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李鸿章之过

  ·  2018-03-26

李鸿章一生成败,都局限于“晚清”这两个字的阴影之下。他终究只是时势造出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

梁启超《李鸿章传》开篇便道:“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一代豪杰,自然不是庸人。不过他的遭遇,要说“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却也勉强,无论当年,还是今世,落在他身上的谤议都远过于赞誉,所以不妨改作“谤满天下,誉亦随之”。其所受之谤,有些纯为无稽之谈,发自闲人的私心与偏见,早已如秋后枯叶,随风飘逝;有些则属时代错位,待时代的车轮驶入正轨,国人终将发现,原来李鸿章头顶萦绕的不是阴霾,而是光芒;还有一些,却是实实在在的过错,不容遮掩与诡辩——我们说过,李鸿章是豪杰而非圣贤,即便圣贤如曾国藩,要挑毛病,不难挑出一大堆,相形之下,李鸿章毛病更多。

曾国藩以谦逊著称,李鸿章相反,素来目无余子,傲睨一世。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西人眼中,李鸿章“矜持、自信和傲慢”。不过狂傲到底算不算大毛病,只怕见仁见智,须知在乱世,谦者往往更适合守成,唯有狂者才能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与此相应的一端,则谓李鸿章心狠手辣。这特指苏州杀降一事: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八将献城投降,李鸿章进占苏州之后,不顾约定,设宴杀之,并诛其余党千余人。此事争议极大,我们且来看今人最推崇的曾国藩的评语:“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貌似一半肯定,一半否定。联系曾国藩论人的标准,譬如他评价手下大将,认为彭玉麟光明俊伟,然而本事不及杨岳斌,因为杨氏“颇狠”,言外之意,彭玉麟有时不免过于仁慈,所谓慈不掌兵,狠辣之于军人,未必是天大的缺点。而且,李鸿章的狠毒,仅仅表现于此时,纵观平生,完全当得起“仁厚”二字。

李鸿章真正的缺点,窃以为第一在贪。与其并称的晚清大佬,曾国藩、左宗棠都是著名的廉吏,张之洞虽有“屠财”之名,不过他的挥霍,更多用于公事而非私事,其身后萧条,“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足见一生清苦。与他们相比,李鸿章的手脚便不那么干净。在他生前,曾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流言,合肥是李鸿章的籍贯,在此一语双关,暗讽李鸿章如硕鼠,攫取民脂民膏,一人肥而天下瘦。

需要注意,李鸿章敛财的主要手段,并非贪污受贿——陋规所得,属于灰色收入,不该归于此列,只要身在官场,哪怕清正如曾国藩,亦难免俗——我们试想一下,听过多少他收受贿赂的故事呢,其受贿史上最醒目的一笔,即在《中俄密约》谈判期间,收受俄国人的巨额卢布,至今犹是疑案,无法坐实;而是利用政商关系,进行权力寻租,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许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都由他一手发起,创办之初,投资入股,壮大之后,股权随之增值。据梁启超说,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李鸿章皆有大量股权,如电报局,创于1880年,资本8万两,20年后,增至220万两,持有原始股者自然大发横财。对此,有人名之曰“发洋务财”,这可视为一种经济投资,然而终归是有权阶级的专利。

那么李鸿章到底敛财多少呢?关于其家产,有人统计了三种说法:梁启超《李鸿章传》云:“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称李鸿章死后“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容闳认为李鸿章的私产超过四千万。取其中者,应有千万之多。搁在今天,大概是一个中型贪官的水准。顺道说一句,袁世凯的遗产,存款、股票、房子等累加起来,估值过三百万元,与李鸿章还是有些距离。

贪腐之外,李鸿章的第二大缺点,在于用人唯亲,这与曾国藩用人唯贤,恰成对应。所谓亲,即淮军系,只要出身淮军,足够忠诚,无论贤愚,在李鸿章手下,都有饭吃,稍具才干,便可得到重用,出了事,李鸿章还会像其家乡特产老母鸡一样护犊子,或袒护,或顶罪(如叶志超在朝鲜丢盔卸甲,一败涂地,狂奔五百里回国,被朝廷革职,李鸿章还试图保护他,奏请留营效力)。这么做的恶果,不难想见。试举一例。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本是庸才,因其系淮军老人,加之对李鸿章言听计从,才被重用至此,这种人,太平时节,尚可敷衍,一旦开战,便如无头苍蝇,最终杀身成仁,被誉为“死节”,实则早已误国,于事无补。

李鸿章用人,除了唯亲,还有一个毛病:惯以名利驱人。如《清史稿》所云:“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这两点,正好呼应。如果说用人唯亲,导致李鸿章的属下“非庸碌即贪劣”,再以名利驱人,志节之士更不可为其所用——袁世凯也是这个问题。“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侯毅语)。老话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利益只可能用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对一支队伍而言,依赖利益,永远无法建构坚固的认同感。北洋水师何以“一败不能复振”,原因正在于此。

李鸿章的第三个缺点,表现于外交,晚年有一重大失误。俗云弱国无外交,李鸿章却有外交家之名,足见其本事之大。他所善用的策略,即以夷制夷。甲午之后,日本崛起,李鸿章决定联俄以制日,驱虎以吞狼。如果具备狮子一般的实力,完全可以挑动虎狼之争,坐收其利,如果只有绵羊一般的实力,纵使挑动了虎狼之争,最终受害者恐怕还是自己,1904、1905年间在中国开战的日俄战争,可为印证。

所谓联俄,指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赴俄之前,李鸿章在上海告诉黄遵宪:“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中俄密约》签成,他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在他死后,黄遵宪挽诗云:“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结合后事来看,此诗简直具有一种先知的力量。如你所见,中国近代史上,俄国及其后裔对中国的伤害,与日本相当,如果不是更大的话。

除此三点,梁启超指出,李鸿章的见识,亦成问题,故而有“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之叹。其书中有一段评语:“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这么说,近乎春秋责备贤者,然而我们既然推许李鸿章为晚清第一人,这样的责难,并不过分。说白了,李鸿章一生成败,都局限于“晚清”这两个字的阴影之下。他终究只是时势造出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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