摘取年度最佳经济学博士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金”,并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先生也因此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蜚声国际的诸多先驱之一。进入古稀之年后,先生又老树新花,全力构建新型发展经济学体系。先生毕生的学问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智者;先生终其一生关注农村与国家的发展和命运,为师从教六十余年,弟子横跨数代人,桃李满天下。先生敦厚坦荡、淡泊名利、不傍权贵、为人表率,可谓仁者;先生历经二十世纪国家和民族一系列地翻天覆的大动荡,也曾多次面对坎坷的个人遭际,但却从未改变达观开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天性,即使在晚年也童心未泯,每每在工作之余陶醉于武侠小说和剧目中的江湖故事,可谓乐者;先生在古稀之年时虽曾经历一场大病,但脱离险境之后即直奔期颐之寿,至先生遽归道山时,已九十有八,可谓寿者。

先生去世后,追述先生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的书籍文章已经为数不少,我虽然忝列门墙,受教于先生,但和那些功成名就的师兄弟相比,无名无望,也无一官半衔,自知既无力荣耀门楣,亦无力传薪和光大先生的学术思想,故而多年未有纪念文字。最近忽而想起受教先生过程中刻骨铭心的二三小事,特加笔录,以慰思念先生之情,兼怀过往岁月。

在华工读本科期间,我就逐渐失去了对工科的兴趣,毕业前一年准备弃工从文,考取文科研究生也就顺理成章。当时的华工是一个纯工科大学,仅有新成立的经济系和社科系招收文科的研究生。在做出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系。由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和热门学科,这是我做出选择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张培刚先生,因为他就在经济系。作为哈佛博士、著名经济学家和建校元老,先生自然是学校大力宣传的对象,其事迹也就在全校师生中人尽皆知,慕名报考先生的研究生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旦选择考研,悠闲的大学生活也就宣告结束,我再次回到高考阶段废寝忘食的紧张节奏中。先生所带的硕士点是西方经济学专业,所考科目除了政治、英语和数学三门公共课之外,还有《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两门专业课。五科中,政治有高考的历练,只要遵从死记硬背加时事政治的套路,成绩就不会太差。数学考的是一元微积分、初级的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这些内容对于文科生或许如蜀道之难,但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则易如反掌。另外三科中,英语是老大难,一直存在称恐惧情绪,我戏称为“恐英症”。两门专业课都没学过,没有一点根底,完全要靠自学和突击来应付。“资本论”要求考原著的内容,于是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大卷的翻译版原著,开始了数个月夜以继日的苦读时光。马克思的《资本论》博大精深,对资本主义批判之深刻、之犀利,古往今来难有比肩者。但其德国式的抽象、思辨和有些概念游戏的文风极其晦涩难懂,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对我来讲如读天书,不甚了了。如果不是为了应考,很难设想能坚持读完这一煌煌大作。由于是经济学专业的“外来户”,在与科班出身者竞争时,我只能抱着撞大运的心理。但考试结果不仅过了初选线,还居然名列前茅。五科中,数学差两分满分,在上千名考生中可能是最高的。但我有自知之明。文科数学的命题难度与理工科相比如同小儿科,按我同学的说法,考不了满分就是失败。英语成绩33分,可能是考生中最低的。尽管成绩如同过山车,我还是获得了面试机会。

