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革命派康有为

  ·  2018-03-26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倒有好几个,如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其中以第一个最为著名。长素者,长于素王也,素王者,孔子也。康有为取这个号,志在超越孔子,这若在古代,简直大不敬,所幸他生在近代,孔子的道德牌坊渐渐褪色,以致任谁都能踩一脚,包括康有为本人,虽高举儒家、儒教的大旗,许多时候,只是拿孔子当招牌或道具。好玩的是,康有为不仅希望自己能超越孔子,还希望他的弟子能超越孔子的弟子,试看他给五大得意弟子——号称“康门五哲”——取的号:大弟子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超越端木赐(子贡);麦孟华号“驾孟”,超越孟子;曹泰号“越伋”,这个伋,有两解,一说孔子的孙子孔伋,一说孔子的弟子燕伋,反正都是圣贤;韩文举号“乘参”,按唐德刚言:“把曾参当马骑也”。听起来,各个要超凡入圣,超迈绝伦,事实上,只怕这些弟子都没有拿老师的恩赐当回事,譬如梁启超,似乎从未使用过“轶赐”之号。

关于长素,另有一种善意的诠释,认为出自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一语,“素”是纯净、纯洁之意。照此说来,长素可解作“成人之后保持赤子之心”,正有一番雅意。然而这么诠释,显然不符康有为的鸿鹄之志。康氏少时,唯一的志向便是做圣人,孔子是素王,比素王高一档的则是圣王,所以他要“长素”。至于赤子,算是什么东西呢,岂能入他的法眼。

说到康有为的圣人梦,我们可以举两个证据。据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这里的圣人不免有些讥嘲之意。另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四年(1878),他二十岁,抛弃了旧日的书本和友朋,闭门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这则可作为圣人梦的起源。

由圣人梦和“长素”,康有为得来一个绰号:康圣人。这一半是推崇,一半是嘲讽。前者出自其弟子,后者出自其敌人,如章太炎,与康有为初为战友,后为论敌。据《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又云:“……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这两句,翻译成大白话,无非是说:康有为是个狂人或神经病。

其实章太炎也有神经病之名,其绰号“章疯子”,恰与康圣人相映成趣。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出狱之后东渡日本,在留学生和革命党举办的欢迎会上,曾自称是神经病:“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坚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当然这里的神经病,属于好话。不过他这一生言行,常有大发神经之处。早年他曾入张之洞幕府,与梁鼎芬同事。有一天二人闲聊,说起康有为,梁鼎芬道:“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他笑答:“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这番话,大抵也是“狂悖滋甚”,吓坏了梁鼎芬和张之洞,“立致程仪三百金,讽太炎令去”。

回头再说康有为。这一堆故事,足以呈现康有为的性情,一是狂妄,二是偏执,三是专横。这些特点,按照汪精卫的釜薪论——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把革命比作烧饭,需要有人作釜,有人作薪,釜即锅,要求“不惮烦”,对应韧性,薪即柴火,要求“不畏死”,对应勇气,这二者都是“成饭之要素”,不分高下,端看革命者自觉其性格、才能适合作什么——显然更适合作薪。按改革的内在逻辑,讲究渐进,讲究妥协,虽也需人作薪,不过釜才是重头,对领袖的要求,尤其如此。康有为却非这块料,除了性情,他的思想和手段,说起来更接近革命派。

空口无凭,继续举证。康有为有一本代表作,叫《孔子改制考》。有人顾名思义,由“改制”联想到改革,判定这是一本托孔子谈改革的书。倘若细读,不难发现,与其说此书在呼唤改革,不如说在呼唤革命,其激烈程度,堪比谭嗣同《仁学》,论主旨,一言以蔽之,即“民主”或“民权”,尽管当时康有为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只能说一知半解,不过他对君主制的批判和君臣之义的解构已经足够精辟,以民主反对君主,在帝制中国,自属大逆不道的革命之举。所以这本书流传开来,激起骂声载道,无论冥顽不化的保守派,还是相对开明的洋务派,都纷纷批判康有为。孙家鼐认为康有为在教唆“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显而易见,这里的改制不是改革的意思——必将“导天下于乱”;翁同龢更好玩,他向光绪皇帝告状,称康有为居心叵测。光绪问:“前此何以不说?”他答:“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由此可见《孔子改制考》的杀伤力。

观念之外,再看行动。戊戌变法前一年,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与谭嗣同等一道,秘密传播《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大肆鼓吹民权革命论,甚至游说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筹划湖南自立,这些举措,与改革无关,而当归于革命的谱系。我们都知道,青年梁启超是个无主见的人,这背后,自然还是康有为的主意。按狄平子《任公先生事略》,梁启超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之前,在上海与同志商量对策,提出了四种办法,“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梁启超极力主张第二、四种,不过他作不了主,等康有为到了上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这才有了时务学堂时期的种种“急进之语”。

有人会问,既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性情和观念倾向革命派,为什么不去干革命呢,反而在戊戌年转向改革?此处有一误区,即把改革与革命对立起来,设为二元,实则这二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有时正表现为并驾齐驱,中间只隔了一层窗户纸,一指之遥,一触即破。试看梁启超及其同志商量的四种办法,渐进与急进,立宪与革命,尽在囊中,并无隔阂,采用哪一种,不是取决于自己的立场,而取决于时代的大局和大势。丁酉年的局势适合革命,那便鼓吹革命,戊戌年迎来了改革的契机,那便投身改革。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的性情与思想底色,终归还是革命派,由他来领导改革,结局不问可知。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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