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一个感性少年的成长史

  ·  2018-09-29

作为1867年至1912年之间的日本天皇,明治天皇睦仁与日本共同经历了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明治维新,他本人也被塑造为不世出的“睦仁大帝”,死后也专门修建一座明治神宫也加以祭奠。一些宣传都表达着一个观点: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乃“神圣不可侵犯”,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但多读一点明治史便会发现,虽然这位天皇在位长达44年,但很少看到有哪个具体事件、哪项具体工作是由他来主持完成,甚至于整个44年的明治史之中都难以看到他说几句有用的话。宣传口径与历史事实的不同就形成一种强烈反差,让人不禁疑惑:明治天皇究竟有多大权力,又在明治史中起了何种作用?

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毕竟他们受到身份与文化限制很难对明治天皇做出客观的描述,外国学者更因为难以熟练阅读古日语而在研究上举步维艰。因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传》便显得格外可贵。他潜心收集全部与明治天皇有关的著作,尽全力用碎片化的历史记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明治天皇人物像。

初生:青少年时期的明治天皇

时刻需要注意,当1868年倒幕维新志士率领军队一路攻陷江户幕府的各据点时,“睦仁大帝”明治天皇仍然只是一位16岁的少年。由于父亲孝明天皇在前一年突发急病而死,睦仁还没来得及当上皇太子,也没经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就匆忙接过天皇位置。

应该说,这位少年并没有做好应对乱世的准备,就在4年前一场围攻京都皇宫的军事政变(禁门之变)中,12岁的睦仁还被来往作战的武士吓晕过去。虽然从后世来看,新一代武士群体在倒幕维新运动中的崛起是日本进步与革命的象征,但在当时,他们的存在也始终让睦仁的脖子上悬着一柄剑:自己的权力事实上是维新武士给的,那么也并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维新武士就不会再夺走这份权力。

更吊诡的是,发动“禁门之变”的主力军长州藩,与镇压“禁门之变”的主力军萨摩藩,不久之后就摒弃仇恨,共同对抗幕府。双方的联手,被后世大书特书,但这种政治连横却超出少年睦仁的想象,不禁让人怀疑这些高喊忠义的武士暗地里都在谋划些什么。于是,对维新武士的依赖与恐惧,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睦仁,直到西乡隆盛出现在他的身边。

与充斥着花鸟鱼虫、和歌艺术的公卿贵族有所不同,出身于底层武士的西乡隆盛是一位高大魁梧、操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刚健武夫,成为年轻的天皇从女性化的宫内世界通向男性化的世俗世界的桥梁。1873年5月东京皇居爆发火灾,睦仁的第一反应也是将西乡隆盛赠送的小柜子搬出来,可见双方不仅是君臣,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但睦仁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行“统治权”,却把自己的导师西乡隆盛从政府里赶了出去。1873年10月,日本政府围绕是否派遣西乡隆盛出使朝鲜半岛产生争论,支持与反对两方均把意见提交给明治天皇要求“圣裁”。在时局限制与宫廷压力下,睦仁不得不要求“暂缓出使朝鲜”,西乡隆盛也被迫离开政府,失意地回到老家鹿儿岛生活。

噩运不仅于此。1877年,由于不满明治政府大规模废除旧时代武士的“铁杆庄稼”(世传家禄),一向仗义执言的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起暴动,一时间搅动整个日本进入混乱。经过数月战争,暴动军寡不敌众,西乡隆盛也被迫在鹿儿岛自尽,这让睦仁十分悲痛。他无法接受这位亲密无间的导师成为“逆贼”,但维新志士蜕变而成的明治官僚已经把控了国家政权的方方面面,就连睦仁想给西乡隆盛的遗子西乡寅次郎赏赐1200日元、资助他去德国留学都难以实现。

种种刺激下,睦仁不再甘愿做一个虚坐皇位的傀儡,而是在随后的1880年代走上与政府争权之路。

宫中:与官僚集团的争斗与和解

关于明治天皇乃至战前天皇的实际权力,国内经常有两种极端误解:一种认为天皇是如同中国皇帝一样的“绝对君主”,发言必定一言九鼎,无人反对;另一种认为是如同英国国王一样的“虚君”,仅仅是坐在皇位上,但“统而不治”,具体事务完全交给各路政治家。