面试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先天的害羞性格、专业底气的严重不足,加之先生领衔的考官阵容,让我感到极度紧张,用一塌糊涂形容面试环节的表现一点也不为过。除了结结巴巴,除了先生那宽容和鼓励兼而有之的微笑神态之外,问了什么,答了什么,我一概都不记得了。问答环节之后,系里负责研究生招生事务的一位副主任说道,我的总成绩虽然过了录取线,但英语成绩距离学校规定的单科成绩不得低于50分的要求差的太远,恐怕很难通过研究生院的审查。这时,先生开始讲话,讲话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再到凯恩斯革命,再到当时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其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数学化和计量化,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专著和论文与数学和统计学没什么两样。而且,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己虽然也不完全赞成,但这是一种潮流,不适应就很难跟得上最新的发展。先生诙谐地自谦道,当代西方的许多著作和文章自己也看不大懂,在座的诸位可能也都看不大懂,因为大家都没有接受过相关数学的严格训练。况且,数学知识不是想补就能补回来,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了。接着,先生谈到国内西方经济学的教育问题。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还很隔膜。要快速提升认识,一是要读英文原著和文章,仅靠翻译过来的有限的文献以及二手的介绍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二是要能“走出去”,也要能“请进来”,与西方的经济学家广泛交流。这两方面都与英语有关,英语不好就只能去改行了。以先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多次出访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经力,先生对西方经济学演化趋势和国内教学状况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因而这段话不仅是说给考生,也是说给在座的其他人听的。当然,以我的功底和悟性,尚不足以完全理解先生的意思。再接着,先生打趣地说,我的成绩给考官们出了个小难题:从数学看,很适合;但从英语来看,则很不适合。最后,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信心学好英语?我不加思考的脱口而出:有信心,就像我有信心应对《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一样。先生微微地点点头,没有再说话。随后,会议主持者告诉我等候研究生院的通知。当然了,如果没有被录取,也就没有什么通知,如同孙山不会上榜一样。

经历一个多月的忐忑等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读研期间,负责研究生招生的那位副主任曾告诉我,由于面试表现很糟糕,加之英语严重不达标,考官们并不同意录取我。但先生出于爱才之心,执意录取我。之后,当先生获知研究生院以英语成绩未达标而拒绝发放通知书时,立即与之通话,后者很快就答应放行了。我在想,如果放在愈来愈官本位化的现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研究生院是否还会买一个老先生的账就难说了。时至今日,我依然从内心感谢先生给予我读研的机会,但我也从内心里感到愧对先生。这一愧疚是双重的:一来我未能兑现学好英语的诺言;二来有负老师的期望和爱才之心。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时至今日,我的“恐英症”一如既往,曾经的强项“数学”,也一点点交还给老师,不要说阅读天书式的经济学专著和文章,就是孩子初一的数学作业,我也无力辅导了。

1984年9月我开始读研究生时,先生已过古稀之年。由于大病初愈和年事已高,加之一直以“老牛奋蹄”的精神致力于新型发展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先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亲自登台给学生授课。给研究生上课和辅导的任务主要交给学位点的其他几位老师,包括系主任李诚能先生,从社科院经济所挖来的孙鸿敞先生,还有一口纯正湖南乡音的胡俊杰先生。三位先生不仅是经济系资深教授,也是先生在武汉大学时的高足。由于这层关系,我虽然忝列先生名下,但实际上也可以算是先生的再传弟子。

经济系新成立,有些举步维艰。不仅老师人手严重短缺,而且由于老师们大多接受的是教条化、口号化和八股化的政治经济学训练,故而能开的课程有限,至于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课程更是凤毛麟角。如同刚刚开启的经济转轨一样,当时的经济学教育也正在开启从前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向西方经济学体系的转轨过程。当然,像武汉大学这样师资阵容鼎盛,早期留洋归国者众多的综合性大学,其转轨要容易些,而像华工这样的后进者则要艰难得多。就当时情形而论,可能除了先生与英语很好的孙先生外,没有其他人能够开讲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课的经济学原理课程,更遑论高级宏观和高级微观课程了。因此之故,直至研究生毕业,我都没有包括宏观和微观在内的经济学基础知识的系统训练,这种先天不足使我至今对经济学一些基本术语和概念仍然模糊不清。经济系每年的研究生招生数也就二三位,老师紧缺加上学生太少,使得除了每个学生必上的公共课外,专业课都变成了小班课,而一周多个学时的小班课则变成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课。说白了,与整日忙于上课和实验的工科生相比,除了阅读老师们指定的书籍外,我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显得无所事事。

