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傅朝枢其人其事

  ·  2018-09-04

傅朝枢者,何许人也?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民主小贩”杨恒均的文章,讲“傅朝枢当过阎锡山的秘书”。

杨先生1965年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候选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以他的年龄与资历,不可能熟知傅朝枢,大抵系“二道贩子”或曰二手资料。

事实上,杨恒均博士的判断来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父亲张治中》一书。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初在书中回忆说:”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其实,傅先生原是先父任民国西安高等法院院长时期的“录事”,即审案之际的记录员。先父1951年听从“和平老人”邵力子之“劝”拒绝台湾“诱惑”从海外归来定居于杭州西湖区保俶路54号之乙,其从江西老家来访,带来两把景德镇的小茶壶,一把画有人物,一把画有花鸟,国画笔法,似均属民国时期的作品(也有可能晚清),三哥家中至今保存着其中一把(有可能被经济拮据的他给拿到岳王路古董交易市场卖了),另一把好像是二哥不小心打碎抑或“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摔破了,具体记不清了。据说是当地将他划为地主成分,生存十分困难,想通过罗湖桥去香港避“风”谋生,先父遂介绍他去找自己在九龙经商的表兄蒋恒鹤。

有关资料显示:“罗湖桥一头是中国内地,一头是英租地香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罗湖桥成了西方列强侵略我国的通道。他们将掠夺的物资、矿产,通过这座桥运出海外。无数饥寒交迫的穷苦人民,含着眼泪从桥上走过,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那时候,罗湖桥成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桥和血泪桥。”据说:“1949年10月9日,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打到深圳河畔的罗湖桥头,离港英政府统治的香港仅一桥之隔,对岸的港英当局从东南亚频频调兵,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事后回忆,他们当时不断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共产党军队抵达边界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最终,中共做出保留香港自由港地位暂不收回的决定。”

看来,那时罗湖桥通行应该还是比较“自由”或曰安检是不太严的。

傅先生是个聪明勤勉的读书人,他在先父表兄的略微接济下迅速自立,后大展宏图于新闻界,鼎盛时期创办了《中报》(取“中庸”不偏不倚之意!),在香港、台湾、美国都有“据点”。

先母在世时说傅先生十分机灵,常常来家帮忙做些家务事,二哥那时刚出生,他每每抢着抱。

傅先生是颇念旧情的。先父最后的日子是在杭州洪春桥的浙江医院里度过的,是时傅先生早已是大陆最高层的座上宾了,邓小平、杨尚昆都亲自接见过他,《人民日报》以头版报眼位置刊登接见消息。而日理万机的他竟然抽空专程来杭看望先父这个”历史反革命“外加“摘帽右派”,还在病床上亲热地依偎在一起照相留念,嘴里一口一个“老长官”的。先父1988年1月18日驾鹤西去,傅先生特意从美国发来唁电,字里行间一片真挚痛挽“老长官”之情。

傅先生的名字是注定要与“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术语一起载入中国政治史册的:“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傅朝枢时首次公开提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采取独特的模式,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使武装统一,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中共十分愿意、十分赞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国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希望台湾的领导人眼界放宽点、看远点。统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说傅先生“颇念旧情”,是先母在对比中得出的结论。

先父任西安高等法院院长之际并不太看重傅先生,却青睐另一名与傅先生年纪相仿的“录事”,将其提拔为贴身机要秘书。不料在因陶恃岳将军所谓“通共”问题上与蒋介石翻脸而落得个“包庇”嫌疑而脱离民国政府带着家人流亡海外途中,被这个随行的重庆籍“贴身机要秘书”偷走了毕生积蓄,以致后来在香港三哥患伤寒需一根金条一针青霉素救命时,原先财大气粗的先父捉襟见肘而苦不堪言,难怪先母在世时常常责备先父瞎了眼。

先父生前与傅先生相背而行,一个回来,一个出去,堪称天各一方,临终得以会晤则是“怅吾生,今非昔比”,人生无常也哉!

傅先生学的是法律,但新闻评论笔法一流。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当年台湾新闻冲破“桎梏”的往事——

“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台湾民间报纸《自立晚报》社社长吴丰山预见到两岸‘冰冻期’将会结束,为抢新闻‘头口水’便派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李永得和研究员徐璐赴大陆就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异地采访。

“9月11日,两记者乘机抵达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翌日向中国驻日使馆递交了‘纯属民间采访’的申请。他们的要求一天之内得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批准回复,并委托国内对台办主任杨斯德、乐美真与公安部一位处长负责他俩在大陆采访行程的安排和人身安全。

“9月14日下午3时50分,李、徐在东京登上中国民航的CA930航班,于15日凌晨0时56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实现了两岸分隔38年后的第一次历史性亲密接触。

“在为期10天的自由新闻活动中,他们先后采访了张春男、王锡爵、李大维等一批历年从台湾‘叛逃’大陆人员、著名学者和普通市民,并先后在北京、杭州、广州、深圳、厦门等城市进行了探亲和游览观光。其间写有大量专访文章刊登在《自立晚报》上。两人因此轰动海峡两岸。

“但此举触怒了台湾当局。9月27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发表声明,指责《自立晚报》和两名记者‘以不实之文书欺骗本局申请出口’已违反相关法令,决定两年内停止受理该报及其人员‘出国’申请,并将此案有关人员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

记得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华语报纸《中报》随即刊登总编辑傅朝枢具有新闻里程碑意义的时评《政治问题不能法律解决,法律问题不能政治解决》,一语道破“天机”。载有这篇时评的样报傅先生曾第一时间从美国寄给远在大陆的先母,我到目前为止还保存在书橱里。

先父回国后1957年没有听从曾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兼管统战工作的吴山民的劝告一意孤行跟随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大鸣大放”而在“引蛇出洞”中受到了冲击,之后大多数人避之若瘟疫,只有三个人给他以人间温情——

第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邵力子,寄来了50元人民币帮助1957年被降级扣薪后仅有18元月工资的先父养活一家六口人;

第二个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恃岳,在二哥1963年因家庭成分高考落榜时发信邀请他去新疆当兵;

第三个是“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在先父弥留之际给予一个不幸的生命以临终关怀。

其实前两人是应该的,原因“你懂的”。唯如斯,先母在世的时候最感激的是有情有义的傅先生,1987年12月27日他专程赶到浙江医院见“老长官”最后一面并留下1000美元,曾经作为官太太花钱如流水的先母感激涕零,印象中1989年4月11日在浙江邮电医院进入天堂与先父团聚前还唠叨着这件事。

不过,“人走茶凉”,父母相继去世后,与傅先生再无联系,听说1989年6月后《中报》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知详情,其2002年1月29日病逝于美国纽约长岛。想来天国里怀着人间“中庸”新闻理想而颇难中正而平和的傅先生一定又见到了他的“老长官”我那命途坎坷的先父。

匆匆于2018年8月26日23时21分

附:傅朝枢给先父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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