应该说,两种理解都有道理,却也存在共同的问题,即认为“天皇”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事实上,无论明治天皇还是后来的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其天皇权力事实上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们身边的顾问团体——“宫中”集团共同存在。

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职位的官僚;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的“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的眼里并不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前台的政治家有名,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路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

从身份来说,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宫中”集团重臣土方久元、军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帝师”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国学者”,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学生”,失意的倒幕志士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双方于是一拍即合。换言之,天皇的权力提升,本质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结合“非主流”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

“宫中”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宫中”集团借题发挥,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外债”问题。而明治天皇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对、1票中立的结果,意见难以统一。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圣裁”,否决日本发行“外债”。

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圣裁”,不仅是因为有着“非主流”维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尊皇”思想。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他们都不能明确反对天皇的意见,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不敬”的举动。于是1884年,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他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不理政务,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按照古代礼法,没有天皇召见,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第一要务就是如何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宪法制度,但在1880年代,明治天皇聚集起的“宫中”集团却对伊藤博文如何立宪、效仿哪国、如何建立具体规章频频指手画脚。为了完成立宪,伊藤博文就必须为“宫中”与官僚两个集团划定职权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日本“如何立宪”,就自然而然转化为如何限制天皇与“宫中”集团的无限扩张。

在一连串成功与失败的共同作用下,明治天皇与“宫中”集团与官僚集团达成妥协,即官僚集团承认天皇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将本应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全部归为“天皇大权”;但与此同时,天皇要想行使“天皇大权”,也必须经过大臣的“辅弼”才能完成:如想行使立法权必须经过国会“协赞”,想行使对军队的“统帅权”需要经过陆海军参谋部门,想行使对国务的“行政权”更需要由“国务各大臣”联合署名。在1886年下半年达成的“机务六条”里,明确规定,天皇不得随意干涉国家事务,而且即便天皇生病、政治家也有权进入内宫“拜谒”——这无疑是对1884年明治天皇闭门不出的一种报复。

当然,打压了天皇对于掌权的渴望,也要提供合适的对价进行补偿。1889年,日本政府借助《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的机会,正式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让这位维新志士重新获得正三位的官位;再到1898年,东京上野专门为西乡隆盛建造了铜像,以表彰他为明治维新做出的卓越贡献。逐渐,明治天皇也放弃与明治官僚集团的争斗,转而配合官僚体系一起发展国家,乃至于在战争中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

战争:天皇到底如何参与到战争中?

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

对这个问题,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毕竟明治天皇时代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大正天皇时代的“一战”、昭和天皇时代的“二战”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与天皇的地位、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应该用明治天皇对标后面两位天皇。不过,从明治天皇在战争中的矛盾表现,依然可以对他在战争中的作用做出一些推测。

两场战争爆发之前,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来看,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期间,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明确写下“不许撤换乃木”一言,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战后,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学习院”院长,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昭和天皇的第一位导师。

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对维新武士的恐惧之中,那么对于战争,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如果败了会怎么样”。恰巧,无论对清朝、还是对俄国,日本都是以小敌大,以弱战强,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

越是分析,越会发现明治天皇的本质人格很可能不如后世所宣扬那样伟岸、那样强大。他很可能没那么自信,毕竟他的心里一直住着那个12岁时候见到军刀而晕倒的少年睦仁;他很可能没有那么开朗健谈,他的大半生时间都“宅”在皇居中,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乃至于一生都没有几张照片与画像;他很可能并不理智,毕竟他对抗明治官僚的初始原因是因为与西乡隆盛的感情;他很可能十分软弱,害怕成就了自己的明治元勋会把自己推翻,更害怕好不容易建立的明治国家让清朝、俄国击败。但是,正是这些看似软弱、看似稀松平常的部分,却成就了明治天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魅力。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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