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严复的进化与保守

  ·  2018-04-08

严复,字又陵,1854年1月出生在福州一个中医的家中,幼年就开始受到传统的私塾教育,苦读四书五经,准备走科举入仕的旧路。但12岁时父亲突然病故,家中已无力供他将来应考的长期读书,只得另走他路。

这时,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正在缓慢变化,引进西方现代大机器生产造枪炮轮船的洋务运动正在开始。1867年,13岁的严复进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开始学习数、理、化、天文、地理、航海、英语等新知识。当时,这些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末技”,富贵人家子弟入此种学堂者绝少,大都是贫寒人家子弟在无奈之中才甘受歧视进入这类学校。严复毕业之后,曾在海军短暂实习,于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留学期间,他除了进一步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和海军知识外,还研读了许多哲学、社会科学著作。1879年,25岁的严复学成归国,在母校教了一年书后就来到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此后近20年中,严复便一直在这所学校任职。当时留学归来人员由于没有科举的“功名”,仍受歧视,所以从1885年起,严复连续三次回乡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严复的仕途并不顺利,不获李鸿章重用,直到1890年,才当上权力不大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

虽然仕途不顺,但严复一直关心时局,深忧中国的未来,思考救国之道。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给他极强的刺激,痛感不能不公开说出自己的思考,以唤醒国人。1895年,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这四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介绍了进化论,而且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呼吁中国必须急变、大变,对传统的专制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公开论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都是窃国大盗,“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西方强大的“命脉”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追求真理、立政为公。

他认为,此二者中国虽然也有,但西方“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因为“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西方富强的奥秘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了更尖锐的批判,认为牛体不可为马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1898年《天演论》的翻译出版,更是风行一时。

此时,维新变法正处关键时刻,《天演论》的正式出版,犹如狂飙突起,使人惊心动魄,深受震撼,以致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风潮竟为之一变。一本不过几万字的译作,居然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和思潮剧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不能不佩服严复先生目光如炬,在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潮中所“精选”者总能切中近世中国之“要害”,因此在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的西方典籍中所选译的那薄薄几册,却都影响重大,引起中国思想界长久且剧烈的震荡。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亡国之险,深受刺激的严复决定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促国人猛醒,变法自强。这是“严译”第一本,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

由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生物并非“造物主”创造、一成不变的,生物的变化规律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进化的原因就在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进化,不适者则退化、消灭。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进化论由生物界引入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也是如此。这自然很容易得出胜优败劣的结论,为“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达尔文主义,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引起了长期的激烈争论和反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认为这种理论“反道德”。赫胥黎是位达尔文主义者,却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为了维护进化论的“纯正”而反对斯宾塞的理论。这本小册子的原名是 《进化论与伦理学》,其重点在“伦理学”。作者明确反对“进化的伦理”,认为这是由对“适者生存”的错误理解引起的。社会中的人无疑要受宇宙过程的支配,因此容易“弱肉强食”,但唯其如此,才更要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他的论述结果是:“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所以强者应该自我约束,帮助弱者。

但颇堪玩味的是,严复在翻译赫胥黎此书时,其书名只取原书名的前半部“进化论”(旧译“天演论”)而砍去了后半部之“伦理学”,其用心已十分明显。他不仅写有“译序”,还在译文中加了大量按语,引导读者的思路。他之所以要翻译赫胥黎此书,是因为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因为此书对进化论作了非常简明准确、通俗易懂的概括和解说。但严复完全清楚,此书的主旨是反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正是严所赞同的,起码是中国变革所亟须的,因此是应介绍、引进的。所以他在导言和按语中,处处以斯宾塞的理论来反对赫氏强调“道德”的理论。

严复强调因为人是动物,所以动物、植物的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因此在导言中反而介绍、盛赞斯宾塞的著作:“呜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在译到赫胥黎认为道德、天良是“保群之主”的观点时,他立即加按语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进行详细反驳,认为“保群”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天择”,所以“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之密也”。他从澳洲无针土蜂几年中就被外入的有针蜂灭绝,说到美洲、澳洲土著的几被消灭,提醒国人意识到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但他对斯宾塞“任天为治”,即全凭自然淘汰的观点又有不满,认为人的努力、奋斗、变革终可以“与天争胜”,所以中国并不必然要亡,不过如果不想“亡国灭种”,就要不断努力变化(进化),只有“变”才能“适”,只有“适”才能“强”。