当然,先生并不像如今在高校颇为流行的挂名导师,而是通过讨论会的方式指导学生。讨论会实际上也是师生间的非正式聚会,大概每两周至三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左右,参加者包括他的副手、名下的研究生,以及既是夫人、又是学术助手的谭慧师母。聚会没有确定的主题,从学生的学习到毕业论文的选题思路和进展情况,再到读书心得的交流,以及当时国内流行和热门的经济议题。聚会气氛轻松,大家围坐在先生那个不大的客厅里,就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没有居高临下和森严的等级,也不受教条框框和繁文缛节的束缚。聚会中,先生永远是中心。不论是对学生的答疑解惑,还是对毕业论文选题、思路和进展的画龙点睛式评论,亦或是对当时经济学动向和政策的即兴式点评,无一不显示作为一代大师深不可测的学术功力。身处这样一个环境,犹如回到自宋朝以来开始的书院讲学传统中。书院讲学强调师生之间的互相砥砺、诘问辩难、教学相长,以达到尊师明道,传承和光大学术思想的目的,绝非现在课堂中单向灌输和照本宣科所能比拟。对于我而言,得到的不止是书本和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大师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门径和“修行”方法。在这一场合,由于不善言辞、专业底子差和读书少,我大都是一个专注的听者,倾听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以及社会阅历丰富的师兄们的侃侃而谈。先生不止是知识的博约兼具和思维的睿智机敏,而且略微带些武汉口音的谈吐更是诙谐风趣,妙言迭出,引来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话题转到琼·罗宾逊夫人与张伯伦两人在厂商理论上的首发权和贡献大小的公案。先生说道,自己虽然是张伯伦在哈佛的入室弟子,但从客观的学术评价立场而言,两人理论的出发点、分析重点和方法虽各有侧重,但大同小异,属于科学史上常见的平行的“独立发现”,应该共享厂商理论奠基人的荣誉,不应有所偏废。由于罗宾逊夫人后期转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自己的老师终其一生都在厂商理论领域耕耘,故而老师也更看重自己的贡献。如果当年老师听到自己学生的这一评价,可能会感到被冒犯而暴跳如雷。所以,他要请求老师的原谅。

