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东方俾斯麦

  ·  2018-03-26

抛开国运、成败等因素,单以雄才和大略为标尺,论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我看来,论雄才,伊藤略逊于李鸿章,论大略,似乎胜出不止一筹。所谓大略,第一表现为眼光或视野,第二表现为格局,第三表现为知识,尤其从西方舶来的“新思想”。

古时给人起绰号,好拿先贤作参照,这有一个说法,叫“拟古”。如《水浒传》中,花荣绰号“小李广”,拟的是汉朝名将李广;吕方绰号“小温侯”,拟的是三国名将吕布;孙立、孙新兄弟,一个叫“病尉迟”,一个叫“小尉迟”,拟的是唐朝名将尉迟恭。绰号大多出自赠与,故而以赞誉为主,哪怕名不副实。

不过还有一些人,自己给自己起绰号,比附先贤,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励志。拿近人来说。湘军将领当中,至少有三人自比诸葛亮,罗泽南叫“老亮”,刘蓉叫“小亮”,左宗棠叫“今亮”(一说“老亮”)。这三亮,以左宗棠名头最响,他给朋友写信,信末常署名“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平时打仗,一旦得意,便道:“今亮似犹胜于古亮矣。”据说他家的灯笼与众不同,上书“老亮”二字,往来长沙城中,人称“亮灯”(陈鼎熙《栩园藏稿》)。这则从自励发展到自恋,甚至自吹自擂。

近世以来,国门大开,人心不古。“拟古”之外,多了一招“拟外”,即用外国人来提升身价。如果我们晓得了拟古是怎么回事,那么对于拟外,则不会轻易上钩。譬如西方人把慈禧太后比作伊丽莎白一世,这顶高帽子,未免尺寸过大。只要略通历史,当知这二人并无多少可比性,伊丽莎白一世号称雄主,乃是英国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开创了英国的黄金时代,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以她命名的“伊丽莎白时代”;至于慈禧,作为大清帝国的裱糊匠,虽然延缓了这间破屋子的寿命,终究不能改写其分崩离析的结局,无论才具还是功业,她何德何能,敢于比肩伊丽莎白一世?加藤彻称她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可惜这是一道残阳,她身后的帝国即将沉入永夜,相形之下,伊丽莎白一世则如英格兰的旭日。

慈禧的时代,还有一个中国人,常被拿来与外国人对比。此人即李鸿章。彼时李鸿章虽无世界级影响力,却堪称世界级名人。关于他的世界排名,我至少见过两种说法,一是“当今天下三大佬”,指李鸿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四任英国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一译格兰斯顿,见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二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指李鸿章、俾斯麦和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这两份名单,不论真伪,都少不了李鸿章和俾斯麦。无独有偶,李鸿章最著名的绰号,大抵便是“东方俾斯麦”。

那么,这个绰号是否名实相副呢,李鸿章能否媲美俾斯麦?首先,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不曾被称作“西方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更强的那个人,才有资格被借重、作参照。

其次,梁启超说,李鸿章被比作俾斯麦,不是谀词,而是妄言,他从军事、内政、外交比较这二人:“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结论是“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不消说俾斯麦,李鸿章连格兰斯顿都比不了,在梁启超看来,格兰斯顿是“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则是“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他们相距整整一个时代。

与俾斯麦的差距,李鸿章心知肚明。1896年6月27日,他游历欧美期间,专程到俾斯麦的庄园拜谒,极尽倾慕之情,尽管当时他在朝,俾斯麦已经下野,然而一个身败名裂,一个功成名就。除了请教的姿态,如“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最后那番留言,足见李鸿章对俾斯麦的敬重:“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须知李鸿章一生倨傲,极少低头。当世人物,也许只有年长他八岁的俾斯麦能让他如此钦服。

与俾斯麦会面之时,俾斯麦开玩笑道,法国人不会认为“东方俾斯麦”是一句恭维话,因为他们讨厌俾斯麦。随后李鸿章来到法国,迎来了另一个绰号:天朝的塔列朗。法国人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一译塔莱朗),常被拿来与俾斯麦相提并论(可参见阿·叶鲁萨里姆斯基《外交家俾斯麦》一文第四节),不过他的争议更大,哪怕在其同胞眼里,都是毁誉参半。

此人与拿破仑同时代,无论内政外交,都是一把好手;论其德行,则与才具成反比,他以贪婪、诡诈、善变著称,一生屡经政权更迭,始终屹立不倒,永保高官厚禄,据说他几乎背叛了所效力的每一个政权,故而有“叛徒”“变色龙”等骂名,那句“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正是他的名言。这么一说,我们会发现,李鸿章与塔列朗并无几多相似,法国人所赠的绰号,其实是一种嘲讽。不过,塔列朗被同胞视为叛徒,正如李鸿章被同胞视为汉奸,仅凭这一点,二人的确应该惺惺相惜。

“毕相伊侯早比肩”(黄遵宪挽李鸿章诗),说罢毕相(清末民初,俾斯麦常常译作“毕士麦”),再说伊侯:日本人伊藤博文。梁启超《李鸿章传》一书结尾将李鸿章与六位外国人对比,第二位是俾斯麦,最后一位即伊藤博文。可惜,梁启超论俾斯麦相当公允,论伊藤博文未免苛刻,譬如称伊藤博文对明治维新“未尝有大功”,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之于中国,尤其“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一语,实在贬斥过甚。倘如梁启超所言,那个时代,才学如伊藤博文的日本人不下百数——其实不用这么多,哪怕有十个——东亚史与世界史只怕都要改写了。事实上,伊藤博文的时代,能与他比肩的日本人,不过大久保利通——他被称作“东洋俾斯麦”,恰与李鸿章呼应——等二三子而已。

抛开国运、成败等因素,单以雄才和大略为标尺,论定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我看来,论雄才,伊藤略逊于李鸿章,论大略,似乎胜出不止一筹。

所谓大略,第一表现为眼光或视野,第二表现为格局,第三表现为知识,尤其从西方舶来的“新思想”。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这岂是游学欧洲那么简单呢?伊藤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对新知识一直保持源源不断的接收状态。日本有一家老字号书店叫丸善书店,创办于明治维新初期,开业之时,伊藤便是常客,平时下班,只要没有应酬,便雇车到书店二楼,在西洋书专柜之前尽情浏览,然后挑出一大堆打道回府。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期间,他和他的团队所需要的英美政法参考书,皆来自丸善书店。当时西洋书相当昂贵,花去了伊藤大笔开支,以致他死后,家中除了藏书,几无存款和值钱的东西。

由此再来对比李鸿章。如果我们读过他的文集、日谱和年谱,不难发现,其读书生活实在乏善可陈。他的开眼看世界,还停留于器物的层面,对于政法等新知识的接受度,不比同时代的知识人好到哪里去。纵使天纵奇才,怎能禁得起这样的消磨与荒废呢?就大略而言,早在1885年他与伊藤博文初见之时,便已失却了先手,此后悬殊愈发分明。“毕相伊侯早比肩”,终于是一句笑谈。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俾斯麦死前不久,访问了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望见远洋轮船纷纷出航,他低声道:“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以李鸿章的视野,在其临终之际,终究无法像俾斯麦那样预见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从他的遗诗来看,“秋风宝剑孤臣泪”云云,所感念的无非是一个旧时代的衰亡。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8年0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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