其实,早在1895年开始写的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文章中,严复已着手介绍进化论,《天演论》译稿已在维新士大夫中间流传。谭嗣同在看到有关文章后忙向友人推荐“好极,好极”;梁启超读完译稿便开始宣传、并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康有为看到手稿后赞叹道:“眼中未见此等人”。此书在1898年正式出版后,引起了更大的社会轰动,一时竞谈 “天择”、“适存”……稍后的革命党人也承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各种救亡的社会风潮不断,“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鲁迅在几十年后还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买来 《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虽有一位本家长辈的坚决反对,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照读不误。胡适也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还以进化论术语来给自己的小孩取名,有人以此改名,胡适原名洪骈,读了 《天演论》后便决定改名为“适”,字“适之”。

《天演论》在近代中国影响如此巨大,主要因为它为近代中国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资源。

鸦片战争使中国面对一个更强、更先进文明的挑战,但中国的变革却极其缓慢,遇到顽固守旧者的强烈、巨大的反对。连林则徐、魏源为和侵略者作战而了解敌情都被斥责为 “离经叛道”,“知夷”、“悉夷”竟被认为是可耻之事。学习外语、修铁路、造轮船、制造枪炮及引进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等等现代化事业都被指责为 “大逆不道”,是用“洋人之法”取代“祖宗之法”,阻力重重。更进一步的“政教之变”,更是难以言及。面对守旧者以“纲常名教”、坚持“夷夏之防”等巨大深厚的传统思想作为反对变改的根据,国人仍多抱中国是“天朝上国”心态,抱残守缺,麻木不仁,反对学习西方的现实,改革者只能以实际的需要作为求“变”的借口,却一直提不出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

严复介绍进化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不能不变。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进中国,的确“生逢其会”,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曾是弱肉强食的理论根据,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为弱者奋发图强的有力武器,确值得深思。这说明,理论本身的“言词”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这种理论由谁掌握,又是被如何运用的。由于紧扣中国社会的脉动,严复对读者进行了成功的“引导”,一部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在近代中国却成为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书。深通西学却又不食洋不化,源于严氏对本土社会有着真切了解。这种态度,今天尤应珍重。

戊戌维新失败,严复的心情极其沉痛,曾写诗以表心志。他在脍炙人口的“戊戌八月感事”中写道:“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表达了对光绪帝和维新党人的深深同情,对遇难“六君子”的深沉哀悼,谴责慈禧太后镇压变法运动的罪恶,勉励自己身临逆境不要灰心丧气。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离开天津来到上海,此后过了相当长一段不安定的生活。但在漂泊之中,他仍“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到1909年止,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些译作,部部都是“对症下药”,把现代西方富强之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哲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进来,为中国迫切需要的“新知”的引入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中国思想界引进了丰富的新资源。正是这种新资源,使中国思想界不久就“面貌一新”。

然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对辛亥革命,严复总感格格不入,并抱日益强烈的敌视态度。同时,在思想上他开始“回归”中学,对中国传统思想大唱赞歌,而对自己当年大力译介的西学持日益强烈的批判态度。

他此时认为,西方“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而中国的“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现在一线生机,存在于复辟”。总之,中国的“圣哲教化”、“四书五经”和君主制才是救世的“最富矿藏”。这种思想,对他此时的政治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1912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又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成立孔教会,严复带头列名为孔教会的发起人之一。1915年,袁世凯终于称帝,严复又成为其御用团体“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严复的处境颇为凄凉,终于1921年在家乡福州病逝。

对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历来歧说纷呈,褒贬不一。现在,又有论者以自认的西方最流行的“后现代”理论为据,盛赞严氏的这种转变是因其 “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 (《理解严复》,《读书》1998年第11期)这些学者不是从中国的语境出发,而是把西方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如西方流行“现代性危机”、“消解启蒙”,这些学者为迎合所谓世界 “学术前沿”,甚至扭曲中国社会现实,认定中国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当务之急不仅不是“现代性追求”,不是更加开放,反而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以所谓“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对“理性”、“启蒙”、“自由”、“民主”等进行消解,不如此,便是“跟不上国际学术潮流”。

这种脱离本土的“前沿”与既得利益权势实际不谋而合,所以上述要人们从此角度“理解严复”的论者有意对严复的转变与其拥袁称帝间的关系语焉不详,想来还是羞于承认在“中国语境”中不是别人,正是所谓“现代性”的批判者其实最容易成为袁世凯一类专制者的帮闲。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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