聚会上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之事。一次有位师兄上先生的书房浏览,看到书架上许多原版外文书,并表达了羡慕之情。但先生听后不仅没有喜色,反而有悲戚之色,聚会的气氛也骤然变得压抑起来。原来,这触到了先生对文革期间的痛苦记忆。在文革中,先生的留美经历和名教授身份,很容易被造反派视为美帝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他珍藏的数百本外文原版书被捣烂焚毁,本人也被发配咸宁农场接受改造。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不论是理念,还是就实际做法而言,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压制都堪比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从理念而言,秦之后两千年间,“焚书坑儒”被视为暴政象征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铁案,鲜有翻案之人,而文革则大张旗鼓地为“焚书坑儒”平反昭雪。从做法而言,文革中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游街批斗或被发配到准集中营式的牛棚和劳改农场中。文革的惨痛经历,难免会在一个人的内心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类天性,人们都会尽力去遗忘或无视这些惨痛记忆,并使之沉入记忆的深处而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遇到某些触发因素,记忆就会被瞬间激活,过往之事如在眼前。师兄的一句话正是激活先生文革记忆的触发因素。先生在简短地回忆了“藏书被难记”之后说道,书斋和书籍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因而读书人往往嗜书如命,为了购买书籍可以省吃俭用,忍饥挨饿。文革期间被焚的原版书,就是自己当年用省下的钱和打工收入购买的,这些书大都经过精挑细选,异常珍贵。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思潮汹涌而入的一个时期,其中也包括现代化理论思潮。这一思潮高度契合清末民初以来数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也契合先生负笈海外,终生以农业和工业化研究为志业的愿望。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先生就已经对老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等价于工业化)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几十年后,当先生重操旧业之时,先生开始广泛关注二战后各国的工业化问题,尤其是中国与国际的比较研究。在一次关于现代化议题的讨论课中,先生展现了自己宏大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先生说道,现代化包括两个层面,即经济层面和非经济层面,后者又包括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观念等许多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大国而言,在经济层面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度虽然也很大,但相对于非经济层面而言还是要容易得多。他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长达三千年,源远流长,对政治、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深入骨髓。这一影响既是阻碍现代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是清末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能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阻碍。要摆脱封建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不仅困难至极,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过程。先生说完后,有一位师兄问道:您认为得多少年?先生几乎不假思索,以诙谐的口吻答道:五百年吧!当然,在座的两代弟子没有人认为这是先生真实的想法。大家明白,先生只是以这种方式警示弟子,要关注和高度重视历史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读研的前后几年,先生正全神贯注地对主流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并就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架构进行全面的思考。在先生看来,主流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就是“就经济论经济”的方法论。因而,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其关键也就是转变方法论,“采取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综合的研究方法, 来考察经济发展间题”。在方法论上,先生尤其强调历史、制度、文化和观念等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称为“潜伏的‘历史幽灵’”,研究这些因素对新型发展经济学至关重要。先生在方法论上还强调国际比较研究,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为中国寻找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在比较研究方面,有关中国的“封建主义”和西欧的“封建主义”的比较,以及晚清失败的变法和新政改革与日本成功的明治维新的比较,都是他情理关注的领域,并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有精辟的论述。回过头来看,尽管已过古稀之年,但先生的思想既充满睿智和原创性,也充满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论是对综合性方法的强调还是对比较方法的重视,先生的思想都与之后几年风靡全球的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高度契合。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本身就是先生综合研究法所关注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复合体,而历史制度主义关于“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的思想,以及一些经典性的国际比较研究,诸如英国和法国、北美和拉美近代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以及中国和欧洲近代不同发展轨迹的“大分流”研究,都与先生的国际比较研究多有暗合之处,彼此间可谓心有灵犀。至为可惜的是,先生充满前瞻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却后继乏人,而作为先生的弟子,不能绍述和光大先生的原创性思想,更是惭愧至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之后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依然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在没有什么人上班的办公室里消磨时光。忽然,电话铃响了,是谭师母打来的。在相互问过平安后,师母告诉我她与先生从武汉来到北京,刚住进了燕京饭店。听完师母的话后,我大吃一惊,不过脑子的脱口而出:都什么时候了,您们还上这儿来?在我看来,当人群如潮水般向城外涌出的时候,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似乎太欠考虑了。可能是师母感觉到了我的焦虑情绪,她告诉我有什么话见面后再说。燕京饭店离我上班的地方也就三四百米,撂下电话我就赶了过去。饭店大堂过去是人来人往,现在则变得空空荡荡,除了前台的几位服务员外,难觅客人的踪影。在去往房间的过程中,电梯司机告诉我整个饭店都没住几个人。由于无聊,他手里拿本武侠小说在打发时间。到了房间后,除了先生夫妇外,还有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先生说他是武汉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一个年轻有为且名气在外的人口学家。先生没说错,这位年轻人以后在仕学两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同辈人中实属凤毛麟角。先生一行三人来北京,是要从北京乘机去德国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而出国的一应手续和航班日程在数个月前就已确定了。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会放弃行程,但先生却无意放弃,不愿错失国际交流的机会。先生说话时一如既往地带有那副慈祥微笑的表情,其镇静自若似乎未受这场风波的丝毫影响。先生找我来除了见一面外,还希望我第二天上午陪他们夫妇去趟王府井,这是先生每次来北京都要去的地方。以我的理解,王府井是北京最为重要的商业街,也是观察整个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先生去王府井走走,或许就是想通过这一窗口验证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判断。

第二天上午,我陪先生夫妇一起乘坐出租车到达王府井。这时的王府井不胜萧瑟之感,往日摩肩接踵、人声喧天的大街变得冷冷清清,街两旁的许多老字号也大门紧闭。在改成步行街之前,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一直车流不息,游人只能在两侧的人行道上行走。但这次由于车少人稀,我们可以在马路中间溜达,这是先生数次来王府井所没有过的体验。一边溜达,先生一边历数大街的变迁。先生还能清晰地描述五十多年前第一次来王府井的印象,这种记忆力让我吃惊。中午时候,我们进入一家餐厅,餐厅与大街一样冷清。本来应该是我这个学生尽地主之谊,但谭师母体谅我这个工作不到两年的单身汉的囊中羞涩,执意买单。

