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大节与底线

  ·  2018-03-27

我的一贯观点是,这近两百年来的转型时代,考量一个人尤其普通人的大节,不要看他有没有撑起大义,而要看他有没有守住底线。

古人好言“盖棺论定”,大抵是告慰死者的一种说辞。自古以来,一向都是盖棺易,论定难,愈是大人物,愈发如此。搁在今天这样的转型时代,“盖棺难论定”渐成常态,甚至主角无须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人物,譬如那些早已被势利的舆论遗忘到九霄云外的知识人,一旦盖棺,反成焦点,死亡之于他们,不是安息,而是喧嚣,不是终结,而是开端。他们所激荡的争议,不仅关乎对个体的论定,还指向转型时代的种种难题。拿这两年的逝者来说,杨绛先生之死,引起了一场关于沉默与消极自由的争论;余光中先生之死,引起了一场告密与转型正义的争论。

这背后,还是老问题:如何知人论世,或者说,如何知世论人。我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尝试开出一些标尺,如雄才与大略、新思想与旧手段。显然,这些宏大的标尺并不适用于知识人或小人物,那么该用什么来丈量他们呢?不比大人物,小人物往往命如蝼蚁,不比政治人,知识人往往形同优伶,有时他们并非活在时代之中,而在时代之下,论断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宽容一些?

除了“持平”“忠恕”这些老生常谈,我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大节。所谓大节,即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与抉择,就是“大事不糊涂”。说白了,小是小非,如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糊涂一下,苟且一下,无关紧要;大是大非,如鸡蛋与高墙之争、正义与邪恶之战,决不能站在后者那一边。

以钱钟书和杨绛为例。有人批评他们,喜欢抓取这二人与林非、肖凤夫妇打架一事。这是1973年底的旧事,杨绛撰有《从“掺沙子”到“流亡”》,肖凤撰有《林非被打真相》,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对此,恕我直言,尽管此事关乎真相与当事人的品行,如善良、诚实等,然而说破了天,终归是个人纠葛、邻里恩怨,能上升到什么精神高度呢?先贤早就告诫我们,论人要“取大节,略小过”。

再以胡适为例。有一篇文章叫《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其实,只要稍稍了解胡适的情史,可知他一生多次红杏出墙,甚至为了与情人曹诚英结合,竟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这实在有违君子之义;此外,胡适不仅不是一个好丈夫,还谈不上一个好父亲,他对幼子胡思杜的教育相当失败。这些瑕疵,自然都可批评。但是,批评胡适风流,不该殃及他的公共形象与价值,有些人不知无意还是有意,混淆了这二者,那便陷入了误区。这里的问题,正适合用小过与大节之争来解释。背叛家庭,属于小过,背叛国家与人民,则是大节。不管有多少小过,胡适其人,一向临大节而不可夺——须知这才是君子的命意:“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由此再来说对大节的考量。我的一贯观点是,这近两百年来的转型时代,考量一个人尤其普通人的大节,不要看他有没有撑起大义,而要看他有没有守住底线。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勇于呐喊、勇于抗争、勇于牺牲,这属于典型的以大义责人;不过,哪怕“有权懦弱”,诸如沉默、退缩、苟且等,无论怎么羞辱、作践自身,都不能伤害他者,这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这一要求,似乎不高,也许辜负了“大节”这堂皇二字,只是在特定时期,能做一个大写的人足矣。能够捍卫人性的底线和尊严,便可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如果能够明确这一点,那么围绕余光中的一些争议,似可烟消云散。首先,论定余光中其人,最好把文学与政治分开,他的文学成就是一码事,政治言行则是另一码事,不必用一者掩饰另一者,更不必用一者否定另一者。其次,就政治而言,他写诗歌颂蒋经国,如“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虽嫌肉麻(李敖嘲讽道:“悲哀的马屁,臭臭的马屁,为你而拍。悲哀的新诗,无耻的新诗,为你而写。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快了我跟不上,因为我是你的狗。”)不过一来发生在蒋经国死后,二来鉴于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还是当得起“悲哀的泪水,感激的泪水,为你而流”这样的诗句,所以我以为对余光中此举,无须苛责,这至少还在底线之上。

余光中挑战底线的行为,则在1970年代。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光谱,属于右翼,余光中则以当局最忌讳的“左倾”为标签,先后贴在唐文标与陈映真、黄春明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家身上,尤其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当中,他撰文《狼来了》(见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不仅视台湾乡土文学为狼,还将其与大陆这厢的“工农兵文艺”挂钩,这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以致徐复观怒不可遏,痛斥余光中为“血滴子”:“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要言之,不管余光中的出发点是什么,从结果来看,那篇《狼来了》——连余光中自己都承认是一篇烂文章——正构成了权力者所期待的刀子。

还有告密一事。陈映真、陈芳明等纷纷指控,余光中曾将陈映真文章所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并用红笔加以眉批,寄给蒋经国的嫡系、主管特务工作的王升,这在当时,几乎是弥天大罪,幸好王升不大明白余光中所控诉的“新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求教于郑学稼,为其所止,那一场文字狱,幸而胎死腹中,磨刀霍霍的杀气,与陈映真擦肩而过。有人基于左右之争,为余光中的告密辩护,还有人认为,余光中的告密并未引起严重后果,故而不该过分非议。我则以为,告密之毒,不论结果,而在手段,这一手段,彻底摧毁了伦理与人性的底线,恶劣到无以复加。要言之,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基于什么名义,告密都不被允许,不可原谅。

以余光中为镜鉴,我们足可看见,什么是底线。人之底线,不是反抗不义,而是拒绝与不义站在一起,换言之,即不作恶,再退一步,至少不能主动作恶。那么,被迫作恶呢?这里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可以伤害自己,不能伤害他人。譬如余光中写诗,虽然说有辱斯文,这个斯文,主要是他自己,辱便辱了,冷暖自知;然而,他写《狼来了》、举报陈映真等,满纸杀机,皆指向他人,则万难令人接受。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8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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