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李鸿章的痰盂与清王朝的改革命运

  ·  2018-08-05

马国川 为FT中文网撰稿

1895年3月,李鸿章一行乘船前往日本马关,参加日清谈判。快到马关时,72岁的李鸿章吟诗一首:

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

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马关确实是李鸿章的伤心之地。在马关一个叫做“春帆楼”的河豚料理店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这位大清全权大臣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是19世纪中国最屈辱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也让李鸿章名声扫地。

一百多年过去,李鸿章早已走进历史,当年那家有名的河豚料理店也不复存在。今天的春帆楼是一座现代式高级旅馆,其旁设有“日清讲和记念馆”,馆内复原了当年日清谈判的场景:一张长方形的长桌上罩着天蓝色绸缎,四周围有八把椅子,每一张椅子旁都用木牌标明当年所坐何人。桌上摆有毛笔和花草文莳绘砚箱,地面铺着花地毯。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长桌每侧的地毯上都放着两只痰盂。作为日清谈判首席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脚下各有一只。自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就流行吸烟,人们随地吐痰。不过,明治维新倡导“文明开化”(civilization),早已禁止随地吐痰。为什么在谈判时要摆放痰盂呢?何况伊藤博文早在明治维新前就曾经到英国留学,岂不知道在文明社会随地吐痰是无教养的行为?

查阅资料和咨询日本人士后才知道,这些痰盂时当时日本特意为大清国的谈判代表准备的。对日本来说,当时的清王朝仍然是落后的东方文化国家。似乎是考虑到对等关系,所以也在日本代表一侧也放置了两只。

这不由让人想起李光耀回忆录里记载的一件趣事。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前夕,李光耀特地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因为他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也了解到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规定,空调房里不准抽烟,但还是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会谈时时,李光耀请邓小平尽管抽烟,可是整个晚上邓小平没有抽烟,也不用痰盂。

那么,在1895年马关谈判过程中,李鸿章是否使用过痰盂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和对面的伊藤博文不同,李鸿章的左手边多了一个“设备”,几乎与桌面同高。从当年流传下来的黑白照片看,那仿佛是一个老式唱片机。其实不然,它是从北京带来的李鸿章专用痰盂。左右两个痰盂护持,李中堂自然可以左右逢源,大吐其痰矣。

我们还可以从一年后李鸿章出访沙俄的记载得到旁证。1896年,李鸿章受命访问莫斯科,与沙俄进行谈判。这是马关议和之后,李鸿章平生第二次出国访问。俄国谈判代表、财政大臣维特晚年撰写的《维特伯爵回忆录》里,描写了他与李鸿章在圣彼得堡初次见面的场景———

当他走进我的客厅时,我穿着制服出迎。彼此鞠躬问候后,我把他延入另外一个客厅,便令仆役送上茶点。茶点是以盛大的排场送上来的。我的客人和我坐下,他的随员和我的随员都在旁侍立。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抽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烟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静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口中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用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既然吸烟,使用痰盂恐怕难以避免。事实上,此次李鸿章游历欧洲各国长达半年之久,留下的许多逸闻趣事中,就包括了他随地吐痰引发的尴尬。

明治维新有三大国策:富国强兵、殖业兴产、文明开化。禁止随地吐痰当然只是“文明开化”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却也是日本走向文明的一个例证。

明治维新开始后,在维新政府和民间进步人士的推动下,日本举国兴起大力破除封建旧事物、大规模移植欧美文明。除了思想启蒙运动和教育改革之外,日本也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比如,定西装为礼服,推行断发令,颁布《废刀令》,军队制服以西方为标准,食物文化上提倡肉食,改用西历,等等,当然也包括禁止随地吐痰、男女混浴等诸多方面。

“文明开化”在短时期内就改变了社会面貌,更在全社会注入了近代文明意识。它使得日本摆脱了蒙昧闭锁,减轻了改革的社会阻力,促进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富国强兵、殖业兴产、文明开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构成了系统性改革,三者互相推动,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就成功地将日本推向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其实,大清王朝的改革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从1861年开始,大清王朝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洋务运动只是一个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单方面改革。最初看起来如火如荼,兵工厂、造船厂、制铁厂等相继建立,但是越到后来越受到旧制度和旧文明的制约,难以深入。经过30多年,大清王朝并没有富强起来,相反在甲午之战中惨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李鸿章不得不在古稀之年东渡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注重的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对于制度与文明的变革是忽略的。1864年他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函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时,还对日本的文明开化进行讽刺挖苦。他说:“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有服制,模仿欧洲风俗,将贵国独立的精神委诸欧洲的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后,李鸿章又洋洋自得地说,“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19年后,在和西装革履的伊藤博文谈判时,依旧头戴瓜皮小帽的李鸿章似乎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他赞赏伊藤博文“力为变革俗尚”,使得日本强大起来,“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然而,李鸿章至死没有意识到,只肯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而不肯断然改弦更张,进行彻底的系统性改革,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相反,他仍然极力维护旧制度与旧文明,虽然越到后来越认识到无力回天。正如7年后他受命从广州到北京去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前夕对朋友所说的那样——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应该说,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李鸿章还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早在1873年他在一份奏折里就提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可谓独具只眼。

然而,李鸿章所认识之变,仅是器物之变,而且思想守旧,并非真正的改革家。这个被誉为晚清最开明的政治家、外交家,一直和外国使节打交道,不可能不知道现代文明礼仪,可是他一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积习,不肯脱下长袍马褂,连随地吐痰的恶习也不肯改一改!

“他像我一样,年轻时交上好运,就此扶摇直上,位极人臣,”英国人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与清朝高官有密切接触,他如此评价李鸿章道,“他像我一样,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且是因为身居高位使他声名显赫而已。当他接待外国人时仿佛应付裕如,但揭去他的这张皮,他还是中国佬,同其他官僚同样是无能之辈。”

1901年秋末,在屈辱地签订屈辱《辛丑条约》之后不久,79岁的李鸿章凄然辞世。“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十年后,清王朝彻底垮台了。

缺乏对于新制度和新文明的追求,所谓的现代化必然行之不远。只对旧制度进行修修补补,没有系统性改革,清王朝就注定没有未来。李鸿章最大的幸运,或许就是他没有亲眼看到自己一生倾力裱糊的“破屋”轰然倒塌。

我好奇的是,在李鸿章去世后的随葬品中,是否也有他心爱的痰盂呢?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基于作者新著《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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