由于场景和谈话的双重原因,这次餐桌上的谈话成为我今生最难忘的记忆之一。先生不仅注意到了我一直冲动亢奋的情绪,也注意到了我言语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悲观惘然的心态。先生说道,在社会大动荡中,冲动和悲观既无益于国家,也无益于身心。摆脱这一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沉下心来静心读书。先生说我的经济学功底差,现在正好可以多读些书,迎头赶上。我惊讶于先生“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般的从容淡定,在我那场风波之后所遇到的老老少少中,这种淡定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当时,我既不会认同先生的这份淡定,也难以接受先生“静心读书”的忠告。于是,先生谈起了自己的经历。抗战爆发后,山河板荡、风雨如晦,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动荡不定。先生也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一道,踏上通往大西南的播迁流离之路。面对漂泊不定的生活和日机频繁轰炸的极端环境,先生依然坚持从事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读书写作以及准备竞争惨烈的庚款留美资格考试。这一时期也成为先生收获颇丰的一个时期,不仅完成了早期几部主要著作的撰写和出版工作,而且通过了竞争惨烈的留美资格考试,得以前往大洋彼岸开始留学生涯。没有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没有对经济学知识终将在战后的国家复兴中大展拳脚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挺过那个年代,更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之后,先生还经历了一出接一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动荡以及个人命运的颠簸起伏,而乐观、信念和处变不惊让他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先生继而说道,伴随着国家和个人的遭际,阅世的深入以及对社会和历史变迁“天机”的洞悉,自己早已越过“不惑” 、“知天命”和“耳顺”的阶段,并正在追求“从心所欲”的人生境界。因而,在先生看来,当时那场风波的发生其来有自,在情理之中,有其必然性,因而也有着一定的可预见性。既然如此,当风波骤然来临时,一个人就不会恐慌和无所适从。当然,没有人生的历练和岁月的沉淀,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最后,先生诙谐地说道,像你现在这样冲动,这些话你不大会听得进去,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只是别明白的太晚了。

老师的话我确实没有听进去,而且我也明白的太晚。之后几年,与我同时进入单位的一批年轻人都追随时代大潮,要么考托福出国留学,要么下海经商。“恐英症”使得我连考托福的勇气都没有,出国于我无缘。而意志的消沉使我在本职工作上丢二郎当,大量的时间消磨在没日没夜的麻将桌上。再之后几年是不成功的下海经历以及重回原单位。在岁月蹉跎的同时,我与同辈和前后几代人有幸成为经济奇迹以及物质繁荣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尽管这一奇迹是许多因素合力创造的结果,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抱恨终身,也至为愧疚的是我没有听从先生的忠告,以便为经济奇迹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奇迹的一个有点贡献的推手,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是个看客和旁观者。

走笔至此,已经是清明节当日的深夜。清明节是思念过世亲友的日子,也是祭奠有名有姓的英雄和无名无姓的亡灵的日子。去年今日,本应春暖花开的时节却气温陡降,出现了“清明时节雪纷纷”的罕见景象。今年的清明日既没有“雪纷纷”,也没有“雨纷纷”。虽然有轻度的雾霾,但还算个晴天。不过在城市,即使是晴朗的夜晚,也无法看到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所看到的满天繁星。小时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每一个去世的人都会升天,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现在,我们已无法从笼罩四野的天空中去寻找那些代表着亡灵的小星星,但是,这却不妨激活沉睡在我们心中的记忆,并寻着记忆去追思亲人和悼念亡灵。在怀念先生的同时,我也想起了母亲、爷爷以及其他的亲人,想起了曾经看到的十多个男女老少横陈在医院大厅里的至暗时刻,不由悲从中来。看着先生那张坐在书桌前的半身像照片,照片中的先生微侧着脑袋,正透过深度的近视镜片,用充满智慧、微笑和些许谐谑的眼神在盯着我,似乎又看到了我困惑迷茫的表情。虽然工业化和物质现代化的实现近在咫尺,但物质的极大繁荣却没有带来人们心灵的升华,反而更多地激发了人们的动物精神,人们甘受本能和欲望的驱使,既不复往日的激情,也难见打破物质牢笼的勇气。难道真如先生所言,现代化的精神层面果真需要五百年才能达到吗?我多么想听到先生的声音。

我猜,先生会套用领袖与诗人身份兼而有之的人的一句话:五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2019年4月5日初稿,4月14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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