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知识改变中国

  ·  2018-04-07

车子在初春的黑夜缓缓开进杭州市区。

开车接我的是刚认识的朋友王启宪。八零后的他曾经在不同城市当过不同企业的白领,民企、国企、台企,去年却选择来到杭州做出版。他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落脚城市》。

我问他,为什么会来做出版这个很难赚钱的行业,尤其是专做人文社科?没想到,他的回答开启了一个历史的缝隙,让我一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知识与社会的变迁简史……

启宪是在河南郑州老家放书的库房里长大的。爷爷原本是一名铁路工人,1978年退休后,除了养鸟就是喜欢读书,于是在胡同口摆了一个小书摊。1983年,启宪的姑姑因为超生,夫妻双方都被开除了公职。原本也是铁路工人的姑父把书摊从胡同口挪到了大街上的公园门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疯狂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郑州都能卖掉三四万本;书卖完了,读者会到家门口来等,什么时候新书到了就立刻抢走。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亟欲渴望追求他们被剥夺走的一切,渴望巨大的信息与知识来理解他们的时代,填补他们的内心——无论是娱乐性的还是思考性的,是功利的还是文艺与哲学的。毕竟,彼时他们“一无所有”。

余华曾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描写过相似的场景。70年代后期,在他们小镇的新华书店,每天天亮前都有两百多人在排队等着买书。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在小镇带来的轰动,仿佛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的效应。

启宪的姑父1988年开始自己做出版,引进的、翻版的、原创的,什么书都做。那时做书是一门疯狂的好生意,直到80年代末刹然终结。此后,一方面由于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是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是什么书都能出了。第一代书商们四散开来,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赚够了钱不做书商了,有的人专门做盗版,有的人跟教委联合起来专做教辅书和教科书,有人开始做引进版权,也有人做原创。至于他姑父,因为政府严控,市场萎缩,后来做不下去。

启宪开始工作时,先是去做了白领,穿上西装打领带,一本正经开会作报告。但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他深受摇滚这种挑战体制的非主流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儿时萦绕在身边的书的味道始终在他血液里散发着。于是,他辞去工作,投入这个改变他们家命运的行业:出版。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尤其一个人很难做什么。不过,在这个时代搞出版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年轻但说话老成的八零后说,“大陆是一个多镜像的世界,一方面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另外一方面是‘娱乐至死’。然而,我们说教育也好,说知识也罢,说常识也行,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有些人上街,有些人研究理论,有人做推广,也有些人投机,而我选择了出版,来传播常识。”

他觉得中国的改变需要许多基础的知识。像他们出版那本引起诸多讨论的《落脚城市》,就是因为他认为城市的农民工问题及日益增多的底层暴力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他相信这本书可以带给中国思考上的刺激。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当代中国人的焦虑与困惑越来越严重。他相信,“知识的力量,或者信息的力量,会更凸显出来,大家更会去思考问题”。

的确,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人们看似满足了基本物质欲望,但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他们认识到这个社会本质的精神空洞与制度溃烂,却不知该如何着手改变。我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讲座上,看到许多年轻人对知识的热情,他们热切地提出问题,想知道中国该往哪里走。作为一个台湾来的作者,我很羡慕大陆许多知识性的书可以走上畅销排行榜;这样的气氛在台湾已经逐渐消失了——毕竟台湾已经过了巨大的转型期。

虽然当下出版市场充满光怪陆离的投机炒作,但我也看到许多出版人想尽办法出版——如启宪所说的——对中国转型有帮助的知识,或者各种培养公民思考的书籍。这个年轻人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我们在做出版的过程中,能有多一点的敬畏感,算是为过去还债。”

最后我问他,你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中国吗?“这是肯定的,”他说,但又接了一句,“虽然现在挺无望的。”

本文原载于财新《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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